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意义
明清时期官话的性质问题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前辈们运用不同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我们这里从语法角度对南北官话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找出晚清民国时期南北官话在地域上的差异，其研究意义有：
第一，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南北官话的语法差异，展示汉语语法在南北官话的历史传承中分化与融合的历史分布面貌，也有助于探究现代汉语普通话对南北官话的传承关系。
以往学界对南北官话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语音层面，本书借助本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从语法的角度描写南北官话的区别特征，揭示南北差异，这样可以为单一从语音分析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对汉语史、现代汉语以及当代汉语的研究都有意义。南北官话语法差异/对立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明白南北官话在哪些语法项目上存在对立/差异，这些语法项目中哪些语言现象是南京官话的，哪些语言现象是北京官话的。同时，就这些语法项目而言，我们也可以与现代汉语相比较，了解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的发展情况，哪些语法项目保留下来了，哪些语法项目消失了，保留下来的这些语法项目是南京官话的还是北京官话的。例如：
第二，“层次”概念在语言学中很重要。我们区分南北官话实际上就是对官话进行层次的划分，有了南北官话历史层次的观念，就可以转换研究视角，从南北官话的历史层次反观现代汉语某些语言现象的来源，特别是现代汉语中并存的同义/近义表达手段，这种共时的并存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历史上时空层次的不同。同时，区分南北官话的历史层次也为解决学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徐通锵（1991）指出白读音和文读音代表两种不同的语音体系，白读音是本地音，文读音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靠拢。至于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徐文认为可能与此有异。至于造成北京话文白异读不同的原因，徐先生没有解释。侍建国（1998）比较了古入声字在北京话和其他官话方言里的读音，认为北京话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是历史演变过程中区域音系影响的结果。以“雀觉贼择”等古宕江梗曾四摄入声字的现代音为例，北京话的白读音与东北官话一致，文读音与江淮官话靠近。如果这种解释合理的话，也就是说北京话的文白异读与南北官话的历史层次是有关的。
不仅语音是这样的，语法也是这样的。通过第二章中被动句的研究，我们发现现代汉语并存的被动标记，其来源是不同的，比如“给”字被动句是来源于南京官话的。以往学界对北京话中的“给”字被动句的来源问题讨论很多，有“使役”说、“助词”说、“处置”说、词汇替换说等等，各种观点针锋相对。如果从南北官话的历时层次来看，北京话中的“给”字被动句就是来自南京官话，是一种“外来”形式。这样看来，区分南北官话的历史层次，可以使我们转换观察问题的视角，重新看待学界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此外，南北官话经历了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过渡，以及后来南北官话的融合，所以那一时期语言比较混杂。我们提出南北官话区别特征渗透的思想，可以理清一些混杂的语言现象，也有助于理解南北官话区之间的“灰色地带”，特别是从南京官话回归的角度，能够更好地看待20世纪20年代一些复杂的语言现象。利用南北官话融合、扩散的思路，能很好地解释现代汉语中并存的语言现象，也能把“词汇扩散理论”推广到“词汇在句法中的扩散”的研究。
第三，明清民国时期南北官话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汉语的一些问题。
王力（1980）、林焘（2000）认为北京话就是明清时期共同语的基础。王力还指出“这六百多年（明初永乐迁都北京以来）的政治影响，就决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础”。胡裕树（1995）指出，至少是六百年，全国都承认北京的语音是“正音”。由于北京是元、明、清历代的政治中心，北京话也就成为官府的交际语言，并随着政治影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当时北京话称为“官话”，实际上它不是专为官吏阶层使用的官场雅语，而是全民族的共同语。
张卫东（1998a、1998b）的研究表明，大约是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之后北京官话才取代南京官话。日本的材料也能证明这一点。日本江户时代冈岛冠山编写了《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等书。六角恒广在研究冈岛冠山的片假名发音后认为，“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话”。
这样，如果笼统地说“六百多年来北京的语音是‘正音’” [29]，似乎不妥。不仅是语音，就是词汇和语法项目，就来源而言，现代汉语并非单一的来源于北京官话，而是南北官话混合的结果，有很多成分是来自南京官话，至于多大程度上来自南京官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南北官话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化对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认识。
第四，晚清南北官话语法差异的研究，可以为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分期提供充分的证据。关于汉语历史分期，现代汉语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和从清代开始两种通行的观点，究竟哪一种观点更接近事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现代汉语共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历史做详尽的考察和分析，而关键时期是晚清民国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汉语共同语发生一系列变化并定型。然而，由于汉语学界过去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汉语重视不够，这一阶段的汉语研究相对薄弱。无论是采取五四时期为现代汉语起点的观点，还是采取清初为现代汉语起点的观点，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晚清民国时期汉语共同语材料的挖掘和整理，考察汉语共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变化和定型的具体时间，从而理清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各个部分的形成过程。本书对晚清南北官话语法差异的研究，可以为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分期提供充分的证据。
第五，南北官话对立特征的研究，既有利于早期北京话研究，发现北京话的一些独特的语言现象，也有利于现代北京话词典的编撰。胡明扬在《现代北京口语词典》（1997）序言中提出，今后需要编写一部全面反映当前通用的，不仅限于土词土语的，区分历史层次、语体和使用领域的北京话词典。同时，南北官话对立特征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对材料的甄别，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常被人们作为典型的北方话的语料进行研究，从南北官话的特征来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有很多语言现象是南京官话的特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两部作品实际上正处于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