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帝都，文学的表现不可能不与之相关。其实，对于开封帝都的叙述传统在宋元杂剧中已经出现。其剧目主要是对于北宋皇帝及元勋、包公、水浒、杨家将等的描述。现存北杂剧剧本有160多个，其中79种故事发生地涉及河南，而与开封（汴梁、东京、南京）相关的有41种之多，占全部现存杂剧的42%。《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书》、《十探子大闹延安府》、《赵匡义智娶符金锭》、《宋上皇御断金凤钗》等多部剧本都与皇家、官府等帝都形象相关。（注：任莹：《金元杂剧之“河南现象研究”》，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0年5月。）这个传统也被明清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所继承。不过，明清小说多数所讲述的并非是当时的开封故事，而是仍然习惯讲述北宋时期的都城开封。由于时代久远，此中情形当然已经不属于经验性叙述，因此对于开封的讲述往往呈现出一种想象性。学者孙逊将这种叙述方式称为“虚化”。所谓“虚化”，即一方面正面描写开封城市景观，但是不能做到真实和详尽，只是延续传统的叙述方式而已。另一方面，是对于宋都开封并不进行正面描写，城市往往作为一种背景隐入小说的背后。应当说，城市的皇朝政治中心意义是作为一种象征被凸显出来的，而实际的城市形态反而不重要了。事实上，这两种叙述方式都表现出了一种帝都叙述的传统。叙述的过程当然无从写实，只能“虚化”。更有意思的是，帝都叙述，在宋元时期并不明显，而在远离宋都的明清时期，反而成为小说写作的主流。
明清小说将开封作为一般性都城的背景，具有想象性叙述的特点，而且显得非常程式化。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整理的《三遂平妖传》开篇第一回对于开封这样写道：“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相对于宋元话本中对于开封描写的经验性，这种概括性描写，特别是描述汴京繁华景象，显然是一种套路，带有中国小说的修辞性习惯，或者说加入了后人对于一般帝都的想象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开封府尹包公判案的一系列故事。明代的《包孝肃公百家演义》是一部汇集了包公断案种种传闻的短篇小说总集，故事多发生在开封府所辖的地区里。包公由于身为开封府尹，所以，一系列小说故事展开的背景当然要设置在开封。另一方面，由于包公故事多有采集前代说唱本、杂剧的内容，包括《包孝肃公百家演义》，一直到《龙图公案》、《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但是，一系列的“包公故事”，侧重表现的是“公案”，而不是市井形态。即使是对于东京世俗人情偶有涉及，也无意详细展开。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小说的核心价值系统，与宋元话本不同，在于包公断案背后的皇权力量与国家制度，比如包公所持皇家授予的三个铡刀，类似的皇权象征物还有“杨家将故事系列”中佘太君的龙头拐杖等。确切地说，“包公故事”和“杨家将故事”一类小说，并非本地性的“开封故事”，其实是一种国家性的政治叙事。包括当代开封作者有亢君的电视剧《包公演义》，也有此种情形。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具有关联性的三部小说进行讨论，即《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词话》。三部小说的成书年代具有先后的延续性，其内容也有先后继承的关系。《宣和遗事》为宋代无名氏所作，元代或有增益；《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宣和”是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大宋宣和遗事》从讲述历代昏君的荒淫、误国开始，一直写到宋高宗定都临安为止。在讲述历代昏君的过程中，又穿插了宋代奸臣以及宋江等人起义的事情，所以《大宋宣和遗事》也成为后世《水浒传》的蓝本。文本中有较多对于当时开封景象的细致描写。《大宋宣和遗事》包括《元集》、《亨集》、《利集》和《贞集》四个部分，在《元集》中介绍了对于蔡京的启用，其中有这样的描写：
记述之详尽可见一斑，更不用说文中对于宋徽宗与李师师相会以及开封元宵节的描述了。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尽管作者主要是描述皇家的生活，但是文本更多地具有一种写实化的倾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经验性写作。
以《大宋宣和遗事》为蓝本的《水浒传》在前者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水浒传》起于开封，最后又止于开封。小说开篇叙述了宋朝在开封的建国史，说赵匡胤“……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水浒传》的许多故事当然都与开封相关，比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林冲误入白虎节堂，杨志州桥卖刀，宋江樊楼与李师师相会，柴进簪花入禁苑等。但是，整体上说，东京的背景却较为模糊。小说中有两段诗词对开封进行赞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一自梁王，初分晋地，双鱼正照夷门。卧牛城阔，相接四边村。多少金明陈迹，上林苑华发三春。绿杨外溶溶汴水，千里接龙津。潘樊楼上酒，九重宫殿，凤阙天阍。东风外，竹歌嘹亮堪闻。御路上公卿宰相，天街畔帝子王孙，堪图画，山河社稷，千古帝王尊。”同样，小说第七十二回在另一首词中开篇也说道：“州名汴水，府号开封”，然后从“周公建国，毕公皋改作京师”开始细述开封的历史，一直描写到开封府的紫阁楼台，在“霭霭祥云、融融瑞气”等句中结束。程式化的描写，表明了作者对于开封帝都形象的一种想象性叙述。
脱胎于《水浒传》故事情节的《金瓶梅词话》中也多次提到开封。据学者考证，在全书100回的篇目中，提到开封的有58回，占半数还多（注：王基：《金瓶梅与开封府——〈金瓶梅〉社会价值初探》，《开封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但真正对开封进行描写的只有3回。第十八回写“来保上东京干事”，第三十回写西门庆派人向太师蔡京进献生辰纲，第五十五回描写西门庆亲往开封为蔡京庆祝寿诞。其中，第十八回描写的是来保、来旺去开封府打点门路，开脱西门庆的罪行。小说写来保二人“朝登紫陌，暮践红尘，一日到东京，进了万寿门，投旅店安歇”，然后从蔡京府到李邦彦府。最后，李邦彦将西门庆的名字改成了贾庆，西门庆躲过一劫。在这一回目中，并没有对于开封城市生活形态的描写，仅仅有蔡京府上“坐北朝南三间敞厅，绿油栏杆，朱红牌额，石青镇地，金字大书天子御笔钦赐‘学士琴堂’四字”等句。在这里，开封作为实际形态的城市也没有直接出现，其本身只是一个权力中枢的背景，蔡京、李邦彦背后就是天子的存在。小说第三十回来保和吴主管护送生辰担进献蔡京。同十八回一样，两人还是经万寿门进城，然后到蔡京府上。在这一回目中，西门庆获得了一个上好的前程，而且护送生辰担的来保和吴管家也都获得了一官半职。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亲自去开封为太师蔡京祝寿，对于开封依然没有做详细的叙述。同来保以前来开封府时差不多，西门庆也是经万寿门进入开封。不过，在本回目中出现了对蔡京府的描绘，其中写道：“堂开绿野，阁起凌烟。门前宽绰堪旋马，阀阅嵬峨好竖旗。锦绣丛中，风送到画眉声巧；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左右活屏风，一个个夷光红拂；满堂死宝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挂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灯油；门迎珠履三千，白日间尽皆名士。九州四海，大小官员，都来庆贺；六部尚书，三边总督，无不低头。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文中所写，特别是“白日间尽皆名士”、“都来庆贺”、“无不低头”等句，显然不是人物所见。加之骈文式的铺排，更加表现出程式化的一面，无非来源于人们对于都城相府的常识性想象而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金瓶梅词话》写人物三次去开封的过程稍有不同。第十八回人物去开封用了一天的时间，第三十回用了两天，第五十五回西门庆则是一路游山玩水费时多日，暗示出西门庆逐渐显贵的身份变化。虽然这对于塑造西门庆等人物形象来说是有益的，但对于城市的描写却无不同。在以后的回目中，作为皇权象征的开封府再也没有出现。应当说，小说《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开封也是一种概念性的帝都形象。
明清时期，开封再也没有恢复北宋时期的繁华。尽管朱元璋曾经在1368年令“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注：程子良、李清银：《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开封的陪都地位也延续到1378年才被废掉，但对于整个明王朝意义不大。此后，开封也仅仅是周王的藩镇，且由于水患而衰败不堪。明清时期的文学对于开封的描写相对比较少，部分涉及开封的描写更呈现出虚化特征，停留在一般帝都皇权的想象层面。小说方面，有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风”、“花”、“雪”、“夜”四集）与五色石主人的《快士传》。后者延续了宋元话本对于世俗人情描写的传统，但其描写大多具有想象性的特征。《鼓掌绝尘》“花”集中有十回讲述关于开封的故事，其中涉及凤坡湖、杏花厅、杨公庙等地名，不仅极为简略，而且大多为虚构。在第十五回“凤坡湖龙舟斗会，杏花亭狐怪迷人”中，对于凤坡湖的介绍只有一句：“说那汴京城外，有一座凤坡湖，开阔三十余里，四围俱是乡宦人家建造的庄所。”这基本上是历代小说话本中风景描绘的常见模式，几乎不具有任何写实意义。
对于开封市井形态描写较为丰富的是河南人李绿园的《歧路灯》。这是一部教化小说，作者的初衷是写一部理学色彩的教化小说，对当下以及后人进行劝诫。从小说题目“歧路灯”就可以看得出来，其意在于为世间误入歧途者亮起一盏劝诫的红灯，期望青年人去恶向善，因而理学色彩贯穿全篇。比如，作者在自序中说：“藉科浑排场间，写出生存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己。”（注：转引自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小说开篇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以拜祖突出伦理中的“孝”字。而书中主要人物的命名也颇具意味。主人公的父亲谭孝移，名忠弼，暗含“移孝作忠，依辅弼王室”的意思。此外，文中不时出现的“我中州乃理学明区”的句子等，也无不表现着作者创作本意中强烈的教化色彩。学界对《歧路灯》这部小说的认识存在着巨大争议。以蓝翎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歧路灯》将《金瓶梅》等小说中的说教色彩发挥到了极致，使人情小说的发展走向了歧路，是中国小说的大倒退。但同时，小说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极大推崇。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就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注：《歧路灯论丛（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其实，两种情形都是小说文本所具有的。只不过，明确的写作动机与实际的写作、阅读效果发生了背离，而这可能正是小说的复杂之处。对于后者来说，小说对于开封城市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市井人物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比如小说中对于赌和戏的描写，集中表现了浪子、债主、戏子、赌徒、嫖客、妓女等人声色犬马的生活情形。在对戏剧演出描写的过程中，涉及戏班的组建、经营，演出的种类、剧目、程式、道具、服装等各个方面。其实，戏场之兴盛与繁荣，都是清代开封的市井现象。特别是，小说中谭绍闻以书香子弟，先入读书正途，后在浮浪子弟盛希侨、夏鼎等的引诱之下堕落。虽经多次劝阻，却多次重入赌局和妓院。因此，小说中的戏场、赌场与欢场也反复出现，使得城市蝇营狗苟、藏污纳垢之处穷形毕现，成为主要描写的部分。同时，小说对开封方言的运用也增加了小说本身的市井特性。董作宾甚至在《李绿园传略》中称：“李绿园为吾豫惟一之方言文学家。”小说第54回，王氏对王中说道：“王中，你各人走了就罢，一朝天子一朝臣，还说那前话做什么。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何况你大爷已死。你遭遭说话，都带刺儿，你叫大相公如何容你？”其中的“遭遭”、“带刺儿”等语，都属于开封附近的方言。小说还有对于开封地方建筑、道路、街市等的描写。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者撰文细考开封地名的古今之变，如小说主人公谭绍闻所住为“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再如朱仙镇水陆码头、大相国寺的庙会和香火、铁塔、鱼市口等。可以说，《歧路灯》起于理学动机，但没有止于“理学之城”的一般性描述，而主要是关于清朝开封的地方性风俗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