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学、词人、词臣等相关概念的梳理
词科首先是一种考试制度，与宋代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不同时期，词科固有不同名称，包括“宏词”“词学兼茂”“博学宏词”“词学”等，不论如何组织其名，“词”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宋人缘何因“词”而设“科”，抑或为设“科”而求“词”？有形的制度史只是浅表，其中涵盖的问题不是仅仅靠制度史就能够解释的。在着手研究作为制度的词科之前，笔者想先引入词学、词人等一些相关概念，作一些初步的文化史学的辨析。
宋代以及以后的“词学”，固然可以指我们耳熟能详的曲子词，但唐宋人经常提及的“词学”（或“辞学”），实际上是指与应用文体相关的铺采摛文之学。到了宋代，“词学”在此前的基础上，更与具体科目也就是词科产生关联，促使“词学”的含义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延伸。“词学”一词由唐至宋的演变，颇有探讨的价值，但学界目前对此还鲜有关注，笔者仅见到钱志熙先生的相关考论。[68]
梳理“词学”这一名称的源头，则可以发现，词学基本上是从六朝以降注重文辞的写作传统而来的，这个写作传统是以摛文绘藻的辞章之学为核心的。钱志熙先生《唐宋“词学”考论》一文，首次对“词学”一词作了详细考证，指出“词学”一词实自唐初开始流行，“唐代词学一词的发生，与六朝以来统治者重视辞章之学、朝廷文学侍从制度的日趋完善，以及科举、制举的重视文辞艺术的风气都有密切的关系”，“词学一词所包含的文学观，是明显地延续以属词比事为核心的六朝文学传统，而其在文体方面，又是侧重于骈俪辞章与官方的纯杂文体”，指出“词学”一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官学化，这些理论上的梳理已经使词学的面貌较为明晰了。
词学之所以走上官学化，与南北朝至唐代的官方文化制度的保障有着紧密的联系。
具体说来，词学兴起的关节点在于南北朝至隋唐。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总结说：“自北齐至隋，词学汇兴。太宗又置文学馆，收拾时彦。名章俊笔，相继而起。”[69]清代的孙梅也指出：“自陈、隋以讫唐初，词学大兴。”[70]这里叶适与孙梅二人所指出的词学兴起的时间段基本一致，也就是从北齐（南朝为陈）至唐代。此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北齐（南朝为陈）至隋，这是词学兴起的第一阶段。这一期间，北齐立有文林馆，用以征文学之士；隋代也设有文林郎。从隋至初唐，是词学兴盛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唐太宗设立文学馆，汇集四方之士，掌管文史撰制之职。这些以宫廷撰制为固定职业的文人，熟悉文史、典章、制度、礼仪等等，以备翰苑掖垣写作的储备与调用。类似官方行为促进了词学的兴盛。
以官方撰述为中心，自唐代开始，词学概念的沿用已经使这一称指的主体，倾向于专指那些擅长文字技艺、富有才情的人士，他们所擅长的，不仅包括应用文，也包括了诗赋等纯文学方面的写作技艺，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广义的文学。这种对能文的形容较多地出现在盛唐以后的朝廷制诰中。例如盛唐时期，苏颋所草《授贺知章起居郎制》称贺知章“业优词学，时重才行”，[71]《授于光庭闻喜县令制》一文称美于光庭“早闻诗礼，兼著词学”；[72]孙逖《授崔翘等诸州刺史制》也有“词学为门，贞廉作吏”[73]之类的评价，这些例子里的“词学”既与学行、教养密切相关，也大多偏向于对文士所作文章富于藻采的形容。至于其指称对象，则包括了擅长不同文学体式的文人，其中有以诗歌擅场者，也有以拟作诏书公牍等文章著称者，其共同特点是能文。对他们则冠以各类修饰语，如“词学富赡”“词学精敏”“词学清赡”等——大多称赞某某文人对文体的精熟、文思上的敏捷与文本在内容与形式上体现出的博赡渊雅等特征。这种特征与六朝时期声律、对偶之文初盛时的属辞比事、词采纷繁之作相比，因为有帝国文化的熏陶与儒学等其他门类的辅助（包括唐代对文儒的重视等），更显得“文质彬彬”，[74]其体现之一就是唐代的“大手笔”之称。[75]“大手笔”的称谓包含了唐人对润色宏业、对风骨与刚健之美的推崇。虽然中唐以后唐帝国经历了政治上的衰落，但对大手笔及其背后代表的词臣文化的推崇是有增无减的，而且在几个世纪间都有稳定发展的趋向。[76]
除了用作对文学才能的形容以外，唐代还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将“词学”与官方、官学相关联，甚至成为官职的名称。《旧唐书·职官志》叙及唐初翰林院待诏中也有“词学”一职：
这里的“词学”是一个官职名称，胜任此官职之文人的特点，与以上我们分析过的“词学”的含义应是重合的，这也强化了“词学”一词的官方印迹。
古代“学”包括儒学、文学等，多指某一门类的学问。“词学”从起源上讲，属于广义的文学的一个分支。从陈、隋到初唐这几百年，词学与文学在概念使用上基本保持着同步。在唐代，“词”与“学”的连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其本义来说，属于重词之学，也即近于“文学”之义；另一种则是“词”与“学”并指。并指的情况还可以从“词”与“学”并用的例子看出来，如李峤《授张沛司膳少卿制》：“新除齐州刺史张沛，礼义高族，忠贤令绪，才优识通，学敏词赡。”[78]李虞仲《授学士路隋等中书舍人制》：“奥词达学，伟望清规。”[79]这些例子或是“X词X学”，或是“学X词X”，均将“词”与“学”并提。注意到这种情况，便可理解“词学”在不同语境下的指称有些微的差异。关于儒学的发展脉络，《旧唐书》中总结说：
唐代虽朝廷内外仍缘以儒术，但实际上重文轻儒。唐儒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主要还是沿袭汉儒的传注方式，并不像宋代那样，从天理、性理、理气、心性等等层面切入，进行宇宙观与人道观方面的哲学思考。
唐代词学的兴起离不开唐代重文的环境，突出的反映就是《文选》之学的兴盛与经术的相对衰落，这种经术缺席而诗文大盛的局面，给唐代词学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土壤。《文选》学在唐代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选学之名，昉于唐初。自曹秘书播斯兰茝，李崇贤绣其帨鞶，津涂既辟，缵述日盛，门分类别，人各为书。”[81]“曹秘书”指隋唐之际的曹宪，曹宪撰有《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李崇贤即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除此之外，唐代还有私家注《文选》者数家。《选》学之兴盛可见一斑。《文选》之学与科举之学密不可分，像杜甫诗云“熟读文选理”（《宗武生日》），即是鼓励子弟熟习《文选》，应对科举。[82]《文选》学到了宋代，总体上不如唐代兴盛。宋初文学仍沿五代之习，以对偶骈俪为胜，《文选》学仍然较为流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列举宋初时为文喜用代字，乃是摭采自《文选》，[83]其实就说明了宋初以《文选》为矜式作文的现象。但后来的批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宋初的文学风气渐渐成为否定对象。仁宗以后儒学兴盛，《选》学中的辞章之学相形消歇。在儒学的兴起与文学风气的转变之外，《选》学的衰落，也有科举改革方面施加的影响，即与熙宁变法有关。“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84]熙宁、元丰之后，新学大用于时，诗赋衰落，辞章之学研习的空间也更为狭窄。《文选》以选文之词采络绎著称，研究《文选》即往往是沿袭六朝的文学风气，体现出对辞章的偏嗜。而且宋人看《文选》，无论是内容还是编写体例，都有很多值得商议的地方。苏轼就不喜《文选》，他认为《文选》编次无法，萧统遗略陶渊明、疵议《闲情赋》之行为，“乃小儿强作解事者”；[85]葛立方也在《韵语阳秋》里批评《选》诗“骈句甚多”，认为“恐不足为后人之法也”。[86]这些或从理念或从形式上对《文选》进行批评。当然，《文选》之学虽然于宋衰落，但从宋初至宋末，还是有一些专书来讨论《文选》的。但大体说来，选学在宋代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到了宋代，“词学”一方面沿袭唐代以来的定义，另一方面，也由单纯的辞章之学往前更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词学的含义与侍从之臣的关联较唐代更为紧密。这从宋代“词学”一词多数的施用场合可以看出来。曾巩《著作郎制》指出“麟台著作之任，郎以词学为之”，[87]陈应行《吟窗杂录》称张沆“少力学，攻词学，两为翰林学士”。[88]王禹偁也以“词学敏瞻”著称。[89]王庭珪《答杨廷秀》称：“少年登科，未足为左右贺；一日相见，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兹可贺也。”[90]这里的“词学”还是指以属文施藻见长的文学才能。以上这些用法与唐代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在某些场合下，“词学”一词的使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曾巩《杨亿传》记载说：“真宗常谓王旦：‘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91]杨亿是西昆体代表作家，以摛文绘藻的骈俪之文著称。真宗特别指出杨亿以其词学被同时代人奉为圭臬，其后的刘筠、宋绶、晏殊等人均以杨亿之词学旨趣为宗尚。作为台阁诗人的代表，其“词学”之“词”的体现有着特定的施用范围。周必大《周漕颂德》云：“问学造圣人之旨，词章为王度之华。”[92]也是将词章与丝纶之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显然是御前侍从文人理想的一种文学职能，与官方的翰苑掖垣文学有着更深层的联系。以上所举的例子中，与词学才能相称的职位基本均与馆阁、御前文学之职有关。相比唐代，“词学”作为广义属辞比事之学的一面更为专门化了。
其二，较之唐代，宋代“词学”与儒学的关联也更为紧密。南宋张扩在所草制文中称沈介、洪适等“咸以时望，擢秀儒林，或中国家词艺之科，或蕴父兄渊源之学，器识可以致远，议论可以济时”。[93]张扩说的词艺之科也就是词科，不仅其试重在词艺，也重儒学。这就进一步脱离了唐代韩愈那种视词科为俳优的观点，将之纳入传统的儒学中，使得对文章风华的倚重同样成为儒者之事。《宋史·周必大传》称孝宗欲觅合适的词臣，与周必大分行其职，故问周必大：“吕祖谦能文否？”周必大对曰：“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94]周必大与吕祖谦均由词科入等，周欣赏吕的学养，认为吕的优点还并不在于孝宗所看重的“能文”，而是以学养胜此任。这些都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在考察词臣等文职人选时，在词臣的学养方面予以特别重视。重视学养与儒学本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南宋士大夫经历靖康之变的震动之后，集中心智讨论时政巨变与学术之间的关联。就儒学本身的内在路向而言，北宋以迄的儒学内部已然孕育潜在的发展力量，在内外概念、阐述方法、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所积累与演进，这也使南宋儒学在北宋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广大、深微，向纵深方向发展。宋代本身既是儒学兴盛时代，也是士族群体兴盛的时代，总体说来，士大夫、儒者、词人的诸多形象并不冲突。一般认为，词科与理学相互扞格，互相争抢阵地。但笔者通过详细的考察，认为词学人士中的许多人与理学都有深厚的关联，词学与理学也有深密的联系。这在本书第七章还会重点谈及。
自南北朝至唐代，历代史书在论及“儒学”时往往强调“累世儒学”“世业儒学”等等，[95]这实际上反映了从南北朝至唐代，士族门阀观念一直不曾消歇，所以才有累世夤缘为儒的现象。这种情况直至宋代，无门第的寒素文人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核心实现的情况下，才真正消失。宋代虽然也有累世业儒、笃礼博文的文学家族，但家族的第一代成员往往是寒素出身，其后人虽然也受恩荫等例，但由恩荫进入仕途之后，升擢有限。儒学家族进入上层政权的核心途径，基本上还是依靠科举考试来完成，实则士族门阀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前面说到，唐代的儒学与家族、门阀有着很大联系，而宋代的儒学除了家族传承之外，师承关系也对儒学的兴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汪藻总结说：
从北宋前期胡瑗、孙复、石介开门授学开始，习儒者转益相师的情形层累不穷。全祖望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97]学统兴起意味着学术传承的门径已开，宋代这种以师承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学术团体，性质与东晋以来门阀世族集团的利益团体完全不同，它们催生了新儒学的生成，带动整个思想学术界的重学养与思辨倾向。
至于“词学”之“学”，究其渊源，在唐前与官方采取的重文措施有关；在对个人进行评述时，“学”又常常与学养、学思相结合。在宋代尊儒重学的思潮下，对“词学”一词的指称，其背后的含义往往是既重“词”又重“学”的。如陈襄论刘挚“性行端淳，词学渊远”，[98]已不单单指文辞；陈渊《辞免举贤良状》一文中也有明显的用例，陈氏在文中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试之以六论，词学俱优”。[99]明确将“词”与“学”并举，也显示出“词学”在时人的心目中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北宋元符年间试中词科的葛胜仲，在《谢试宏词及三经义入等启》中形容词科所得之人，“文列班、扬之伯仲”“学通游、夏之渊源”，[100]即指出词科人士不但以铺张扬厉之文为国家润色宏业，而且以博学笃志的态度研习、传播儒学经典，这也体现出词科所试的两个层面——“词”与“学”并重。
具体说来，这一变化可追溯至中唐时期。初盛唐儒学往往守在传统儒学的界域里，以经术为主，但到了中唐时期，开始示以新变。陆贽称：“臣谬以儒学，选居翰林。”[101]儒学在唐代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存在，将儒学直接与内外两制挂钩的情况较少见。陆贽将儒学与词学相联结的说法，意味着儒学通过翰苑掖垣文学这一途径，与王度之华发生了关联。其后，元稹在一篇文章里，也点到了儒学与文章相联结的可能性，并且涉及当时的世家大族：
郑氏之出身仍然不脱门阀世族的影响。须注意的是，元稹此文中提到的“余力”，指道德、德行之余力。“余力文章”，指的是以德行余力作文章，但何以“遂成儒学”离不了文章，仍是德行、文章并重的观念。唐代人经常将道德文章作为共同的追求并提。元稹这里将道德文章与儒学并称，并且“余力文章”变成“儒学”的一个形成前提，表明文章并不仅仅是为词人所擅，也可以成为儒者进取之阶。当然，这里的文还是广义的文，并不是仅指诗赋等狭义的文章概念。陆贽、元稹等对儒学一词的用法表明，到了中唐时期，词学与儒学并举的现象已出现较多，随着韩愈等人对道统的重新提出、复古思潮的兴起，儒学在士大夫与文人群体中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儒学一词的含义向宋代的转化，中唐是一个重要时段。
到了宋代，“以经术魁儒科，以词章鸣海内”，[103]这样的提法就相当普遍了。儒学与词学并行不悖。宋代儒学以理学为最显著代表，从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以迄朱晦庵，一脉相承。当然，儒学的范围要大于理学。钱穆将宋代儒学分为三个部分：“一曰政事治平之学，一曰经史博古之学，一曰文章子集之学。宋儒为学，实乃兼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并包为一。若衡量之以汉唐儒之旧绳尺，若不免于博杂。”[104]宋代儒学有较为宽泛的关注面，经史之外，钱穆甚至认为其包括了“文章子集”之学，宋儒之包蕴广阔可见一斑。儒学之“学”一般指儒家经典，但其实宋人在论学时，还常常囊括释、老、阴阳等内容，多称赏士人学术背景的多元与驳杂。夏竦以翰苑四六著名，《宋史》本传说他“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105]这种广泛的、可随时调用的知识储备也是朝廷士大夫学养构成的一部分。孙觌称汤思退以“雅健之文”“淹贯之学”而掇词科[106]，文不涉华，而偏于雅健；学既须广，也须作贯通。两者须互相磨砺，互为补充。唐代李邕所谓“或礼乐国工，或词学时秀”，[107]经纶国工与词学之前还是可分离的，到了宋代则可纳入同一个系统，这也是宋代词学在内涵方面的一个大的变革。
宋代“词学”不仅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有所发扬，“词学”的内涵在宋代还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与具体的科举科目——词科产生关联。
随着词科的兴盛，与官方制诰密切相关的词学也成为一门显学。开始出现较多的以“词学”指代一整套词科应试的特定内容与文学样式的情况，或者就直接用“词学”指代词科。这样的用法，在南宋词科人士的文章中多有所见。如洪适的《陈岩肖礼部员外郎制》一文称：“太上皇帝取祖宗词学之科，新其名，更其制，始许公卿大夫之世与登进士第者，角其艺而选之。”[108]这里的“词学之科”即指词科。再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收录《西汉诏令》一书，曰：“吴郡林虙德祖编。……虙尝试中词学。”[109]也是用“词学”来指代词科。“试中词学”也是宋代惯用的说法。南宋文人在试中词科之后，依照惯例须写谢启，故而留下了一些内容与意旨较为雷同的启文。洪适、周必大试中词科后写有《谢试中词学启》，均以“词学”指代“词科”。又，周麟之《周必大试中词学循一资制》亦云：“国家自绍圣以来设词学一科，搜取异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为多。”[110]同样是以“词学”代“词科”。叶谦亨称周必大为“甲科之选”“词学之英”，[111]袁桷称南宋后期江西学人陈万里“壮岁，慨然慕词学，故于章启语尤精”，[112]这些“词学”也都有确指。可见以“词学”代替“词科”的用法在南宋已经相当普遍化了。词科内容取资较广，需要举子学以专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准备，在以“词学”代“词科”时，实际上说的是一种专门之学。
北宋的二程将当时学问分为三种：“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113]从某种层面上说，清人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正好与之对应：辞章即文章之学，考据即训诂之学，义理即为儒者之学。在二程这样的理学家看来，“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114]。而“词学”的概念，与文章之学的概念部分重叠。词科兴起之后，常以“词学”指代词科之学，实际上词科之学可以归为注重词采华美、应用性较强的那部分文章之学，属于文章之学中与抒发内心情感的类型较远的一种类型。有学者认为，文章学在宋代出现了从以骈文为中心到以古文为中心的转型。[115]这是基于宋代文学的大环境而言的。而公私应用文学方面，骈文这种文体仍然不可缺少。词学虽然也包括古文，但它并不以古文为中心，而是出于修辞运用的需要，对骈文措意更多。司马光称自己“拙于文辞”“至于代言视草，最其所短”，[116]则对视草代言为己任的词臣来说，关注重点仍是文辞，这种对文辞、修辞的倚重无疑是为官方应用文体服务的。
与“词学”有关的“词人”（“辞人”）概念，也有相应变化。“词人”即富有词学之人，这一词从汉代始即已出现，一般用来指代善搦藻翰的文人。从汉代到南朝，“词人”概念具有稳定、明确的内容。扬雄将词人与诗人对举：“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丽以淫”即代表了时人心目中词人的特点，也即注重文词典丽，缺点是不知涯度，暗含了时人的批评。词人群体的兴起是魏晋时期开始的，其背景在于文学地位的提高与文人文学创作的繁荣。司马光说：“自魏晋以降，始贵文章而贱经术，以词人为英俊，以儒生为鄙朴。”[117]将词人的兴起系在魏晋时期。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一文说：“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118]其中“词人”一词几可概括魏晋、南朝以来大部分以文辞见长的文人。刘禹锡将“词人”标志性出现的时间定在建安年间，在当时似乎是较为普遍的共识。颜真卿亦云：“彼建安词人傥在，不得居其右矣。”[119]按照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铃木虎雄的说法，魏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120]建安以还的文人的群体涌现与文人诗歌内在空间与力量的拓展，使词人群体的特征更显突出。南北朝至唐代的文学批评家并不可能站在20世纪文艺理论的创作主体的角度揭橥相应概念，但建安时代“诗赋欲丽”的观念与词人的蔚起乃是后代文学评论者的共识，“词人”也已隐含有群体性的概念。
至于词人的特征，也有一定的稳定性。扬雄对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有所划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多处论及“辞人”，如“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定势》），“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等等，“造情”“诡巧”之说都包含着明确的贬义，跟扬雄的说法一脉相承。《明诗》篇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余尝题其后曰：世之词人刻意文藻。”[121]词人的核心特征就在于注重辞藻、务华弃实。唐代的“词人”概念延续南朝的相关概念。刘知幾在《史通·自叙》中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122]着眼于词人摛文绘藻的特点，他所说的“其体非一”，即是指这种擅弄藻彩的方式通过多种风格表现出来。刘知幾以史学家的眼光打量擅长妙笔文章的作家，认为词人所修史书，“远弃史、班，近宗徐、庾”，[123]不但以文胜质，甚至文辞胜过史实，与汉代质朴求真的史学越来越远，几乎陷于“轻薄”的境地，这是他所反对的。如用“文”“笔”或“诗”“笔”的概念来区分，那么唐人所说的“词人”还是以“文”或是“诗”为主，如经常说的“词人墨客”，即是指易于感发情志，擅长诗文的文人，而非指以公私文翰、指陈时事之“笔”见长的士人。殷璠《河岳英灵集》提到陶翰时说：“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124]其潜在之意大概是说，词人大体以“诗”擅场，而在“笔”方面所得较弱。这种评断符合“词人”一贯的使用方式。
宋人的“词人”用法有沿有革。沿的方面体现在，他们基本肯定了词人在“文”胜于“笔”方面的内涵，用“词人”指代“文人”。有时也会用“词人”来指代依附于官方势力的文人群体，如胡寅《和仲固春日村居即事十二绝》云：“试从大雅歌莺谷，未羡词人侈兔园。”[125]这里的“词人”应是指西汉司马相如、枚乘等附于权贵、以吟咏为职事的梁园宾客。当然，胡寅的用法并非特指，毕竟依附于贵族势力的梁园宾客与之后出现的“词臣”概念，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沿用传统的词人的用法之外，宋人文章中用“词人”指代“词臣”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使得“词人”一词中包括的纯粹的文才部分较唐代更为弱化，也更多地用来指涉专门草写官方应用文学的文人群体。如真德秀称：“某尝窃论南渡以来词人固多，其力量气魄可与全盛时先贤并驱，惟钜野李公汉老、龙溪汪公彦章及公三人而已。”[126]真德秀将李邴、汪藻、楼钥三人称为南渡三词人，此三人全部担任过两制之职。我们知道，宋代文学侍从一般称词臣，也即谓词学之臣，主要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执笔词头、代王者言的御前文人。真德秀直接以“词人”替代“词臣”，王应麟的《小学绀珠》也用此种说法，可见当时以“词人”代“词臣”已较为普遍。在这种语境下，“词人”一词剥离了它原有的以文采为主的含义，变为专门用来指称特定的文学侍从群体。
与“词学”的内涵不断发生演变不同，北宋前期开始，“词臣”一词的用法就已经相当固定了。仁宗明言：“两制词臣，以文章为职业。”[127]即简洁精练地概括了“词臣”的身份与特征。编纂于宋初的《册府元龟》设有“词臣部”，在该部的总序中，论者梳理了先秦以来的“词臣”概念的演变，其后所列举的“词臣”范围自西汉至五代，实际上已经勾勒了宋代馆阁文人观念中历代词学、词人的承传图景。其中将词臣分为“选任”“恩奖”以及“才敏”“器识”等几个部分加以介绍评述，前两者从制度选拔层面上讨论，后两者则代表了时人对词臣所具有特质的期望，包括文人所称羡的焕然成章的文才以及在对政事的深度参与中体现的智慧与器识。在评论者潜在的观念中，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当时对词臣的期待并不仅仅集中于对其文章、器识的综合考量，而是希望发挥其立朝之影响，成为一时代文学的中流砥柱。例如张守称孙觌合文学、政治为一科，以文学之博古通今辅以政治之练达，堪为国用。[128]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上奏西昆诗人所作《宣曲》一诗词涉浮靡。真宗说：“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129]于是下令颁布禁浮文诏。杨亿等人在诗歌中写前朝之事，露骨之内容与浮艳之文辞均属小道，不符合雅正之大义，这是君主难以容忍的。在最高统治者看来，词臣虽然以文辞见长，但本质上应为“学者宗师”，应是有学问根柢的文坛领袖式人物担任，而非参与传播浮靡之风气。可见对词臣群体之于一时代之学术、文学的建立是有所期待的。罗从彦在靖康初撰写的《遵尧录》一书中，记载宋太祖召陶穀为学士事，末云：“卒使天子致礼于词学之臣。”[130]这种将君主对词臣的优待传为美谈的故事，在宋人笔记中常有见及。南渡之后，高宗、孝宗对待词臣亦较为优厚。洪箴在为张纲撰写的《行状》中说到南渡之初，“方多事时，书命填委，公（按：指张纲）洒翰泉涌，事辞俱称，玉音称奖，谓比年词臣鲜能及之”。[131]高宗、孝宗对诏敕与词臣人选颇为留意，高宗亲自擢拔“三洪”，奖掖洪氏门风；孝宗在东宫时就已留意周必大文章，目其为未来词臣人选。洪迈《容斋随笔》中不仅频繁使用“词臣”一词，还将其与“谏臣”等概念并立：“蔡君谟一帖云：‘襄昔之为谏臣，与今之为词臣，一也。’”[132]两者的分界在于，谏臣立朝以言，而词臣则立朝以文。南宋时期，对词臣“大手笔”的推崇依然有其历史延续性。宁宗、理宗朝词臣赵汝谈卒后，刘后庄撰有挽诗云：“起掌端平制，萧萧素发新。更生宗室老，太白谪仙人。贵矣狨施马，悲哉笔绝麟。谁为篆华表，题作宋词臣。”（《挽南塘赵尚书二首》其一）将赵汝谈之文章作为时代之大手笔看待，这是自唐代燕许以下的台阁文学所代表的正统文学观念的延续。以上所举诸例可见，从宋初至宋末，词臣一词的含义基本固定，指涉也很明确，虽然内涵丰富，在不同时期、不同用法中指的侧重点有可能不同，但其含意自始至终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与唐代一样，宋人也重辞章之功。而这种辞章，往往以担任朝廷两制之职、代天子立言为最高理想。在宋人的言论中，随处可见对文人身居代言之职的艳羡。南宋的王十朋称美王刚中代言之文，将之与子产、陆贽并提：“至若子产以润色有功而立郑，宣公以代言振职而兴唐，相业可嘉，起于辞令。”[133]均是将文辞之称职与否和帝业、相业之升沉荣辱结合起来。
天水一朝文治猬兴，自上而下对词臣的礼遇与看重也显示出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观念。宋人视词臣为清美之职。太宗对宰执近臣说：“词臣实神仙之职也。”[134]蔡宽夫《诗话》说：“玉堂尤天下文学之极选。”[135]王珪《谢翰林学士承旨表》：“窃以极儒者之荣，独高翰墨之选；鼓天下之动，莫如号令之孚。”[136]宋代是士大夫文化发扬最畅烈的时代。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清要之职，不但在仕履上有进一步位登两府的可能，仅是为天子立言，即可称得上是“极选”了。这中间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沉淀。与词臣有关的“词宗”，在宋代也更多地被赋予了学养的含义。
与“词臣”相关的还有“词掖”“词场”“词禁”等概念，名称上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所在的西掖、北门等地理位置相关。像洪适的《蒋芾起居郎制》曰：“吾方陟尔曲台，置尔词掖，而训辞犹未出也。”[137]又有《回秀州姚知郡启》曰：“叨荣禁路，备数词垣。”[138]均是以词人所在之机构指代特定的职务。士人登词科又有“上词坛”一说。洪适词《江城子》云：“当年提笔上词坛。琢琅玕。涌波澜。晁、董声名，一日满人间。”这里的“词坛”乃是专指，与曲子词并无关联，是说他自己由词科入等，甄为词臣的这段经历，所谓声名“一日满人间”，显示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词臣容易站在一时代文风之瞩目之位置。这是与其台阁代言的特殊性密不可分的。“词场”一词含义较为丰富。史浩在《谢王承务惠诗启》中云：“某人词场老骥，文海修鲸。”[139]这里“词场”是与“文海”相对的用法，泛指文苑。而与词科相关的词场，则专门意指词科。
另外，还有概念如“词业”，意指辞章之技艺。其开始的用法即与侍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唐代李德裕在《与桂州郑中丞书》中说：“小子词业浅近，获继家声。武宗一朝，册命典诰，军机羽檄，皆受命撰述。”[140]此处已将“词业”与册命典诰、军机羽檄等挂钩，并且包含了可以力学以致之含义。但这样的说法仍然比较少见。到了南宋，词科声名卓著，一般说的词业均与词科有关。如《宋史·洪遵传》载洪氏兄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号。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词业，夜枕不解衣”。[141]这里的“词业”即指课试词科之准备内容，并不仅仅指代某类文体，而是直接与考试科目关联。这也是相关概念的平移。
系统梳理词学的脉络之后，我们可发现，“词学”一词的内涵，从六朝时的重在辞章之学，到专指以宏肆典丽为主要特征的官方应用文字，从唐代就已开始，到宋代则有更明确的固定与发展。由于南北朝以来官方文化的提倡，而逐渐具有隶属于官方文学的特征，其指称与南北朝至唐代官方对文学的褒扬以及在此环境之下，文人汇集、互动产生的文学活动有关。唐代往往以富有词学评价那些擅长文字技艺、有才情的文人；而宋代词学在沿袭唐代概念的基础上，由单纯的辞章之学往前更进了一步，另外还出现一种新的用法，即是与词科直接挂钩，开始出现较多的、以词学指代一整套词科应试的特定内容与文学样式的情况。历史上的“词学”一词，从原先以辞章为中心的文学观，发展到与官方崇文行为密切相关的阶段，并将这两种发展路向逐渐融合到一起，其在近世的含义已较为明朗。而随着官方选拔抡才制度的完备，专科取士制度的成熟，宋代的词学也与词科、词臣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固定的指代。这是我们在面对“词学”这一概念时，所必须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