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背景及研究现状

1.2.1　研究背景

关于明清时期官话，学界的看法不太一致。王力（1980）、林焘（2000）认为北京话就是这一时期共同语的基础。王力还指出“……这六百多年（明初永乐迁都北京以来）的政治影响，就决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官话不存在南、北两系。

远藤光晓（1984）、鲁国尧（1985、2007）、曾晓渝（1991）、李葆嘉（1995）、张卫东（1998a）、张竹梅（2007）认为南京方言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麦耘（1991）、麦耘与朱晓农（2012）反对南京官话是明代基础方言一说。而张卫东（1998a、1998b）的研究表明，官话分为南、北两系，南京官话在明末仍是通行全国的官话，仍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南京音为标准；大约是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之后北京官话才取代南京官话。

学界对南北官话的争论，其前提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南北官话。我们在一些教科书及日本中国语教育史中找到有关南北官话的记载，这样看来把官话区分为南北两系是可行的。

1.2.1.1　“官话”的产生及其发展

“官话”一词出现在明代，我们可以从本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的相关记载看出。明人张位《问奇集》说：

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1483）中也有记载：

头目葛贵见《直解小学》曰：“反译甚好，而间有古语，不合时用，且不是官话，无人认听。右《小学》一件，送副使处，令我改正，则我赍当还燕京，质问以送。”

在明末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Kicc）编写的《葡汉辞典》中也有“官话”的条目。例如：

Falla Mãdarin

cuo cua-cin yin　官话——正音 [6]

这里的“Falla”指“语言”，“Mãdarin”是“指挥命令”的意思。葡萄牙语“Falla Mãdarin”是指“官员的语言”，葡萄牙人用来指“中国官员所使用的语言”。 [7]

“官话”一词，从字面上看是指官吏所说的话，也就是官场上通行的话。……实际上明代中叶的时候，官话已经不限于只在官场上应用，说官话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的一时风尚（林焘，2000）。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大书画家王宠“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

官话的普及起初只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到了清雍正年间，语言的障碍影响到政令的推行，于是雍正八年（1730）要求在福建、广东推行官话，并在福建省设立“正音书院”教当地人说官话。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记载：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 [8]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皇帝颁布，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全国推行“官话”的尝试。 [9]

政府参与官话的推广，我们也可以从“官话”的英文翻译看出。

“官话”英文翻译为“Mãdarin”，据说是英国人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创造的。他是英国派往清政府的第一个使节，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曾两次谒见皇帝，发现朝廷官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所用的语言不同于各地方老百姓所说的方言，而这种官场用语，地方上称为“官话”。他把英文的mandate（命令、委任）一词加上rin（“人”的谐音）构成Mandarin，用Mandarin表示朝廷委任官员们所使用的语言。他于1794年回国，从此Mandarin就进入了英文词典。 [10]

明清时期的官话虽然是一种通用语，但是这种通用程度也是相对而言的，影响度和普及程度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特定的人群中。通行各地的官话，大多夹杂着各自的方言，所以有“蓝青官话”的说法。

1909年，清政府采纳了资政院议员江谦的建议，把“官话”定名为“国语”。这样，明清时期“官话”的名称就被“国语”所取代。

直到现在，“官话”这个名称仍然在使用，但并不是指以北京话为语音标准的汉民族共同语，而是汉语北方话的统称，又分为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等。

目前，由于多种因素使得“官话”有了另外的意思，是指官场上的套话及其“官腔”，带有了贬义的色彩。

1.2.1.2　有关南北官话的论说

（一）文献中有关南北官话的说法

《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2003 [11]）是迄今存世最早的汉语语法专著，作者是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aro，中文名万济国）。该书在讲发音时指出：

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我们一定要懂得中国人读这个词的发音方法。但也并非任何一个中国人就能把音发好。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他操官话的省份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只学那些以南京话或北京话为基础编纂的cabe□illas或词汇表。

加拿大学者白珊（Sandra Breitenbach）在《华语官话语法》的“导论”中也指出：

这部课本的书名中的“Mandarin”……并不对应于北京地区所讲的方言，也不等于任何时期的“北京官话”（Pekingese Mandarin），事实上这种语言的基础是南京话，至少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广泛通用于中国。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在《语言自迩集》（Yü-Yen Tzǔ-Êrh Chi）（1867）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

为了更好地与清政府打交道，必须学习“帝国官话”，也就是“净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话”。……据说北京话的特征正逐渐渗入官话通行区域的所有各地方言，……北京官话是中国全域的通用语。

北京话（Pekingese）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重要。

选择并确定一种话（a dialect），这大约是20年前的事，其次就是建立表音法。那时没有人把北京话作为写作对象，而各种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the southern Mandarin）——诸如莫里逊博士（Dr.Morrison），即第一部汉英辞典的编纂者，麦赫斯特博士（Dr.Medhurst）和威廉姆斯博士（Dr.Wells Williams）等人——他们对于本地话系统的描写，远不是无懈可击的。

从艾约瑟（Joseph Edkins）《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两个版本（1857、1864）的变化，可以看出Edkins对南京话和北京话态度的转变。在1857年版本中，Edkins没有明确说明该书反映的是何种方言，只总括为Chinese或Mandarin。而在1864年版本中，Edkins明确提到该版本增加了很多北京话现象：

In this edition many corrections have been made. In pronunciation a fuller exihibition of the northern as heard in Peking…… [12]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74）编写出版汉英字典《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该书在导言中指出：

在此广阔的区域，大概被称为“南官话”和“正音”或“正确的发音”的“南京（话）”使用最广，它被描述为“通行的话”，或“到处都明白的话”。然而，作为“北官话”或“京话”为众人所知的“北京（话）”现在最为时髦，最具宫廷色彩，就好像伦敦的英语，或者巴黎的法语，被看做是公认的帝国的宫廷语言。 [13]

狄考文在《官话类编》（1892）的“序言”中也明确指出：

……要必以通行者为是，兼有不通行者，则并列之，其列法，北京在右南京在左，如有三行并列，即山东居其中……

从《官话指南》不同版本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九江版（1893）是北京官话版（1881）的一个改写本，文中遇到南北官话词汇或句式有大异之处，则并行小字标出，其中右边小行是原版文字，代表北京口语的北方话，左边小行是添加的文字，代表南方话。

此外，我们找到由张玉成鉴定，嘉庆庚辰春镌、醉经楼藏版的《南北官话词汇大全》，由其书名可以看出，已有南北官话的说法，该书主要就词汇而言列举了官话与土语的不同说法，至于这里“南北官话”的涵义是否与本书所讲的南北官话相同，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二）日本中国语教育史中有关南北官话的说法

有关南北官话的转变，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六角恒广、牛岛德次有过明确的论述。

据安藤彦太郎（1991）指出，日本明治九年（1876）之前的“唐话”是南方音：

在实施锁国令的德川时代，仅有长崎对中国和荷兰开放。那里有一种父子相传的职业，称作唐通事、荷兰通词，从事于通商的翻译工作。由于通商的对象地区是长江下游一带至福建为中心，所以他们的中国语发音（即唐音）不是清朝政府的所在地北京的发音，而是南京音。

王顺洪（1999：63）指出，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者六角恒广把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约八十年的历史具体划为七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明治四年（1871）到明治十年（1877），以外务省汉语学所的建立为标志，是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起步时期，也可称为南京话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明治十年（1877）到明治十九年（1886），转入北京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北京官话研习生，日本军方直接涉足于汉语教育……

六角恒广（1988/1992）在《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的“前言”中指出：

江户时代（1603-1867）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因为在明治初年，汉语人才缺乏，只有几名原来的唐通事成为这一时期的汉语教师，教授的内容还是南京官话。

牛岛德次（1993）在《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中指出：

明治维新（1968）以后，日本政府迫于政治、外交、通商，以至军事上与清朝往来急速扩大的需要，逐步地强化了中国语的学习、教育的体制。这时使用的名称，最初幕府末期长崎通事用“唐话”，接着与和语、洋语相对叫“汉语”，后又以对方政府叫“清语”，1876年（明治9年）把以往的学习对象“南京语”改为“北京语”，以后，又以“北京官话”为代表性的称呼，有时也叫“清国官话”“支那官话”等，单纯用“官话”指“北京官话”是“日俄战争”前后（1904[明治三十七年]）的事。这“官话”即“官吏说的话”，清朝末期是指“汉语”，特别是“北京语”。

从三位日本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日本江户时代的中国语教育与明治维新以后的中国语教育是不同的，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这一时期的转变情况。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实行锁国令，仅对荷兰和中国开放长崎一港。为了贸易实务及沟通翻译的需求，分别设立了“荷兰通事”和“唐通事”二职。唐通事所讲的中国话被称为“唐话”，有南京、福州、漳州3个方言口音，并以南京音为代表。江户时期，唐通事的唐话是一种父子传承的家学。

据林彬晖（2010），唐话教材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第一类是初级阶段学习文言典籍，如《论语》《大学》《孟子》等，实际上是用作语音练习教材，只认字记音，作为进一步学习唐话的基础。第二类是唐通事自行编写的教材，如《译家必备》《养儿子》等，都是手抄本。第三类教材用于学语言的高级阶段，直接以通俗白话小说作为教材，如中国的《今古奇观》《三国演义》等。第一类和第三类都是汉籍原典，只有第二类是唐通事自编的唐话读本教材。六角恒广（1988/1992）记述了江户时代长崎唐通事唐话学习课程与教科书的情况。例如：

学习唐话首先从发音开始，使用的教科书有《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等。用唐音读这些书籍，借以修得发音。……发音阶段结束后，开始学习由二字、三字组成的单语，或学惯用语，即二字话、三字话。冈岛冠山编的《唐话纂要》（六卷本，享保三年，1718年出版），卷一是二字话和三字话，卷二是四字话，卷三是五字话、六字话和常言，卷四是长短话。……以上阶段结束后，开始学习有集中内容的《译家必备》四册、《养儿子》一册、《三折肱》一册、《医家摘要》一册、《二才子》一册、《琼浦佳话》四册等。这些教科书都是中级读物……中级阶段结束后，便向上级阶段移进，读《今古奇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一类口语小说。接着自习《福惠全书》《资治新书》，还有《红楼梦》《金瓶梅》等，有不懂之处，向先生请教。

在六角恒广编辑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中收录了江户时代唐话教材，如第一集中的《闹里闹》《养儿子》《小孩子》《官话纂》，补集中的《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使用》《唐音雅俗语类》等，六角恒广著的《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中还介绍了《汉语跬步》《译家必备》 [14]等唐话教材。

明治四年（1871）7月《日清修好条约》缔结，中日两国有了外交关系，日本外务省为了培养翻译人才，开设了“汉语学所”。汉语学所的教师，本为旧幕府时代长崎的唐通事，因而，唐通事时代的唐话教材此时仍被沿用。如《汉语跬步》《闹里闹》。当时该校所教授的汉语是南京话，即下江方言。

中田敬义曾在汉语学所学习到明治九年（1876），后又在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学习过，他在回忆中说：

外务省汉语学所约有五六十个学生。……《三字经》是用支那语音学的。还学了黄封皮、三册的《汉语跬步》，那仅仅是单词的排列。然后，进一步学习手抄本《二才子》《闹里闹》《译家必备》等 [15]。

明治七年（1874）3月，日本首任驻华公使柳元前光进驻北京后发现，清朝官场已经改行北京话，各国公使馆皆有留学生在京请人教纯粹京话，因而要求外务省从汉语学校选派学生到京学习，他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写道：

满清建国后，苦于汉人吱唔不规则，另定北京官话，使满汉官吏一体遵用，……始以官吏能京话方能上堂。

此外，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向北京官话教育转换时，也有相关的记载：

明治九年春，北京人（旗人）薛乃良代替前任叶松石来作教师，从4月新招的二十余名学生开始教授北京官话。以前学南京语的学生，也大半转为学北京话，为少数留下者开的南京语课，与北京语课并存。到了明治十四年，南京语课废除，只教北京官话。

从明治九年（1876）年9月开始，转换为教北京官话，此时没有北京官话教科书，当时的东京外国语学校（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只有一部《语言自迩集》。从明治十二年（1879）到明治十九年（1886）间，新的北京官话教科书开始出现。以英国人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为基础，广部精编写了《亚细亚言语集》（1879），之后有吴启太、郑永邦编写的《官话指南》（1881），宫岛大八的《官话篇》（1903）、《官话急救篇》（1904），北边白雪的《燕京妇语》（1905）等，有的书名中直接就冠有“北京官话”，如中田敬义的《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1878），金国璞、平岩道的《北京官话谈论新篇》（1898），金国璞著的《北京官话士商丛谈便览》（1901），金国璞编译的《北京官话今古奇观》（1903），足立忠八郎著的《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1904），马绍兰、足立忠八郎的《北京官话翻译必携》（1905），田中庆太郎发行的《北京官话清国民俗土产问答》（1906），渡俊治著的《官话应酬新篇》（1907）等。有的以“支那语”“京话”命名的，如金井保三著的《支那语自在》（1902），太田贞吉的《支那语官话篇》（1905），足立忠八郎编著的《北京官话支那语学捷径》（1904），马绍兰、四宫宪章著的《北京官话支那语入门》（1905），秋山昱喜的《京话萃选》（1906）等。

从上述域外文献的相关记载以及日本中国语教育史来看，还是支持明清官话分为南北两系的说法，有些文献还明确地记载了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转变。

1.2.2　研究现状

有关明清时期南北官话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语音层面上，相对于语音来说，语法和词汇的研究不是特别多。就我们所见到的文献情况来看，区分南北官话并从南北官话对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对明清时期本土文献、域外文献中的各种语言现象进行的研究。

1.2.2.1　早期官话的分类

早期官话作为通语，与“乡谈”相比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地域性，但是就不同的地域来说还是存在差别的。这种差别在历史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

除各处乡谈土语，习俗侏不计外，其能通行者，是谓官话。既为官话，何以有南北之称？盖话虽通晓，其中音、声、韵仍有互异，同者十之五六，不同者十之三四。（清人高静亭《正音撮要》卷四）

每见本处人学习官话，字音有极工，腔口有极肖，但于物件称谓及成语应酬仍用乡谈俗语，是以令人难晓。（《正音撮要》卷二）

澳门的方言不同于广东的方言，南京的官话也和北京的官话不同。（R.Morrison，1815b）

对于官话的这些差别，很多学者已进行过研究，多数是从语音的角度再结合地域分布进行分类，有的分类采用的是三分法，有的采用的是二分法。

采用三分法的有：

艾约瑟（1857）将官话分为中部、北部和西部三类，各以南京、北京和成都三地方言为代表。 [16]

何盛三（1928）将官话分为北京官话、南京官话、成都官话。北京官话的范围包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等。南京官话包括南京、江苏（江北大部分）、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杭州等。成都官话包括西蜀官话、四川官话、西部支那语。

薛凤生（1991）把早期官话分为北部官话、中原官话和南部官话。

侍建国（1998）参考现代官话的不同读音以及唐宋以后开封、金陵和北京的特殊地位，把早期官话分为早期中原官话（汴洛地区）、早期北方官话（幽燕地区）和早期南方官话（金陵地区）。

陈辉（2010）从欧美与日本学人所编撰的汉语辞书以及相关的国内文献资料分析指出，19世纪的汉语官话分为北京官话、南京官话和西南官话，之后北京官话超越南京官话。

采用二分法的有：

吕叔湘（1985）指出，北宋的时候中原的方言还是南方系，现在的北方系官话前身只是燕京一带一个小区域的方言，并认为现代的官话方言大体可以分为北方（黄河流域及东北）和南方（长江流域及西南）两系。罗杰瑞、梅祖麟（2004）支持吕先生的看法。

张卫东（1998a、1998b）认为明代官话分南北两大派。北方官话的通行范围小，地位低。南方官话处于主导地位，是通行全国的共同语。南北官话的分水岭主要是有无入声。北方官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南方官话是阴阳上去入五声。

黎新第（1995a、1995b、2003）将明清官话分为普通官话和地方官话，又在这两类官话音的口语音中分出北系官话和南系官话。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15a）在《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中指出：

官话（Kuan hwa）主要在江南和河南两省通用，这两个地方历史上都曾作为国都，因此两地的方言也赢得了位居其他各省之上的优势地位。朝廷使用的语言渐渐成了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标准语。现在，一种鞑靼汉语（Tartar-Chinese Dialect）正日益得到广泛使用，如果清朝统治能长久延续下去，这种鞑靼汉语必将最终取得优势。我们不能认为这种鞑靼汉语是一种人为创造的、区别于世俗语言的皇家语言，方言间的区别是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人为造成的。 [17]

英国人罗伯聃（Robert Thom，1840）在《意拾喻言》中将汉语口语称为“言语”（yén yǜ，or Spoken Language），又将其分为“官话”（kwan-hwa, or Mandarin Language）和“乡谈”（Heang-tan, or local dialects）。他把“官话”分为两类：

第一类：“北官话”，也被称为“京话”或“京腔”，简言之就是北京城的语言。这种带有大量粗俗俚语的方言（idiom）在以前首都还在南京的时候，被认为是非常低俗的土话（patois），就犹如现今的广东话，然而当朝皇帝们一直住在北京，他们说话都带有北方口音，以至于那些不敢落伍时代的年轻人尽可能像北京那样说话。依他们的话说：那是皇帝的嘴巴，圣上难道还会有错吗？（这是一个中国人几乎无法辩驳的理据。）而且，由于北京人很少参与贸易，他们主要跟随整个帝国的官吏们，这些官吏随处可见，所以所有官府都使用他们的语言。当普通百姓听到说话者的口音，他们立即会作出判断，言者是否为政府的雇员，是否需要敬畏地面对这些人。我们可以从《红楼梦》（24卷）、《金瓶梅》（20卷）、《正音撮要》（4卷）和《圣谕》（2卷）中找到最佳的北京方言的语料。

第二类：“南官话”，又被称为“正音”（true pronunciation）和“通行的话”（language of universal circulation）。严格说来，这才是官话，或者说是南京城的话。我们知道现在的北京人将“正音”这个词用来专指他们的方言，但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想发“入声”或者说“短促声”，然而又当然性地无法正确地发这种音。要求这个国家的北方人和南方人说好官话，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意大利的一句谚语：“像一个土生的罗马人一样说托斯卡纳语”。南京话（The Nanking language）被用于舞台并或多或少地出现于他们所有的小说之中。 [18]

安东尼·巴赞（Antoine Pierre L.Bazin，1845）在《汉语常用语语法回忆录》（Mémoire sur les princips généraux du chinois vulgaire）中把官话分为北官话（po kouan-hoa, kouan-hoa du Nord）和南官话（nankouan-hoa, kouan-hoa du Sud）两支，分别以北京话和南京话为代表 [19]。

1.2.2.2　明清时期官话的标准音问题及琉球官话的性质

（一）明清官话标准音问题

明清时期官话的标准音问题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即运用不同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明清官话标准音的问题成为研究明清时期语音的一个热点，时至今日，各家说法不一、仍无定论，主要集中在是存在一个标准音系还是一个混合音系，如果存在一个标准音系的话，又主要集中在是以南京话还是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争论中。我们归纳不同学者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北京方言说：这是最为普遍的说法，认为历史上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国都，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今天普通话也就是在这些官话（元明清代官话）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主张此说的有罗常培与吕叔湘（1956）、王力（1980）、胡明扬（1987）等。

中州方言说：李新魁（1962）认为自元明一直到清代中叶，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仍然是中州音，清代中叶以后，北京话才提升为汉民族标准语的地位。蔡瑛纯（2007）认为明代汉语共同语应该以洛阳为中心，是口语形式的中原音。

安徽方言说：俞敏（1984）认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可能是安徽话，因为从历史上看明朱氏皇权发迹于安徽，又徙民不少于北京。由于北京人口的大迁移，造成北京与周围地区方言的不同，古北京话（明代）是在安徽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南京方言说：远藤光晓（1984）、鲁国尧（1985、2007）、曾晓渝（1991）、李葆嘉（1995）、张卫东（1998a）、张竹梅（2007）等认为南京方言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鲁国尧由最初认为“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推迟到“南京话是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鲁国尧（1985）以著名的“南京男孩”事件为线索证明“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鲁国尧（2007）明确提出“明代必有其基础方言”，而且“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就是南京话”。张卫东（1998a）认为直至清代后叶，南京话仍然是官话的标准，并把北京话取代南京话、获得官话标准音地位的时间定在1850年前后。杨福绵（1995）认为明末清初官话的基础方言不是北京话是南京话，除了南京曾作为明朝首都和明末清初官话的音韵、词汇和语法特点跟现代江淮方言相同的证据外，还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南京男孩”的记述，推断金尼阁把利玛窦原文中“地道的中国话”改为“纯粹的南京话”，认为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黄笑山（1996）指出利玛窦所记录的官话反映了明朝末年以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标准音。陈辉（2010）认为十九世纪南京官话使用范围最广，甚至被认同为“正音”。

其他说法：邓兴锋（1992）认为明代官话因使用场合的不同分为两系，一是书面语共同语，一是口语共同语，其中书面语共同语是以中州音为基础，口语共同语的基础是“南京型”的江淮官话。张玉来（1999）认为明代官话音系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音系，是一个没有规范标准的共同语系统；耿振生（2004）认为官话“正音”是超方言的，是一个混合音系。 [20]耿振生（2007b）指出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就是整个北方话，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音，全国各地的官话都是不统一的。麦耘（1991）、麦耘与朱晓农（2012）反对南京官话是明代基础方言一说。认为汉语从很早就有了共同语性质的“通语”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长期似乎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统一的共同语音。汉语通语音系的基础方言照例总是北方方音（譬如说洛阳音），这一音系传播到南方，很早就在长江下游地区（有很长时间是以南京为主要支撑点）形成独特的地域性分支。这一地区一向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使得在这里形成的通语音系的地域性分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以致于能同通语的基础方音分庭抗礼；当通语的基础方音已经发展，这个地域性分支仍保守旧音，从而往往被文人学者视为正统语音。……通语音系的地域性分支既然没有自己的基础方音，就始终还是得跟着通语的基础方音走，只是总要拖后一截子。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基础方音与地域分支之间的差异表现为语音发展的不同历史层次的差异。这种地域性分支决不是方音，而是与方音并存。但它在本质上仍属于通语，在总的发展规律和趋向上是与基础方音一致的。唐作藩（2005）认为近代汉语的共同语是自然形成的，它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当然也不会有普通话这样明确的标准音。 [21]董建交（2007）认为明代官话的口语没有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标准音，官话方言三种变体——早期中原官话、早期北方官话和早期南方官话，都是官话的次方言，任何一支官话口语音都没有被定为一尊。明代官话的读书音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它的主体部分是继承宋以来的中原读书音。明代官话的读书音和明代中原官话与南方官话更为接近，而和北方官话关系较远。它的基础方言应是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官话方言，而不限于江淮官话。叶宝奎（2001）、陈泽平（2004）、张鸿魁（2007）也不认为存在一个明确的标准音。陈云龙（2005）从旧时正话进行考察，认为明代官话是一个兼有南北语音特点的综合系统。

（二）琉球官话性质的讨论

琉球（现日本冲绳）官话课本即清时琉球国人学习汉语官话的课本。濑户口律子、李炜（2004）用历史学的考证方法并结合历时语法的研究对琉球官话课本《官话问答便语》《白姓官话》《学官话》《广应官话》的编写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主要作于18世纪，是清代重要的口语语料。有关琉球官话的性质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22]。

北京官话：伊底知善继（1942）、宫良当壮（1981）、村上嘉英（1971）、矢放昭文（1982）、小川英子（1996）认为琉球官话的“官话”是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京话。

南方官话（下江官话）：佐藤晴彦（1979）认为琉球官话的语言与下江官话（南京官话）的特征最为接近。濑户口律子（1994）认为《学官话》《白姓官话》和南京话一致。

福建官话：陈泽平（2004）认为“体现在‘琉球课本’附注上的音系从整体上说，既不是南京音，也不是北京音，更不是‘通行全国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它仅仅属于‘福州的官话’”。木津祐子（2004）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是清代福建的官话。（引自李丹丹、李炜，2008）

南方地区官话：濑户口律子（1994）从所使用的词语和一些语法特点着眼，认为《学官话》《官话问答便语》《白姓官话》这三本课本中体现的可能是流行于广大南方地区的官话，这与濑户口律子（1994）的观点不一致。李丹丹、李炜（2008）认为琉球官话语言性质是“官话”，是与多种南方方言对应的南方官话。

1.2.2.3　从南北官话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一）语法方面

太田辰夫的《中国语法的发展》（1957/2013）、《北京语的文法特点》（1964/1995）两篇文章中涉及到一些南北官话语法现象。其中《北京语的文法特点》一文，比照《The Nanking Kuan Hua》（1929）、《南京音系》（1929）、《Syllabar des Nanking-Dialectes》（1898）、《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官话指南》（1893）、《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Based on Idiom》（1892、1898）、《新著国语文法》（1934）、《北京话语汇》（1961）八种文献，列举了一些南北官话的差异。 [23]

张美兰（2009）对表目的语义的“VP+去”与“去+VP”句式之历史与地域类型分布进行了研究。张美兰（2009、2011a）对《语言自迩集》《燕京妇语》《北京官话谈论新篇》《官话指南》等域外材料分析发现，表示施动者位移后进行的行为动作的“VP”与表示施动者位移运动趋向的“去”说明的是同一施动者，“VP”和“去”之间有目的关系，即“VP”表示“去”的目的时，构成的“VP+去”句式是常用的句子，极少使用“去+VP”句式。即“VP+去”的出现频率比“去+VP”高得多。同期旗人的北京话作品，如旗人金国璞的《士商丛谈便览》、旗人蔡友梅的小说《小额》，发现也是“VP去”为主的句式。民初今睿（蔡友梅）编著《义友记》《钱如海》《小姑毒》全部是“VP去”。根据北京官话版《官话指南》的调查，可知“VP+去”的使用频率比“去+VP”要高（47:4），“VP+去”高频率使用，其因素不仅跟口语体有关，更重要的是“VP+去”是当时北京官话的一个地域特点，“去十VP”这个句子主要在当时南方话中使用。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官话指南》两种版本的对比，南方官话九江书局版《官话指南》改北京官话版《官话指南》中的“VP去”为“去+VP”的有26例。陆俭明（1985）关于“去+VP”和“VP+去”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陆先生对《四世同堂》里的“VP”为同一成分的“去+VP”和“VP+去”句式进行了统计，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倾向性。书面语言中的“去+VP”和“VP+去”句式的使用频率差不多，而在口语中“VP+去”的出现频率更高，并指出北方方言，特别是北京话，主要用“VP+去”说法，不大用“去+VP”说法；西南官话、下江官话、闽方言、粤方言、湘方言、吴方言主要用“去+VP”的说法。

李炜（2002b）通过清中叶以来南北文献的历时考察，指出北方人表使役常用“叫”或“让”，很少用“给”，南方人表使役常用“给”。李炜（2004b）对清末北方文献和琉球教材进行对比，分析了“给”字被动句的情况，认为北京话的“给”字被动句，最大可能是受南方官话的影响所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港台为主的南方文化与北京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大面积互动，以及“凤凰卫视”的开播，都为南方官话影响北京话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李炜、濑户口律子（2007）对琉球官话课本中表使役、被动的“给”进行研究，认为清代北京官话用使役动词兼表被动义，汉语南方方言和琉球官话用给予动词兼表使役义和被动义。

王琳、李炜（2013）首先把使役分为令致类和容任类，通过对琉球官话课本、清中叶以降南北方文献和现代南北方言进行比较，认为琉球官话课本中表达使役的“叫”和“给”分工有别，琉球官话课本中的使用情况与清中叶以降南方文献一致，而与北方文献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也存在于现代南北方言中，即南方方言与给予动词同形的词表示容任类使役，不表示令致类使役；北方方言则令致类、容任类使役使用同一个语法标记。

齐灿（2014）以《官话指南》和《官话类编》的注释为例，比较了19世纪末南北官话介词和助词差异。介词方面，先介绍了两种文献各个介词出现的频次和使用区域，然后对方所时间类、凭借方式类、原因目的类、对象范围类、处置被动类五大类介词比较，对语法功能多、南北差异较大的介词进行了定量统计、描写和分析。助词方面，主要是对动态助词“着、了、过、的、得”，事态助词“了、来/来着”，结构助词“的、地、得”，语气助词“呢、么/吗、罢/着、啊/阿、哪、喇、咯、哩”四大类助词进行比较，对使用频率相对高的助词进行了穷尽式描写，考察了它们在南北官话中的使用差异，认为结构助词使用差异较小，事态助词“来”主要用于南京官话，北京官话主要使用“来着”。

有些文献虽然不是针对南北官话讨论的，但也是讨论南北地域分布的，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

反复问句的地域分布类型。朱德熙（1985）指出汉语方言里的反复问句有“VP不VP”和“可VP”两种类型，这两种反复问互相排斥，不在同一种方言中共存。朱德熙（1991）进一步将“VP不VP”型问句分为“V不VO”和“VO不V”两个次类，南方方言倾向于使用“V不VO”，北方方言倾向于使用“VO不V”，认为这两个次类也具有类型学意义，在南北方言中的分布也是互补的。朱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反例，一是否认“可VP”疑问句属于正反问；二是认为朱先生所讲的对立形式在某些方言中是共存的。先后有王世华（1985）、钱乃荣（1987）、李延瑞（1987）、黄正德（1988）、杨亦鸣（1989）、施其生（1990）、项梦冰（1990）、张敏（1990）、刘丹青（1991）、李小凡（1990）、贺巍（1991）、游汝杰（1993）、李子玲与柯彼德（1996）等。其中张敏（1990）对不同区域方言的共时分布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从袁毓林（1993）、张敏（2000/2013）的研究来看，朱先生的观点仍然可以得到支持。

有标被动句的地域分布类型。罗杰瑞（1982/2010）指出用使役动词“叫”“让”表示被动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现在的北京话最初是以满族统治东北以后南迁中原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满语的被动标记是用使役标记表示的，以此认为北方汉语里用使役标记表达被动很有可能有阿尔泰语句法背景。桥本万太郎（1987）指出“使动——被动兼用只限于北方，而南方却保有着‘给’或由其同义词转化来的被动标志”“东亚大陆南北方非汉语被动结构——南方语言大半保留着‘给予’——被动兼语式，而北方兼用使动——被动标志”。江蓝生（2000b）认为汉语使役兼表被动完全是汉语语法本质的表现，与阿尔泰语的影响无关，指出现代汉语确实存在北方用使役动词“叫/让”兼表被动，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作被动标志的地域上的分别，但从历史上看，给予动词兼表被动是南北通行的。现代汉语使用使役标志兼表被动反映的是唐代以来的历史层次，而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兼表使役和被动反映的是上古的历史层次。江先生认为桥本（1987）注意到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做被动标志，但没有注意到汉语的给予动词自上古以来就是兼表使役和被动的事实，其所说的区域特征反映语法类型上的差异只是词汇选择上的不同。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汉语的比较研究。刁晏斌（2006a）把清末民初至“五四”前后，称之为现代汉语前发展阶段，“五四”之后为现代汉语阶段。把现代汉语 [24]划分为四个阶段，对比了这四个阶段的差异。第一阶段是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阶段是1949年到195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至现在，是大陆汉语受到海外汉语巨大影响和冲击的时期，这时期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复旧、趋新、模仿。

刁晏斌（2000）从语音、词汇、语法和表达形式四个方面讨论了海峡两岸语言的差异与融合。近年来，刁晏斌先生一直都在关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现代汉语的对比研究，主编《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新收获》（2013、2014），还对外来词、“被”字句、“将”字句、“遭”字句、“获”字句、“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以及港澳台地区标准书面汉语的共性与个性做了比较研究。

（二）词汇方面

汪维辉（2006）指出“揭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论证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地域性比时代性更难”。十九世纪末一些域外文献尤其是《官话指南》和《官话类编》反映出汉语官话词汇存在南北差异，这对于南北词汇差异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材料。

张美兰（2007c）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对十九世纪末汉语官话研究的贡献：〈官话类编〉专题研究》，考察了《官话类编》中南北官话词汇和句式的面貌特征；《十九世纪末汉语官话词汇的南北特征——以九江书局版〈官话指南〉为例》（2008a）、《清末汉语介词在南北方官话中的区别特征——以九江书局改写版〈官话指南〉为例》（2008b）两篇文章是基于《官话指南》两种版本的对比，利用异文材料分析了19世纪末南北官话词汇的地域差异。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后收入张美兰（2011）中。下面我们摘录部分反映南北词汇差异的用例。

《官话指南》：

名词：大夫——郎中、医生；娘儿们——妇女们；街坊——邻居；师傅——先生、司务；学房——学堂；见天——天天、每天；早起——早晨；隔扇——槅子；蜡灯——烛台

代词：多咱——多早、几时；咱们——我们；您纳——您

动词：巴结——造就；布菜——动手；丢——掉；沏茶——泡茶；知道——晓得

形容词：贱——便宜；凉——寒；磁实——结实

副词：别——莫；管保——包管、保管

助动词：得——要

数量词：俩——两个；趟——回

《官话类编》：

名词：胰子——肥皂；姑爷——女婿；爷儿——父子；营生——事情；干粮——点心

动词：打架——打仗；借光——借问；忌烟——戒烟；做——弄

形容词：笨——拙；溜光——油光；胖——肥

代词：这儿——这里；那儿——那里

副词：果真——真果；反倒——倒反；大料——大约；管许——想必

介词：叫——教；叫——给；叫——等；给——把/与

张美兰（2012、2013b）从《训世评话》文白对照看明初汉语常用动词的兴替变化、常用词新旧质素兴替变化；张美兰（2013a）、张美兰与周滢照（2014）分别从版本异文、鼓词曲本角度看汉语常用词历时演变；刘宝霞与张美兰（2013、2014）、张美兰与刘宝霞（2013、2014）分别考察了“丢弃”义常用词、言语动词“商量”“商议”、“迎接”义动词、“遇见”义动词“碰”“撞”的历时演变及其地域分布；张美兰、穆涌（2015a、2015b、2017）考察了称谓词“兄弟”的历时发展与地域分布。

孙华先（2013）对《南京字汇》《官话类编》作了比较，认为屈耐特的《南京字汇》（1898）辑录的6300多条词语，约95%的词目来自《官话类编》，“南京音词汇”并非“南京话词汇”，而是以南京音为“正音”的“标准中国话”的词汇。孙华先的《〈南京字汇〉中的〈官话类编〉词汇》从音义及用字等方面考释《南京字汇》中的词语，全面梳理补充了词语的用例。

1.2.2.4　从其他角度进行的研究

对明清时期官话语言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如果从研究的材料看，有的是研究本土文献，有的是研究域外文献；如果从研究方式看，有的是专题研究，有的是单篇论文的；如果从研究的领域来看，有词汇、语法、考证方面。

（一）以本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

专题系列最为集中的是曹炜教授指导的相关系列博士、硕士论文，对明清时期一些经典文献的语言进行多角度分析，并作了量化统计，其中系列博士论文有张云峰（2011a）、刘冬青（2011）、宋青（2012）；系列硕士论文中以《型世言》为研究对象的有吕传峰（2003）、施建平（2003）、张云峰（2003）；以《水浒传》为研究对象的有王华（2007）、卞于靖（2007）、冯芳（2007）、李睢云（2012）、奚潇凌（2012）；以《儿女英雄传》为研究对象的有张秋梅（2009）、郑秋娟（2009）、谭芳芳（2010）、薛瑾（2010）、洪琰（2010）、巫洁（2010）；以《金瓶梅词话》为研究对象的有高军（2009）、曹守平（2012）；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有吕欣（2011）、袁艳（2011）、刘伟（2011）、杨梅（2011）；以《喻世明言》为研究对象的有高绥苑（2012）；以《醒世恒言》为研究对象的有许玲淋（2012）。

以《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为材料进行多角度研究的有戚晓杰（2007）、翟燕（2008）、宋开玉（2008）、王群（2010）、张俊阁（2011）、殷晓杰（2011）、傅惠钧（2011）、魏红（2012）等。

（二）以域外材料为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

以朝鲜时期官话教科书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张晓曼（2005）、刘静（2007）、岳辉（2006、2008）、刘春兰（2010、2011）、童欢（2010）、张美兰（2011a、2011c）、耿永坤（2012）、王艳丽（2012）、李静（2012）等。

以西方教材《语言自迩集》为研究对象的有胡双宝（2002）、张美兰（2007b）、郑文灿（2008）、顾亮（2009）、王欢（2011）、宋桔（2011、2013、2015）、赵岩（2011）等；以《官话类编》为研究对象的有邢公畹（1990）、张美兰（2007c）、李蕊（2010）、李木谢子（2011）、李银菊（2013）、钱鸿儒（2013）等。

较早对日本明治时期教科书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有江蓝生（1994、1995）和孙锡信（1997）。目前主要是以张美兰、李无未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在词汇方面，有张美兰与陈思羽（2006）、张美兰（2007a、2008a）、陈明娥与李无未（2012）、魏薇（2013）、陈明娥（2014）。在语法方面，有李无未（2008）、王淑芳（2010），探讨了《支那文典》的语法学价值及其语法体系的特点；李无未（2011）将《马氏文通》与《中国文法》进行比较，强调二者在我国汉语文言语法和白话语法理论体系中的价值；李无未、杨杏红（2011）探讨了北京官话语气词的使用情况。张美兰（2011a、2011c）综合朝鲜时期官话教材、日本官话教材进行了研究。

以琉球官话教材为研究对象的，有李炜（2004a、2004b）、李炜与李丹丹（2006、2007）李炜与濑户口律子（2007）、李炜与王琳（2011）、李炜等（2015）、濑户口律子（1994a、1996）、濑户口律子与李炜（2014）、李丹丹（2013）、李丹丹与李炜（2008）、王琳（2010、2013、2014）、王琳与李炜（2013）。

（三）考证

词语考释方面：

吕叔湘（1940）、张惠英（1991）、谢俊英（1993）、江蓝生（1995）、时良兵（2006）、刘云（2009）、李炜与和丹丹（2011）、刘云与周晨萌（2013）都考释过人称代词“您”。刘云、周晨萌（2013）在元、明、清、民国、当代五个时期大规模本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的支撑下，对敬称代词“您”的语源及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对本土材料和域外材料的验证比照，将“您”的实际来源和发展路径归纳为“你老人家＞你老＞你那/你能＞您纳＞您”，分别从语法和语音演变两个角度进行了阐释，将敬称代词“nín”的出现时间提前至十九世纪初。

张美兰（2011b）以清末域外北京口语教材为对象，考察了“嚼过”的发展变化过程，并揭示了其地域特性，“嚼过”是北京土话里的老词儿，相对于北京话的“嚼过”，南方官话称“花消”，即“花销”。

文献考证方面：

遇笑容（1996）从动作状态和疑问句两个语法结构探讨了《儒林外史》的作者问题，指出《儒林外史》或许并非完全为吴敬梓所作，推测后23回为他人所作，并提出了语言学上的证据。地藏堂贞二（2000）、汪化云与蔡新中（2003）、遇笑容（2003）、张能甫（2005）相继进行了讨论。

高本汉（1954）选取《红楼梦》中的24个词证明后四十回为曹雪芹所作。 [25]陈炳藻（1980）借助计算机从词汇统计角度考察《红楼梦》前后用字（词）的相关程度，认为后四十回也是出自曹雪芹之笔。陈大康（1987）从数理语言学角度分析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认为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所作。

高本汉（1952）在《中国语法新探》中对明清五部白话小说的语法、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列举了32种语法、词汇现象，统计它们在《水浒传》A（前七十回）、《水浒传》B（后五十回）、《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A（前八十回）、《红楼梦》B（后四十回）、《镜花缘》中的使用频率。 [26]

山田忠司（2004）以太田辰夫（1969）提出的北京话七个特点描写了《北京官话今古奇观》，发现该书不仅完全具备太田辰夫所提的特点，还拥有北京话的其他特点，但没有南方话的诸多特点，认为这部书基本上是用北京话写的。

朱星（1979）考证了《金瓶梅》的作者；张惠英（1985）考察了《金瓶梅》中的山东话；张惠英（1986）考察了《金瓶梅》中杭州一带的用语；徐复岭（1993）考察了《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及语言。

（四）北京口语

关于北京话口语词，前辈学者很早就研究过。据初步统计，有以下几部著作：《北京话单音词词汇》（陆志韦，1956）、《北京话轻声词汇》（张洵如，1957）、《北京话词汇》（金受申，1961）、《北京方言词典》（陈刚，1985）、《北京话词语汇释》（宋孝才，1987）、《北京土语辞典》（徐世荣，1990）、《北京话儿化词典》（贾采珠，1990）《北京土语》（齐如山，1991）、《红楼梦语言词典》（周定一等，1995）、《现代北京口语词典》（陈刚、宋孝才、张秀珍，1997）、《北京话词典》（高艾军、傅民，2013）、《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杨玉秀，1984）以及周一民（1998）《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

此外，刘一之（2011）指出了一些清末民初老北京话词语，如“不了、打背公、档杵、底面儿、二反、夸兰达、老斋、麻、耍话、贴靴、要菜、一谱儿”。张美兰（2011a）描写了《语言自迩集》中北京官话口语词，有“常晃（有时）、出门子（出嫁）、冷孤丁（突然）、四下里”等44条；利用《燕京妇语》《官话指南》《官话篇》《急就篇》《士商丛谈便览》《生财大道》等教材描写了“阿妈、挨（在）、打哈哈、短（少）”等202条；还描写了成书于民国初期（1910-1920年间）的《京语会话》中“八下里、别家、出阁、嚼过、定规”等216条北京口语词。江蓝生（1994、1995）结合《儿女英雄传》《小额》对《燕京妇语》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读音、词汇进行了研究。

北京口语法研究方面，早期有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4/1985）、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1999）、朱德熙的《语法讲义》（1982b/2002）、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1979）、《中国话的文法》（1968/1980）。之后最有影响的是有张伯江、方梅（1996/2014）《汉语功能语法研究》，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对象，区分书面语与口语、叙述语体与对话语体等，从功能角度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强调北京口语的研究价值，也指出“文康——老舍——王朔”作为北京口语百年来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代表，显示了北京口语的层次。胡明扬（1981、1987）、陈建民（1986、1995）、徐丹（1989、1992、1995）、方梅（1994、2002、2011）、贺阳（1994）、刘一之（1988、2000、2011）、周一民（1998、2002）、刘云（2006、2009、2013）等学者都进行了研究。

还有学者描写了其他官话区的词语。岳辉（2006）讨论《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的语言基础，认为是东北方言词汇的动词有“哈、冒、顶、该、作比、刷钱、胡弄、踢蹬、知不道、川换”，形容词有“新鲜、两路、大法儿”，名词有“老鸹、才刚、头里”，副词有“寡、恒是、悄没声”，代词“啥、那块儿”，介词“望”等。

朴在渊、金雅瑛（2009）研究了朝鲜后期抄本汉语会话书《中华正音》，将该书中所见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的、或者带有方言特色的词与《骑着一匹》《学清》《你呢贵姓》中的词进行比较，认为使用东北官话的词语有“塘[趟]、存[住]、讲主[讲究]、原起[原先、起先]、归起[结果、终究、终于]、不离[好、不坏]、寡[光、只]、本成[本来]、起[从]”等。书中“各人[自己]、打着[想着、打算]、没儿[末儿]、哈[喝]、黑吗枯柊[黑麻咕咚]、咧[了]”等词语如今被归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作者认为目前被归为各官话的方言词语见于同一本书，这与东北官话的形成过程息息相关。

张全真（2009）以清代琉球课本《白姓官话》为研究对象，列举了反映山东方言特别是胶辽官话的一些词语，如时间词“今日、明日、昨日、前日、后日”，处所介词“望”，其他的如“于今”“下晚”“莫敢”“满”“共总”“风凉”等。

（五）北京话与满语的关系

关于北京话与满语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有季永海、常瀛生、赵杰。例如季永海的《论满语中的汉语借词》（1985）、《满族转用汉语的历程与特点》（1993）、《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2004b、2005）、《关于北京旗人对北京话的影响》（2006）；常瀛生的《北京土语中满语》（1993）；赵杰的《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1994/1996b）、《清初满语京语重音前移及其对京腔汉语的影响》（1995）、《满族话和北京话》（1996a）、《满语对北京语音的影响》（2002）。此外，以满汉合璧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有陈晓（2015）《从满（蒙）汉合璧等文献管窥清代北京话的语法特征》，竹越孝、陈晓（2016）《满语助词dabala与汉语句末助词“罢了/罢咧”相关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