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本书研究的总体思路是借助大规模语料库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南北官话语法的差异，找出南北官话的区别特征，进而观照这些区别特征在现当代汉语中的发展变化。具体分为以下四步：

（1）甄别南北官话语料。（2）考察南北官话区别特征。在判别区别特征时，以能够反映南北官话差异的文本《官话类编》、九江版的《官话指南》为依据，进而扩大语料考察范围，选取晚清民国时期具有南北方官话性质的本土文献和域外官话教材，借助大规模语料库进行比较研究，并以现代汉语方言材料作为佐证，选定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规律性强的参项作为区别特征。（3）南北官话区别特征在现当代汉语中的留存情况。再将考察的范围延伸至现当代汉语，考察南北官话区别特征在现当代汉语中的发展变化情况，从南北官话的历史层次观照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来源。（4）理论总结与提升。

南北官话作为不同的系统，之间应该有很多对立的特征。如果能够找到一些明显的对立特征，就可以以此作为参项对这一时期的语法现象以及作品进行研究。这样，特征的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刘晓梅、李如龙（2002）指出方言特征词是表现该方言词汇特征的重要方言词，它是“不同方言之间的词汇上的区别特征，即一定批量的本区方言共有的而在外区方言少见的方言词”，有的特征词“在区内未必完全一致，外区方言也可能有交叉”，有的则是具有极强的内部一致性与对外排他性。方言特征词的思想实际上也可以用在南北官话词汇地域分布的考察中，张美兰（2011a）就研究了《官话类编》中北京话特征词。“特征词”是就词汇而言的，为了包含语法参项，我们称为“区别特征”。

就明清时期官话研究来看，前辈学者已经采用了“特征词”的研究思想。江蓝生（1987）用十个“鉴定词”（其中语法方面的六个，分别是疑问副词“还”，测度疑问副词“莫”，概数助词“以来、来”，助动词“要”，人称代词“你、某”，自称代词“儿、儿家”）给八卷本《搜神记》断代。吕叔湘（1985）在研究早期官话的复数词尾“每”和“们”时，注意到近代汉语的复数词尾大致北方的作品用“每”（或写作“弭”等），南方的作品用“们”（或写作“门”“懑”等），元代以后北方系官话也不说“每”而说“们”。太田辰夫（1988/1991）把北京话语法的特点概括为：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inclusuve）和排除式（exclusive）用“咱们”“我们”区别，不用“俺”“咱”等；2.有介词“给”；3.用助词“来着”；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5.有禁止副词“别”；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7.“～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香坂顺一（1962）指出下江官话的特点包括：1.接尾辞用“子”而不用“儿”；2.某些构词法和北方相反，如喜欢——欢喜、热闹——闹热、应该——该应、要紧——紧要；3.用量词“樁（桩）”（事业、案子、买卖、新政）、“乘”（车子、轿）、“张”（椅子）等、“量词+把”表示概数；4.疑问代词用“那个”、反身代词用“自家”、表示“何等”的意味用“多少”而不用“多么”；5.范围副词用“统（通）”，时间副词用“登时”，总括副词用“横竖”；6.动词后带“～得很”“～得慌”“～得紧”；7.“拿”作介词，用如“把”；“把”做动词，用如“拿”；“把”用如给予动词、被动介词；8.介词“和”“同”“跟”混用。 [27]

南北官话的区别特征有时表现得比较鲜明，有时很模糊，呈现出不确定的状态。这是因为南北官话在转换和交融阶段一些特征彼此相互渗透，有的特征向对方渗透的程度深一些，区别特征渗透往往呈现出南京官话的区别特征与北京官话的区别特征并存的情况。我们这里所讲的区别特征是相对而言的，既强调特征的有无，也强调特征的多少，即倾向性差异。倾向性差异大致有三个基础，即基于认知的倾向性、基于类型的倾向性和基于统计的倾向性（储泽祥，2011）。我们这里所讲的倾向性是基于统计的倾向性。所以，我们对南北官话差异的研究，既包括南北官话在区别特征上的对立，也包括南北官话在区别特征上倾向性的差异。

“层次”的概念在语言学中很重要，同源、异源、文白异读、叠置式音变都与层次的概念息息相关。我们也很重视“层次”的观念，区分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本身就是划分层次。余霭芹（Yue-Hashimoto，1991）的句法层次化理论（the theory of syntactic stratification）认为，在某一个方言中并存的不同格式应该归于历时或空间的不同层次。 [28]现代汉语中有很多并存的同义表达，这些并存的同义表达，如果从南北官话的历史层次来看，可能就会发现各自不同的来源。这也就是本书从南北官话的角度观照现代汉语来源的总体思路。

1.3.2　研究方法

（一）比较分析

对比分析法在本书中将贯穿始终，既包括南北官话不同语言现象的对比，也包括某一参项在南北官话不同文本中出现的频率的对比，还包括某一参项在北京官话的不同时期的比较，以及在现代汉语不同时期的比较；也包括一些多功能词不同义项/用法之间的比较，也有方言材料的对比。

（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我们在考察一个参项究竟是否是南北官话的一项区别特征，不论是对立特征，还是倾向性特征，都需要进行量化，统计其在具有南北官话性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频率，通过对数据的比较最后对该参项定性。

在对文本统计时，我们尽量做到穷尽性统计。如果文本字数较多，必要时也会采用抽样统计的办法，计算出某一参项的“出现频度”。“出现频度”的计算方式是：

出现频度=出现绝对次数×10000/文本字符数

（之所以乘以10000，是为了避免其比值过小）

由于文本字数存在差异，我们在比较时通常会算出某参项的使用比例，或者是某参项在文本中所占的万字比。

（三）历时与共时相结合

我们既要考察语法项目在南北官话中的差异，同时也要注意这些语法项目在现代汉语中的变化情况，需要历时与共时相结合，从整体上观察其变化情况。例如现代汉语的被动标记，我们首先考察不同被动标记在南北官话中情况，确定它的特征属性，是南京官话的还是北京官话的。然后再对现代汉语并存被动标记考察，分析不同被动标记竞争变化的表现及其原因。

（四）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我们在进行南北官话对比的时候首先注重语言事实的描写，只有对事实描写清楚了，才容易发现彼此之间的差异，这样差异也就相对来说比较好描写。同时，我们也注重对差异的解释，争取做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五）吸收其他研究领域的（类型学的）相关成果

第四章讨论的连——介词，多数都是多功能词，我们在对其语义分类时采用类型学的语义分类，在比较不同词语的异同时，也运用了类型学“语义地图模型”的操作方式。在第二章讨论反复问句扩散时，吸收了“词汇扩散”理论的思想，所不同的是，词汇扩散理论的条件是语音条件，我们这里讲的扩散条件是频率效应。第五章运用语言接触理论对南北官话的转换、交融以及特征渗透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