一、研究现状

现代以降关于两宋词科的研究，笔者见及最早的相关考述是聂崇岐发表于1939年的《宋词科考》一文。[49]这篇文章首次详细考证了宋代词科的沿革、应试之资格及手续、考试之门类以及登科官职录，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宋代词科人士名录，对宋代词科的研究有开创之功，内容较为全面、完整，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民国时期，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在第六章“宋代的考试制度”中也简单介绍了博学宏词科，将其列入“两宋时期与制举类似的科名与考试”一类，作了简略说明。[50]其后，词科研究经过了长时期的沉寂。1986年，林瑞翰在台湾发表《宋代词科考》，[51]主要从制度的角度梳理了宋代词科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杨旭辉《宋代秘书制度述略》一文在论述宋代秘书选拔部分时提到词科。[52]近些年来，随着宋代制度研究的深入，一些关于宋代典章、科举、官员选任方面的专著对宋代词科有所涉及。如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53]、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54]、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55]、张希清等《宋朝典章制度》[56]、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典章制度卷）[57]等书，对宋代词科均有论及，尤其是张希清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一书，对宋代词科的设置情况疏理得尤为清楚。文学研究方面，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宋代科举与文学》等书也分出章节专论词科制度，对词科设置的历史背景、科名变迁等加以考述，其《宋代词科制度考论》[58]一文，对词科科名变迁、程式格法、盛衰等作了考证，将其源流变化论述得较为清楚。另如钱茂伟结合王应麟《玉海》的编纂，讨论唐宋词科的设置与演变，[59]等等。

学界对词科与宋四六关系的探讨，较早的有刘麟生出版于1937年的《中国骈文史》。刘麟生在该书中指出宋代博学宏词科所试有十二种文体，从中既可见四六发展之盛、应用之广，亦可见四六之弊的由来。[60]不过他未针对词科与四六的关系展开论述。聂崇岐发表于1939年的《宋词科考》一文，最后指出“词科试格，侧重四六”“用致北门西掖之选，半属雕辞琢句之徒”，[61]对词科的负面效应有较为精当的概括。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宋代科举与文学》也指出了词科与南宋骈文繁荣的关系。当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在论及词科与南宋文学的关系也有所提及，如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第五章“宋代文学与科举”的第五节以“词科的设立与南宋文学”为标题，[62]简要介绍了词科的设置及其与南宋文风再度昌盛之间的影响。

至于词科专论文章，除前面已提到的几篇外，近年来的代表论文还包括：徐红、郭应彪《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63]将宋代词科年代不详之中选者14人列出简表；曹丽萍的《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发展的影响》，[64]将研究视域集中在南宋词科与骈文的关系上，提出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影响这一重要论点。另外，曹丽萍的博士论文《南宋四六文研究》，[65]其中的章节也涉及词科对南宋四六文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与词科有密切关系的专题考述。钱志熙《唐宋“词学”考论》[66]一文，以曲子词之外的另一种“辞章之学”作为研究对象，详细论述“词学”源流与内涵的演变，其中谈到了唐宋时代博学宏词科的设置情况，指出到了南宋，“词学”成为博学宏词科的专名。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一文，[67]也指出词科出身的四六名家对南宋骈体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大多数涉及词科的专著或论文，往往偏重于词科制度本身的研究，述及词科与文学的关系时，一般统称词科促进了南宋骈文的繁荣等等。但词科究竟如何促进了南宋骈文的繁荣，词科在哪些方面与文学有直接的关系，相关深度论述还显得缺乏。而且目前为止，还未有一部关于宋代词科与文学的专题论著，这是与宋代词科的重要性不相称的。与“词科”有着紧密关联的还有“词学”这一概念。与南宋文学的丰富性相比，从“词科”“词学”角度的挖掘，目前也未引起足够关注；词科以及“词学”的概念指称以及反映出的南宋人的词学观，其在文学活动中的具体影响与文学风向转变的内在脉络究竟是怎样的，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以下我们先从几个概念的历史演变入手，以此引入词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