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古代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已有相当大的推进，在相关领域中，其中的重要一项即是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研究。20世纪80年代，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1]一书发其嚆矢，就唐代进士行卷的若干方面进行考索，探讨有唐一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2]一书则采取文史互证方式，从科举制度与文学在诸多层面上的互动影响展示从文史综合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此后二三十年间，此类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就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而言，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学人论著，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文学思潮，或从具体科举事件着眼揭示宋代知识群体的观念与整体风貌，在科举与文学关系方面取得斐然成果。[3]如何在科举与文学的研究领域继续挖掘深入，寻找新的研究点，成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书即选取词科这一科目，围绕宋代词科与文学的关系展开讨论。一般说来，在关于宋代的科举研究中，常举特别是进士科的研究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多，制举与词科既不常设，其得人情况与常举无法相提并论，故而受到的关注较少。不过如果我们还原宋代科举的历史情境，则会发现，词科实际上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前中期颇为重要的一个科目，在当时受的关注尤其多。本书所论词科，是一个总称，在宋代不同阶段有不同称谓。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首立宏词科；翌年立宏词科考校格，正式开科取士。徽宗大观四年（1110），将宏词科改为词学兼茂科。南渡以后，词科制度得到延续，高宗绍兴三年（1133），词学兼茂科改为博学宏词科；理宗嘉熙二年（1238），另设词学科，降等取士，同时博学宏词科不废。以上科目统称为“词科”。总的说来， ；词科在两宋前前后后盘桓了一百余年的时间。
就其性质而言，词科“是为选拔起草诏诰以代王言的人材而特设的科举考试科目”，[4]其设置意图与功能有颇多可注意之处。唐代“词科”原本具备两种含义，一种是指进士科，一种是吏部选科目中的博学宏词科。宋代的词科，其名称袭自唐代，但所试内容大有差别：唐代的博学宏词科主要试以诗、赋、论，所试内容接近常举科目；而宋代词科所试，绍圣二年定为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诫谕、序、记等九种；大观四年除去檄书，增入制诏；绍兴三年，词科固定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十二种文体。追溯词科其源，实因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执政，一意反元祐之法，恢复熙宁经义取士制度，朝廷应用文章的写作人才相形见绌。为补此之失，立宏词科吸纳专门人才。王安石经义取士后，诗赋既罢，试以词学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词科这里。
词科与南宋四六文的兴盛实有不解之缘。南宋人对词科与文学尤其是四六文的关系，已有所体察。谢伋《四六谈麈序》称：“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5]刘克庄也说：“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6]均指出词科与南宋四六之间的关系。现当代学者在论述词科时，也往往指明这一点。民国时期金秬香所著《骈文概论》，书中下的一个判断是：“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滕庾、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之伦，在博学（弘辞）[宏词]科，最为杰出，而有文名。”[7]南渡之后，除绍兴十三年、绍兴二十七年，臣僚两次建言将经义、诗赋合并一科并各尝试一举外，常举一直沿袭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制度，较为稳定。金氏所说的对骈文施加直接影响的科举科目，主要就是词科。当今文史学者在论及词科与文学的关系时，对此也有较为统一的结论。如祝尚书先生认为：“在北宋古文运动之后处于弱势地位的骈文，能够在南宋复兴，主要推动力正是词科。”[8]曾枣庄先生也指出：“宋代四六文的鼎盛期则是南北宋之际及南宋前期，这是古文与骈文并兴的时代，四六文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出现了大量总结四六文写作经验的四六话。这与博学宏词科的设置有关。”[9]关于词科对南宋骈文起到的推动作用，学界的看法基本上一致的，没有太多争议。
那么，为何词科会与南宋骈文的兴盛发生关联呢？首先在于，词科所试，包括制、表、箴、颂等应用文体，主要是以四六文写作。四六文虽然常常受到宋人的批评，但它在当时是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必须用到的文体，如洪迈所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搢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10]吴奂然称：“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11]这一现象到南宋尤为突出。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往往忽略四六文，有些学者认为，四六文的命运，自唐以来，“受了古文作家们最大的攻击，以至于销声匿迹”，[12]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曾枣庄先生统计，吕祖谦《宋文鉴》所选各种四六作品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魏齐贤、叶棻合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四六文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13]近人所编《全宋文》，其中收录的大量制诏、表启、碑铭、颂箴等以四六文为主的应用性文章，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词科之文是应时代对四六应用文之迫切需求而设，恰如绍兴六年喻樗上奏所云，词科所试“实为有用之文”，[14]与四六文性质接近，故词科的兴盛也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其次，针对词科之学的理论研究在南宋也已展开，《四六话》作者王铚出身于词学家族，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也多引词科应考文章，对之进行品评。这些都是词科对南宋四六文话的直接影响。另如王应麟《词学指南》，对十二种词科文体的写作程式和写作技巧有所总结，进一步促进了四六文写作的理论总结与提升，本书的第六章对此还有详述。
宋代的四六文与古文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消有长，情形较为复杂，不可一概可论。总的说来，四六文在古文压挤之下并未失去其半边江山，相反却能与之抗衡，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现象。20世纪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学界对北宋的古文运动及其对宋代诗文的影响投入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骈文研究则相形见绌。不过，现今学界也在纠正重古文而轻骈文、重北宋而轻南宋这样的学术风向，南宋文学尤其是四六文方面的成果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与四六文资料及内容的丰富相比，目前学界对这部分承载公私等诸多应用层面的四六文的渊源流变、内容内涵、应用形式等研究，已有了一些推进。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中长期延续下来的纯文学的研究思维，使这部分文体的研究，似乎难以超越一般思维所限定的审美范式，许多问题仍然未能解决。例如，文学研究的界线是否不可逾越；在诗、赋等纯文学体裁之外，如何看待像诏敕、公牍、颂箴等情志较为缺乏的应用型文章，它们是否有其文学意义与审美意义，我们应在何种层面上对其进行研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制度与文学的研究必然会受到阻碍。如果我们仍然沿袭纯文学的研究思路，遵循以往对纯文学体裁的审美范式研究，不能够将触角向其他应用性较强的文类扩展，那么文学研究的格局势必无法深入。
对制度与文学研究方面审美范式的突破，实际上涉及对制度与文学关联、纽结程度的理解。相关研究的推进又取决于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制度研究的深入，例如与文事、著述相关的唐宋中枢秘书制度（包括翰林制度）、馆阁制度等研究，这方面史学界这些年已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15]文学研究应向史学研究借鉴，一是在充分掌握制度史细节的基础上，将单向的、个体的文学行为放在某一制度下来进行研究、观照，将其来龙去脉揭示清楚；二是制度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考察某一制度背后是否蕴含文学需求以及制度对文学与文化的正面塑造与潜在影响。这方面学界在近二三十年内也已出现不少研究成果，较早有傅璇琮先生对唐代翰林学士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又出现宋代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唐代、明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幕府制与文学研究、馆驿制度与文学研究、贬谪与文学研究等等，[16]这些研究从各项制度入手，探讨它们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制度与文学的理解。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较为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文学研究在尝试超越以审美为根基的纯文学范式的研究，扩展到制度的层面时，文学与制度层面的联结点往往较难把握，结合得也较为粗糙。制度与文学两方面的研究本来是没有交涉、各自为政的，如不能将二者之间关于外部与内部各个层面辨析清楚，从其颉颃共生的关系入手，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关键点就无法把握。
本书的写作则基于以下考虑：制度与文学各自有不同的形成机制与生长环境，它们的交结点在于人本身——制度与文学均是由人创立与创造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与身处制度下的文人的身份与职业密切相关，其中环境的因素不可忽略。具体到宋人身上，这种“环境”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在科举制主导下的文官官僚社会中，宋代士人经由科举这一人才选拔制度进入权力体系，少数人得以幸运地进入政权核心或者文化组织的核心，本书研究的词科，作为一项科举科目，为这部分擅才使藻的文人提供了特殊的入仕渠道。除去文化传统的濡染，这部分士人早年的教育背景、认知视角与生活经历，对他们后来的文学活动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并未随着科举的结束而结束，他们因为占据文官政治集团的中心位置，其为官后的身份，对其文学格局的形成、文学观念的认知、文艺操习的践履等方面，仍然进行着规约和引导。从宏观上说，科举文风的变革会带来文坛的风气转换；从微观上说，在科举社会下，某一士人个体早年所接受的、有规导倾向的教育是如何影响自己其后的文学实践的，他的在朝与在野身份、或通达或偃蹇的仕履经历等对文学所产生的如影随形的影响，尤其值得考察。我们常以宋代的馆阁翰苑文人为例，研究他们在馆阁翰苑中进行的诗词唱和、书籍校勘等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其中不可忽略的背景即是，像馆阁翰苑等储才、备顾问之地，文人身处其中，唱和交游、应制备选等文事活动会带来文学上的趋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易留有相似的环境、意象与相似的特点；研究贬谪诗人也同样如此，一旦诗人被贬谪与流放，那么其谪人的身份以及特殊处境下的情绪，对其文学活动无疑也有所投射。研究这些具体情境下的文学内容就不能光分析作品，从而忽略写作主体的角色以及此角色带来的群体性或个体性的文学行为。
具体到本书所研究的宋代词科，须强调的是，词科相较于一般的科举科目，又有特殊性。它并非如常举科目单纯考量文才、政事或对儒学经义的理解，而更多的是为除授官员、张大国体这方面的应用而设，在实用性与实践性方面有更强烈的规导，这种规导在同样注重实用与实践性的四六文之上，找到了某一契合点，故而成为本书所揭示的制度与文学联结的一个典型案例。笔者认为，这些四六文作者背后的“身份”，通过这项科举制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身份在从科举考生变为职业官僚之后，作为供职于翰苑掖垣的写作者，其写作上的直接变化是将之前的模拟文章真实地呈现出来，使文章的实用性与实践性得以变现。词科主要是为选拔词臣而设，对词学的考量与假拟情境塑造能力的考量，在词科应试与取士标准上已有深刻体现，词科出身的士人在担任词臣、长期代为王言的过程中，迅速适应自己的角色，形成词臣群体，这一新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视角与文学的眼光，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其主要表现，就是对于润色宏业之文的认可与主动追求。身为文学侍从，他们所进行的长期的重复性写作实践（这里意指大范围的书写实践，包括纯文学体裁与非纯文学体裁），致使他们对本朝文学史的认知与同时代人的一般认知之间存在差别——词学之人往往更看重代言之文与四六文在文学史上发挥的影响，对张大国体之文的看法与一般中下层文人、职业官僚及道学人士的态度有所区别。这种歧异在他们的前官僚时代也就是科举时代就得以积累，在其担任文学侍从的过程中得以强化。本书的绪论部分即引入“身份”这一观照视角，以期找到一个可供操作的论述角度。
在“身份”这一环节之上，本书尝试从科举与文学的缠结互动层面，推导出一些宋代科举对文学影响的论点。这些论点建立在以下几个事实的基础之上：首先，在整个两宋时期，词科仅取百余人，虽然取士人数有限，但南宋前期开始，词科受瞩目程度却相当之高，这既与南渡以后的中兴心态和统治者的重视有关，也是由于此科不断选拔出一些较为突出的文坛与政治人物，对举子形成莫大的吸引力所致。这样一来，科目也借助一些词科出身的四六大家所撰拟的公私文翰的传播，带动了骈文的兴盛。从文化背景上说，这种关联脱离不了中兴时期对“文”的重视，重文尊儒背景为词科的兴盛提供了坚实有效的支撑。如追源溯流，我们会发现，宋代的词臣文化与唐代实有一定的延续性，对王言的重视实际上从唐代就开始了，目前学界对此已有揭橥。[17]实际上本书所关注的词科作者，与唐代的“大手笔”作家，也有一定的内在承续性。尽管唐宋政治文化环境已有显著差异，但有一个基本史实可以确认，即宋代的词臣文化与中唐以后、一直延续到五代的政治文化有其内在关联。宋代的词臣文化经太祖至英宗五朝，在延续唐末五代的词学风气的基础上，又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尤其从太宗朝到真宗朝，受两位皇帝的鼓励与对翰林学士的重视，词臣与词学文化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奠定。宋代从前期开始就已进入成熟的科举社会，北宋前中期词臣的输出主要依靠进士科完成，寒素人士参加科考的比例大为提高，进士科所试诗、赋很好地担当起词臣能文的任务。这里我们须点明，诗赋与词学的内在关联是被宋人默认的，如王铚所说：“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故诗赋盛则刀笔盛，而其衰亦然。”[18]词学所贵之四六，与诗赋同源，故二者的消长往往呈同一态势。北宋前期的词臣输出传统一直到英宗朝都没有中断，朝臣对科举的主要讨论往往集中在录取人数上与开科频率上，词臣之职在稳定繁荣的科场氛围中得到人才上的供给，没有其他的额外需求。但是到了神宗熙宁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安石以经义取代诗赋，宋代科举首次面对一个大的断裂，几年间引起了朝臣对科举科目的激烈争论，在思想上震动不小。诗赋与词学原本出于同一机理，熙宁间诗赋既罢，对词学最大的影响是，它突然中断了词臣的输出渠道，相关人才供给的特殊性被忽视了。从熙宁变更科场到绍圣初设词科，中间尚有二十余年时间，其间相关人才的断供，使得朝廷侍从文人的水平几乎达到了某种窘迫的境地，这在北宋后期尚有若干次讨论。这属于制度变更直接导致的对文学的干扰，在这种情境下，词科的设置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北宋词科，从绍圣二年（1095）初次取士到徽宗宣和六年（1124）最后一次取士，首尾30年，总共开考25次，共取66人，得人较为密集。与之相比，南宋词科从高宗建炎二年（1128）到度宗咸淳十年（1274），首尾147年，总共开考52次，可考者43人，时段较北宋为长，取士却见少，与北宋尚有差距。那么为何本书将文学时代的断限限定为南宋，而不是两宋，何以未将北宋后期纳入研究中呢？对此，笔者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层面的考虑：
首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相比北宋，南宋文人或由词科选为词臣、掌内外两制，通过词科致身通显的现象更为常见。四库馆臣对此已有所揭橥：“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按：指词科）出，最号得人。”[19]词科从设置后年年取士，从徽宗宣和六年开始，改为三年一次附省试，南宋恢复科目后，几十年间制度不再改变。从每年考试发展到三年一试，考试的间隔期拉长，试人也未见增多。但南宋词科得人之盛与影响之广，是北宋不能比拟的。南宋词科出身的士人，可举出“三洪”（洪适、洪遵、洪迈）、汤思退、周麟之、周必大、唐仲友、汤邦彦、倪思、真德秀、王应麟等南宋政教、文化界的著名人物。文天祥《跋王元高词科拟稿》一文称：“我朝言治者曰庆历、元祐、乾淳，厥亦惟欧阳子、苏公兄弟、周益国、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为缫籍粉泽，功光当时，垂休无穷，岂曰小补之哉？”[20]在宋末人眼中，“三洪”、周必大等作为南宋文学大手笔的代表，足与北宋文学大家相抗衡。他们都是词科出身，对南宋文坛的走势无疑颇有影响。
词科得人，还可以与制举进行比较。制科在北宋也是较具影响的科目，南宋词科与之相比，得人情况有什么共同点与不同点呢？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分别对“制科宰执数”与“词科宰执数”作了统计。首先看制科：
此一记录与“词科宰执数”相对照，可以看出差别：
由以上材料可知，以词科中等、此后经由馆阁翰苑担任宰执者，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业已成为一条较为直接的晋升之阶。[22]李心传所举百年间词科中选者，担任宰执与入职翰苑的除去重复者，共有22人，其中北宋词科10人，南宋12人，似乎人数上差不多，但李心传的统计中，南宋入翰苑者还遗漏了傅伯寿、倪思，而且也仅至绍熙年间。若考虑到北宋的10人是从66人中选出的，南宋的12人是从43人中选出的，则南宋词科得人标准还是略优厚些。魏了翁称：“自绍圣立宏博科，汔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执、至翰苑者仅三十人。”[23]魏氏说法近于李心传，似乎跟四库馆臣的说法有差异。但在当时人的印象中，南宋词科较北宋为繁荣。南北宋词科出身的士人，在升擢方面有也区别，有一条材料可说明南宋人对北宋词科人士升擢的观感。南宋人熊克称：
熊克并不认为北宋词科有其特殊性，自然是为了突出绍兴十二年与十五年“三洪”入等词科的荣耀为前代所无，但也揭示出，从绍兴年间重开此科始，词科很快成为一时之盛，与北宋后期此科的寂寂无闻已经形成一些对照了。
其次，从骈文的繁荣程度看，南宋的骈文比北宋发展得更为兴盛，其中自然有着诸多因素，但词科对此的贡献也不能小觑。北宋的词科毕竟是到了后期才设立的，此科设立三十多年后北宋就灭亡了，北宋末期词科人士的文学活动一直延续到南宋前期。徽宗时期词科入等的文人如孙近（崇宁五年词科入等）、滕康、卢益（政和二年入等）、孙觌（政和四年入等）、胡交修（政和五年入等）、李正民（政和七年入等）、李长民（宣和元年入等）、刘才邵（宣和二年入等），这些人在南宋前期依然活跃，对南渡以后的政局或文坛发挥着影响。其中多人还位至宰执、侍从，如卢益在高宗即位后官至同签书枢密院事，滕康在绍兴初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卒于绍兴二年），胡交修被召为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卒于绍兴十二年），张守绍兴间曾拜参知政事（卒于绍兴十五年），李正民绍兴间官中书舍人、吏礼二部侍郎（卒于绍兴二十一年），李长民则卒于隆兴元年，刘才邵官至吏部尚书（卒于绍兴二十八年）。更远者甚至有哲宗时期词科入等的葛胜仲（元符三年入等，卒于绍兴十四年），这些文人在高宗前期政坛上仍然发挥着影响，像秦桧和范同之流，在南宋前期的政治势力之大就更不用提了。孙觌在南渡之后虽然多数时间偏居乡里，但他享以高寿，至乾道五年（1169）方卒，在南宋前中期的文坛尤其是骈文写作上多有建树，是南宋前期的四六大家。以上列举的这些士人，虽然是北宋词科出身，但因为北宋很快覆灭，并未充分施展其才能，倒是主要在南宋前期的政坛、文坛上发挥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成熟期也大多集中在其人生的中后期。因此将词科对文学的影响范围这一时间段限于南宋，并不是只论南宋词科，或者只论某一阶段。就文学影响这一整体层面看，将标题标为南宋更有集中性，也可借此考察南北宋同一科目在不同时期的影响。
除显见的词科入等士人之外，南宋还有一部分文臣与词科亦关系密切，他们大多曾经应试或准备过词科。学界往往就词科论词科，对这些词科的外围人士很少讨论。比如绍兴八年投匦上书、反对秦桧和议的王之道，孝宗朝官至吏部尚书的韩元吉、漳州知府傅自得，永嘉学派代表薛季宣，宁宗朝翰林权直徐凤，理宗朝翰林学士、知制诰程珌、洪咨夔，兵部尚书、中书舍人许应龙，四六大家李刘等等，他们均应试过或准备过词科。其中，确实有词科经历的有傅自得、韩元吉、洪咨夔和徐凤这几人。傅自得（1116～1183），字安道，孟州济源（今河南济源）人，傅察子，绍兴年间曾三试词科，遭秦桧所阻，未中，平生与朱熹相友善。[25]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开封（今属河南）人，绍兴二十七年与周必大一起应试词科，朝廷初欲取二人，商议后只取了周必大一人，[26]韩元吉落选。虽未试中，但我们却不能忽略韩元吉的这一词学背景。韩元吉后在孝宗朝官至吏部尚书，黄昇称其“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27]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号平斋，临安府於潜（今浙江临安）人，嘉泰二年举进士，嘉定年间举博学宏词科，有司奇其文，因时相史弥远嫌恶此科而报罢。[28]后在理宗朝任职两制。徐凤（1177～1224），字子仪，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二年进士。从开禧元年（1205）到嘉定七年（1214），曾多次应考博学宏词科，后在朝任翰林权直。另外，南宋一些知名士人虽未应试，也曾备考词科。如王之道（1093～1169），南渡之后以直臣之声著名，集中现存词科拟作多篇。习以词科的还有薛季宣（1134～1173），为永嘉学派大家，集中也有拟词科文章多篇，虽未有明确应试记录，但应对此科有所留意。永嘉派与科举关系密切，薛季宣对词学的关注，以往也较少述及。永嘉学派重制度之学，对词科的知识结构应不陌生，大概他们介入科举的实际情况较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再如程珌（1164～1242），曾打算在嘉泰元年（1201）应博学宏词科，[29]后虽未应试，但也习过此科。又如擅长四六的李刘（1175～1245），于嘉定元年（1208）进士及第后，即欲应宏词科，并向真德秀请教。[30]这些文人虽未有明确的应试记录，但他们在早年均曾关注并研习词学，算是词科的外围人士。理学与词学本为对立，但不少理学人士与词科也有关联。除薛季宣外，朱熹友人刘清之（1134～1190）早年习词科，见朱熹后受其影响才改学理学；杨万里（1127～1206）也少习词科，后来又发出类似韩愈的俳优之叹，在张栻引导下改习理学。[31]再如王铚父、王明清祖父王莘，亦曾习词科，并向宋惠直传授词学。[32]王铚记问该洽，他所撰写的《四六话》是两宋最早的四六专书，这应与他背后的家族词学有直接关系。理宗朝词臣许应龙（1168～1248），嘉定年间亦习词科。[33]这些早年间曾应试或准备过词科的士人，虽然有些人在问学过程中发生了转向，但他们中间不少人在南宋文坛上发挥影响，担任词臣者也不在少数，其所业所习也影响到他们后来在词臣时期的应用文写作，故其早年的词学经历也成为一股潜在的对南宋词学与词臣文化的推动力量。欲分析其应用型写作的文风，全面考察其以往的场屋经历也不失其必要性，故而他们也应进入本书的研究视野。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至词科士人的群体关系，那么首先呈现的一个易见的事实是，在应试词科的过程中，出现了若干文学家族联辔并驰的情形。两宋词科家族较为繁盛，包括鄱阳“三洪”（洪适、洪遵、洪迈），滁州吴幵、吴兹兄弟，扬州的李正民、李长民兄弟，无锡的袁植、袁正功兄弟，应天的滕庾、滕康兄弟，归安的莫济、莫冲兄弟，鄞县的王应麟、王应凤兄弟等等。福清的陈宗召与其二子陈贵谦、陈贵谊同中词科，更属于父子兄弟联科的情况。实际上如果全面考察词科士人的群体关系，这一范围可能会更大。例如王应麟、王应凤的父亲王
也曾习此科目，傅伯寿之父傅自得也曾试过词科。虽未父子联中，但实际上其实也类似陈宗召父子的家族词学现象。宋代文学家族有诗礼传家的传统，除了进士科外，同一家族成员延踵蹈习某一科目，并以此现象相推尚，在宋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对词学家族涌现的现象，学界目前尚乏关注。袁说友谓绍兴府在高宗、孝宗时期，“其连取词科，伯仲联第者又间见层出，人物之茂，实为衣冠盛世”，[34]则又涉及南宋的地域文化问题。南宋词学家族的凸显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南宋博学宏词科进一步放宽限制允许任子应试，陈岩肖、王
、洪适、洪遵、洪迈、汤思退、汤邦彦、李
、陈岘、陈贵谦等人皆是以任子中科。他们出身于官僚家庭，聚书而观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本身既有文化资源上的优势，无疑较寒素文人更易试中此科。任子的中科客观上也增加了南宋家族文学的繁荣词科出身的文人在润色王言之余，也进行着一些其他的台阁文学活动，例如作应制诗、献赋等。哲宗元符改元，刘弇进《南郊大礼赋》，“君相动色，以为相如、子云复出，即除秘书省正字，稍迁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丽传诵其文”。[35]徽宗时，李长民继周邦彦《汴都赋》之后，拟《广汴都赋》，摹仿汉大赋写法，铺陈时代名物。高宗、孝宗时人唐仲友进《中兴赋》，时人以为其序得《两都赋》之意。[36]理宗端平时，洪咨夔进《缉熙箴》，亦为时人所称。北宋中词科的石
对此说得更露骨：“傥不为搢绅望《封禅书》，是必作《圣主得贤臣颂》。”[37]箴、颂等文体本是词科所习，词科偏于润色宏业的取士旨向与称颂扬圣的主体风格，对习词科者的应制诗赋的写作，同样有所助益。
词科制度对文学还具备的一层潜在影响是，宋代贡举考官多由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等文学侍从担任，词科入等者在入朝之后多担任此类职务，故也多参与贡举，对时文风气起到主导性的影响。北宋时期，徽宗崇宁二年至政和六年（1116），十四年间，慕容彦逢五知贡举；[38]宣和二年（1120），礼部尚书王孝迪知贡举。南宋时期，高宗绍兴二十四年，权礼部侍郎汤思退同知贡举；孝宗隆兴元年（1163），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洪遵知贡举；乾道八年（1172），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王
知贡举；淳熙十四年（1187），洪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知贡举；宁宗庆元二年（1196），倪思以吏部侍郎同知贡举，到了嘉定元年（1208），再以兵部尚书同知贡举，嘉定十六年，程珌以吏部侍郎知贡举；理宗绍定五年（1232），陈贵谊以礼部尚书知贡举，端平二年（1235），翰林学士、知制诰真德秀与中书舍人、权吏部侍郎洪咨夔同知贡举，嘉熙二年，权兵部尚书兼直学士院许应龙同知贡举。众所周知，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痛罢太学体，时风为之一变。南宋中后期，虽然科举风气一度衰落，[39]但词科出身的士人掌贡举，也或多或少地对时风有所扭转。时或有所建言，如政和四年，葛胜仲擢国子司业，“时兴学久，成均之士为文，转相模仿，率一律。公恐其渐入卑陋，每考试，必取卓然不群者，置之上列，文格翕然大变”。[40]李于淳熙八年十二月上书孝宗，请革科举取士之弊，求取体制浑厚、辞章典雅之人，勿取浮靡轻弱、空疏泛滥者；[41]淳熙十二年二月再次上奏，言取士勿以记诵为先。[42]淳熙十二年十月，倪思上奏指出科场轻于史学，批评士子之史论亦只取汉唐，视野不够宏阔，乞从杂史中出题，并多试以论策。[43]这种对博古通今之人才的需求，也是词学眼光的体现。淳熙十四年二月，洪迈等奏言举子程文有支离、怪僻的倾向，“乞以此章下国子监及诸州学官，揭示士人，使之自今以往一洗前弊，专读经书、史、子，三场之文，各遵体格”。[44]诸如此类的言论对当时的科举大概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另外他们还多参与新的词科选拔。像绍兴十二年，刘才邵参与博学宏词科参校；[45]绍兴三十年，洪迈任省试参详官，受主司委托，出词科题。[46]这些现象与言论表明，词科人士在左右文坛之时，有时还通过执掌贡举之职主持科举考试，偶尔能对南宋中后期科举的不良风习进行规导和纠正。这些也构成了科举→两制→科举→文学的循环，属于词科在培养应用写作人才之外，对时风与文坛产生的外围影响。
科举作为一种抡材制度，与文学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种关系往往化之于无形，但就呈现的部分来看，足以引发我们的关注。宋代社会中，科举是文人立身之阶，一代之考试制度往往会让举子望风景从，带来士风、文风上的丕变。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往往及时而迅猛，在文学体类的更改与写作风气的矫正上，均有迅速体现，北宋后半叶科场几乎成为王安石新学的天下，就是典型表征。新学对举子的学术塑造，至南宋仍不可磨灭。当然，文学毕竟是精神世界的产物，文学风貌的形成往往是复杂的，在制度之外，还包括文学与社会、家族、党争、政治力量、学术等等诸种因素的缠绕与互动。哪些因素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哪些是单向的，哪些是双向的，则是应细细考察并予以揭示的。例如，学界关于唐代科举与唐诗繁荣之间的关系，就引发过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讨论。究竟是进士考试中的诗赋考试造成了唐诗的繁荣，还是诗赋的繁荣反过来影响了科举，相互之间的关系考证不仅需要推理与判断，也需要细密的实证研究作为基础。[47]这种逆向思维，也提醒我们须重新看待制度与文学的种种暧昧不明之处，是否可以继续追问，某种制度对文学的影响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在看似如此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具体到词科，它本身属于一项目标明确的以培养文学之才为主的制度，“宋代词科，专门以培养四六词臣为目标，可谓前无其例，后无其继”。[48]这一目的比常举与制举都似更明确。那么，是先有词科，进而影响四六之艺，还是先有对四六、杂文写作的需求，再有词科？我们的判断大致是，词科的设置既是出于现实政治功能的需求，而因其对于词学的注重，在同样注重藻采的四六文领域中开拓了新的层面。围绕词科的设置与科场背后的关系、词科与文学的互动等层面，有许多值得研究与讨论的地方。相关问题的考索可以成为制度与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关于词科与南宋文学关系之研究，更可视作宋代制度与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