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　鸟类科学绘画的兴衰

王新国

对于鸟类的描摹虽然自古有之，但直到18世纪，英国博物学家马克·凯茨比（Mark Catesby，1682-1749）的鸟类插图才使这一古老传统以科学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凯茨比早年在英国学习博物学，后跟随兄长前往弗吉尼亚，并在1714年参加了对百慕大和牙买加的考察活动。1719年，凯茨比带着他的博物学标本回到英国，将其分送给多位博物学家，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凯茨比在插图绘制上的过人天分和丰富的博物学经验，他被英国皇家学会派往北美进行科学考察。凯茨比在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考察三年，运送了大量有待鉴定的动植物标本到英国。考察结束返回英国后，凯茨比学习雕版印刷技术，之后耗费10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关于北美东南海岸的博物学杰作《卡罗来纳、佛罗里达与巴哈马群岛博物学》。书中的220幅科学绘画包括109幅鸟类作品，全部由他亲自绘制、印刷，并辅以对这些物种习性和行为方面的解释性描述。

大约与凯茨比同时期，另有两位对鸟类科学绘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位是伊利亚萨·阿尔宾（Eleazar Albin，约1690-1742）。阿尔宾曾为当时的许多博物学家绘制插图，并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鸟类博物学插图集，虽然书中的306幅插图全部是铜版蚀刻印刷完成的，但这些鸟类作品的质量差异颇大，有些鸟类完全无法识别，遂被认为是异域物种。他的这部著作虽然没有太多科学性的洞见，却获得了很大成功，于是他又出版了一个体量较小的版本，其中有23幅插图是关于鸟蛋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博物学家用图画描绘鸟蛋。后来的博物学家们受此启发，将更多的目光投向鸟蛋，并创作了大量以鸟蛋为主题的优秀科学绘画。

另一位艺术家兼博物学家是乔治·爱德华（George Edwards，1693-1773），他在40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部博物学著作。爱德华很欣赏阿尔宾在鸟类学插图上的成就，但觉得这些作品缺乏生气。1743至1751年间，他绘制了多卷本罕见鸟类的插图。爱德华声称他的插图是完全根据活体标本创作的，因此更加生动准确。纵观他的鸟类科学绘画，其优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在画面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物种，如鸟所处的环境中的鱼或昆虫，二是画面中既有一只鸟的完整彩色形象，同时还有一些局部，如爪和头的黑白特写，使作品具有了以往插图所不具备的表达能力。

18世纪后半叶出版了相当一批具有较高科学和艺术水准的鸟类科学绘画。当人们欣赏并赞叹这些珍贵的作品时，总能清楚地看到前代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影响，包括对活体标本的高度重视、铜版蚀刻的广泛应用、对物种具体生境的强调、鸟蛋科学价值的凸显以及局部特征的特写等。

19世纪是鸟类学和鸟类科学绘画的黄金时代，鸟类博物学者中名家辈出，其中，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1804-1881）和爱德华·里尔（Edward Lear，1812-1888）是最耀眼的巨星，尤其是约翰·古尔德，以其鸟类科学绘画作品的品质和数量，当之无愧地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鸟类科学家和鸟类科学绘画艺术家之一。

古尔德的父亲是英国皇家植物园的一个园丁，他引导幼年的古尔德进入博物学领域。古尔德在约克郡进行博物学学习期间，逐渐对鸟类产生了浓厚兴趣，专门学习了鸟类标本的剥制技术。他的标本剥制能力使他获得了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伦敦动物学会的邀请，为该学会开展保存鸟类藏品的服务工作。在为动物学会工作期间，古尔德与伊丽莎白结婚。伊丽莎白是一位极有插图天分的插画师，她为丈夫的鸟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尔德不仅是出色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也是一名优秀的商人。1830年，他得到从喜马拉雅地区收集而来的鸟类新种，便开始着手出版关于喜马拉雅山鸟类的著作。这部作品中，古尔德为全部插图绘制了黑白素描，然后由妻子伊丽莎白完成彩色的整版插图。出版时以印版印出轮廓，之后由艺术家用水彩进行人工着色。书中的文字部分则是尼古拉斯·威格斯（Nicholas Vigors，1785-1840）完成的。

进入19世纪以后，博物学家们的眼光一方面聚焦在异域物种上，同时也以新的更为科学的方式重新研究欧洲大陆固有的物种，古尔德也是如此。1832年，古尔德开始出版《欧洲鸟类》（The Birds of Europe），这一次他亲自撰写了书中的文字内容。在此期间，古尔德又一次展现了他的商人天赋，他从陷入经济困难的爱德华·里尔那里买下了关于鹦鹉的一系列插图—这些作品是整个鸟类科学绘画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古尔德作为一名出色的鸟类学家，曾为达尔文鉴定了他带回英国的绝大多数鸟类，包括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带回的雀类。1838年，古尔德完成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探险活动—远航澳大利亚。两年后他回到伦敦，开始出版《澳大利亚鸟类》（The Birds of Australia）。1848年最后一卷即第七卷出版完成。全书共计插图681幅，包括200个新物种。这部惊人之作有着骇人的定价—115英镑，这使它只能流行于最富有的爱好者之间。科学、艺术和商业在古尔德这里形成了稳固的良性循环。

除了从博物学的角度全面描述一个地区的鸟类外，古尔德还出版过几部系统性的专著，如1849-1861年间出版的五卷本《蜂鸟科研究》（Monograph of the Family of Humming Birds）。蜂鸟的体型很小，可以按照真实尺寸绘制插图。古尔德为了完美描绘蜂鸟羽毛的光泽，采用了极为昂贵的用彩色清漆覆盖的金质纸张。在这部著作中，他记述了今天我们已知的几乎所有蜂鸟物种。

在人生的后半程中，古尔德陆续出版了记述大洋洲、亚洲和英国本土鸟类的著作，本书中的鸟类科学绘画作品即出自古尔德于1875-1888年出版的《新几内亚岛及邻近岛屿的鸟类》（The Birds of New Guinea and the Adjacent Papuan Islands）。

古尔德一生总计发表了约3000幅鸟类插图，记述了约2500个物种，其中大量物种是首次出现在科学绘画中。他是多个科学协会的成员，在1843年39岁的时候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他还被誉为当时欧洲最优秀的插画师。今天，古尔德丰富的博物学藏品大都收藏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古尔德是19世纪鸟类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与詹姆斯·奥杜邦相比，他的著作和插图作品在科学品质上要更胜一筹。

奥杜邦对北美大陆鸟类的描绘固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奥杜邦的著作和其中的插图并不具有很强的科学价值，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而只是一位大自然的爱好者。我们欣赏奥杜邦的作品时之所以被打动，是由于字里行间和画面中的细节所传递的热情—作者本人置身于广袤无垠的新世界时，周遭美丽的景象引起的内心震撼跃然纸上。然而，也正是这种爱好者的热情，妨碍了作者以理性和科学的视角观察眼前的动植物和景观。换言之，被称为自然歌者的奥杜邦在描绘自然时，不是为一个具体的科学目标进行创作。在巨大热情的鼓舞下，他尽力刻画出来的，往往是不分主次的鸟（或其他动物）深陷于周围环境的图景，读者很难从他的插图中得到科学意义上的教益。与奥杜邦相比，身为科学家的古尔德创作的插图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绘画。

爱德华·里尔是与古尔德同时代的伟大插画师，他为当时包括古尔德在内的许多鸟类学家绘制过插图，其中最为惊艳的就是后来被古尔德买下的那些鹦鹉插图。里尔的科学绘画作品在风格上与古尔德很接近，其不同之处在于，里尔常常通过进一步弱化背景内容以强调描绘对象。而且，他是一位制版师，他能够利用当时不断进步的印刷技术对画面的层次感作进一步提升。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彩色印刷技术的逐渐普及，手工着色成本过高的问题凸显出来，传统的插图绘制方式渐渐衰落。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彩色印刷效果还远远不能和手工着色画面的高品质相比，但科学家和出版商们都意识到，华美、奢侈的鸟类学著作及其中的鸟类科学绘画已渐渐步入尾声，即将成为惊鸿一瞥的时代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