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对于开封的城市知识，比较集中于帝都的概念上。按照史学家的看法，开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据《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记载》：“帝宁（杼）居原，自原迁于老丘。”《春秋地名考》中说：“老丘，古地名，在今河南陈留城北”，也就是说，“老丘”已经是国都了，在今河南开封城市东边不远的近郊范围内。开封原来称为“启封”，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刘启继位，为避讳“启”字，更名为“开封”。从公元前364年到公元1233年，开封曾经先后作为七个封建王朝的都城。隋时炀帝修筑汴河，得水利之利。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和高适在开封结伴游吹台，留下《梁园吟》、《古大梁行》等名篇。杜甫有诗《遣怀》：“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记述的就是三人登吹台的情景。韩愈也写过不少关于开封的散文，如《汴州东西水门记》、《汴州嘉禾嘉瓜疏》等。前者记述了当时建筑汴州水门的故事，后者描述的是汴州周围的农业等。唐朝灭亡以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中有四个曾经在开封建都，开封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兴盛，自宋达到顶峰。但作为七朝古都，其实开封自北宋以后就趋于没落，而且基本上没有复兴。

文学中的开封城市形象始于宋朝。王国维在论述金院本时指出：“开封是宋之东都……故多演送汴京故事。”（注：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1页。）他认为，院本中人名、地名如“郓王、蔡奴，汴京之人也，金明池、陈桥，汴京之地也”。自宋以后的戏剧、小说等对开封的描写，也成为一个持久不断的传统，形成了关于开封城市叙述的一个谱系，学者孙逊等人称之为“东京故事”。（注：孙荪、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他认为，“东京故事”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开封从都城转变为一般性的城市，创作主题主要是以伤逝和怀旧为故事主题，这一类创作主要体现在宋元话本里面。从明清起，关于开封的城市叙述出现了对东京的“虚化”描写。其实还有一类，就是具有较大影响的世情风俗的写实性作品，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对于开封城市不同的叙述方式，呈现出帝都叙述的国家文本和市井描写的地方性文本的区别。

首先，是宋元话本中对于开封的地方性风俗叙述。宋朝东京，无疑是开封城市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东京成为北宋的都城时人口在百万左右，到“北宋后期，东京城市的人口约有150万左右”（注：程子良、李清银：《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9页。），并且是重要的水陆交通要津，“汴梁，扼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地”（注：《文苑英华》，卷五六八。），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城市地位的发展，开封城里大小店铺星罗棋布。公元980年，东京重要的街道景阳门大街出现了侵街现象。逐渐地，御街两边的御廊也允许“世人买卖于其间”。还有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更是活脱脱的市井形态。话本开始大量生产就是在这一个时期。一般来说，说书人说话的底本叫话本，宋代话本的基础是口头文学，而流传下来的多是在南宋时期产生的说话底本，加上元代少数话本。现存的宋元话本大多数编印于明代，或多或少经过了明代人的修订。根据程毅中、胡士莹、谭正璧等先生的考订，综合来说，现存的宋元话本有50篇左右。话本的出现是白话文学第一次跻身文坛，开创了元明清三代的戏剧、小说创作繁荣的先河。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宋元话本多以城市市井生活作为故事的内容或背景。因其服务于市民阶层，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小说家多将虚构的故事置于真实的城市背景中。宋元话本有16篇涉及东京：《红白蜘蛛》、《杨温拦路虎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快嘴李翠莲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赵旭遇仁宗传》、《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勘靴儿》、《至诚张主管》、《皂角林大王假形》、《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三现身》；有5篇话本同时涉及东京和临安故事，分别是：《张生彩鸾灯传》、《错认尸》、《五戒禅师私红莲记》、《金鳗记》、《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宋元话本对于开封地域性的描述主要表现在人物、事件和空间等几个方面。有意思的是，人物与事件多发生于城市世俗性的市井，而非宫室或贵胄禁地。《简帖和尚》描写了皇甫殿直与妻子分离又和好的故事。由于受到奸人的蒙骗，皇甫殿直认为妻子有外遇，将妻子抛弃，可是不久之后开始怀念妻子。“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岛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及至出去烧香，见了已经别嫁的旧日妻子，“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注：引自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第313—335页。）。等到发现奸人的诡计之后，二者又破镜重圆。《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开头描写宋四公为打抱不平，盗去开封商人张富的财物，然后自己和两个徒弟之间产生冲突和矛盾。最后小说以宋四公运用计策，把商人张富和负责捕盗的官员送进监狱作为结尾。文本开头和结尾虽然告诫人们不要贪财和吝啬，话本中间却一再炫耀盗人技艺的高超。劝诫式的主题与话本故事情节叙述形成扭结，造成了复杂的文本思想内容。《张生彩鸾灯传》讲述的故事前半部分发生在北宋的汴京，后半部分则是发生于南宋临安。前半部分主要讲述宋徽宗年间，贵官公子张生“因元宵到乾明寺着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进而引发一段姻缘。宋元话本中还有一类，是国都迁往临安以后，表现亡国之痛、思念古都的作品。如《金鳗记》，话本以宋徽宗年间计姓妇人由于误食作为“金明池掌”的金鳗，而产下女儿庆奴开始，讲述了这一家人在靖康之变后流离杭州，最终家破人亡的情景；《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更是直接描写靖康之变后，东京人四散流落，一个名位杨思温的流落到燕山。在作者的笔下、杨思温的眼中，一切的人和事都带上了故都东京的色彩。其中话本对于元宵节这样描写：“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每年燕山市井，如东京制造，到己酉岁方成次第。”（注：引自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第638页。）

宋元话本中的开封叙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别是特定的作为都城的开封城市空间。由于宋元话本现存版本大多在南宋时加工而成，带有北宋移民对东京汴梁繁华追忆的性质，其记述中多出现的开封标志性的建筑，包括金明池、樊楼和相国寺等，都相当详尽。虽然宋元话本也出现了皇家建筑，却也具有世俗化的色彩，发生的也往往是市井故事。比如，以金明池为发生场所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至诚张主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记述的就是市井的爱情故事。《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空间设置主要发在樊楼和金明池。文中说“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但讲述的则与皇家无关，而是樊楼老板范大郎的兄弟范二郎，在金明池边邂逅一位美女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至诚张主管》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是界身子里、端门、金明池、万胜门、天庆观。《金鳗记》故事也发生在金明池。此外，最主要的城市空间是大相国寺。《张生彩鸾灯传》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乾明寺和大相国寺。文中开篇第一段描述张生“因元宵到乾明寺着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然后手持拾到的“红绡帕子”到相篮后门去约会，坐上车子直接到了乾明寺。《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故事发生在汴河岸、金梁桥、大相国寺、顺天新郑门、白虎桥、宣德门；《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故事发生的地方包括了五岳观、凝祥池、宣德楼、上清宫、大相国寺、白樊楼、遇仙楼等。虽然相国寺是皇家寺庙，但在宋元话本中，相国寺主要是游人观瞻、烧香礼佛的去所，还有生意人穿梭其中，讲述的也主要是商人的故事。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赵正、王秀等闲汉和生意人就于此出入。可以看出，宋元话本里的空间叙述多来自写作者的经验，与汴梁的社会形态相关，具有相当的写实性。比如，对于相国寺与商业活动与商人的描写，都明显具有城市的实际形态基础。

为了强调所述故事的真实性，宋元话本的市井世俗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常常将所讲述的故事设置在特定的时间。由于特定时段大多为节令时日，如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等，因此常常伴随着对于城市市井的风俗习尚描写，比如元宵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卷六有《元宵》一节，说“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而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开卷第一篇就是《元宵》。秦观的《念奴娇》写道：“花灯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闻箫鼓，达旦何曾歇”，实是一种倾城出游的城市狂欢。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也有对汴京元宵节的描述。话本中出现的元宵节，其叙述功能在于为男女人物遇合故事的发生提供契机。《志诚张主管》中张胜与小夫人鬼魂的遇合就发生在元宵灯节。《张生彩鸾灯传》开篇题云：“五夜华灯应自好。绮罗丛里竞怀春。”怀春的刘素香出门赏灯时已经将情诗藏在了同心方胜里，遇到如意的郎君张舜美就急忙丢给他，然后发生了一段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