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现代以后，开封逐渐淡出了文学表现的视野。其原因，一是开封持续性的衰败，二是创作思潮的变迁。现当代河南文学遵循的是五四新文化理性，秉承的是鲁迅之后的“国民性”传统。就此而言，在现代阶段，在仅有的以河南为题的文学作品中，为人瞩目的是作为中国的象征的乡土题材，如姚雪垠、尚钺笔下的信阳，师陀小说里的小城镇等。徐玉诺1923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一只破鞋》，编者曾说：“徐玉诺君有一篇《一只破鞋》，叙写河南匪乱惨状，极为真切动人，即我们没有身历其境的人读了，也不禁要颤惧起来。”（注：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影印本第十四卷4—6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还有曾就读于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的尚钺，曾创作小说《斧背》。鲁迅对于尚钺的小说集《斧背》曾有过评论，也是从乡土的角度出发：“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讽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当时的一位作家——引者）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注：鲁迅：《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在当代，李准的《李双双》等，也是通过喜旺的人物形象有意识地表达了中原乡土文明中的小农性；后来的《黄河东流去》以春义和凤英的婚变表现了中原乡土文明在现代商业文明冲击下的崩溃。到新时期，描述河南乡土依然是主流。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阎连科的《耙褛天歌》，还有李佩甫、田中禾、张宇等人的乡土小说。因此，在地域上，南阳、洛阳山区常常被写进以河南为题的作品。南阳作家群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就是这种创作潮流的使然。而开封本籍的作家，却常常与这种文学主流相左。他们不太关心乡土，而是对于帝都时代的开封怀有兴趣。因为无法作为河南乡土文学的代表，开封作家的写作，常常进入不了河南文学的核心地带。即使在河南省内，也常常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地位。表现开封城市的文学，在省内处于一种非主流的边缘化状态。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的文章。文中，作者尼古拉斯面对坑坑洼洼的街道、破败的民居大发感慨：“今天的开封肮脏贫穷，连个省会也不是，地位无足轻重，所以连机场都没有。”（注：尼古拉斯：《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纽约时报》2005年5月22日。）这篇文章曾引发了开封人的一片愤慨与感伤。作为废都的败象当然是一种事实。然而，越是衰败，人们对于开封的帝都想象越是明显。我们看到，就本地而言，帝都的意义仍然为人热衷，并被发扬光大，而且成为唯一的城市记忆与叙述方式。冯玉祥主政河南后，曾将龙亭更名为中山公园，并于1929年初在龙亭安放了孙中山的铜像。这种习惯性的空间行为，表明了新的政治秩序对传统政治空间的继承。即使是1949年以后乃至1990年代，开封城市的核心空间也依然集中在龙亭一带，并没有太大变化。基于这种意识，对于开封城市的改造，依然延续着开封帝都的空间结构，不断营构所谓的“王气”，重复着想象性的帝都意义。情形常常是，一方面忽视城市腹地空间旧有的明清民居，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民居建筑被毁坏；另一方面，则热衷于在龙亭一带的旧有皇家核心空间不断经营，制造许多假古董。象征着皇权意识的龙亭地区不断延展，而市井老城区则不断被蚕食。

基于中心性的帝都意识仍然是这座城市的记忆共同体。有许多史实可资说明。在关于解放军攻克开封的故事中，龙亭被认为是旧王朝的“王气”所在，攻克龙亭当然也就成为开封解放的标志，并衍发了盛极一时的开封“革命故事”。文化史著作《汴梁旧事：老开封》，记述了当时的《麓水报》将攻克龙亭称为攻克“金銮殿”（注：屈春山、张鸿声：《汴梁旧事：老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还有一些作家，热衷于发表四大名著皆源于开封这样一类考据，如开封也有荣国府、宁国府；《西游记》是从开封走向全国；开封人霍四是《三国演义》最早的传播者等。（注：参见《东方今报》2007年7月10日对开封市作协副主席赵国栋的访谈：《四大古典名著都和开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一例。开封市文联的机关刊物曾被叫做“梁园”。1984年，有关方面将《梁园》和开封地区文联主办的刊物《中岳》合并，改名为《东京文学》。“东京”、“梁园”等名称，其延续的，依然是皇城的含义。《东京文学》主编曾说：“开封是一座博物馆，从地上随便捡一片破瓦，仔细看看，就是半部中国史。正像不少人所共认的那样：不了解河南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开封就不了解河南。”这与论证“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钥匙”的说法一样，都是一种国家意义的论证。当然，两个名称之中，比之“梁园”，应该说“东京”的含义更加明确。

此时，作为省内地域文学的开封叙述，也与主流的省内文学不同。即使是现当代题材的文学创作，立足于开封讲述国家大叙事依然是一个强大的传统，尽管这些作品数量很少。当代较为知名的小说《攻克汴京》、《血洒东京》到《八旗丽人》，作者追溯的大多是作为现代国家意义的开封城市历史，进而形成宏大的关于现代国家解放的元叙事。帝都的城市史与革命的城市史形成互文关系。亢君、魏世祥合著的小说《攻克汴京》出版于“文革”刚刚结束以后的1979年，讲述的是1948年解放军攻入开封的故事。小说当然很难避免“文革”色彩，人物皆呈“高大全”式，比如尖刀连连长童春亮、师长张平耀等。更重要的是，小说中不时从国家意义上阐发解放开封的重要性。小说第三章《对棋》中解放军师长说：“就拿开封的情况来说……它现在是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上市六朝古都，文化名城……解放开封这一仗打好了，它就像一颗灿烂的信号，向全世界宣布：现阶段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不但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而且可以攻下敌人任何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更重要的是就能使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开封人民的心中生根开花，并扩大到全国……到那时，全国解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注：亢君、魏世祥：《攻克汴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页。）还有，当解放军入城的时候，一个被俘军官说：“共产党拿下的不只是一座开封古城，而是无价之宝。那就是——民心。”小说最后以入城的猛虎连登上巍峨雄伟的古龙亭作结束，更是夸张地强化了对于开封解放这一具体行为所赋予的国家叙事功能。尽管开封只是一个省会城市，但作为曾经皇权象征的古龙亭，还是被赋予了延续了几千年的皇权意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们对于开封稳固的城市知识。当然，解放军的进入，也表征着一个红色城市合法性的诞生。这是“帝都”意义的一个延伸。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小说《血洒东京》，以辛亥革命中的烈士张钟端为原型，讲叙辛亥革命前后河南革命党人的活动。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开篇，以张钟端的活动作为主要的叙述线索，事件方面则包括了河南贡院闹考、河南武备学堂抗暴、孙中山日本东京会盟、创办革命刊物《河南》、武昌起义以及开封军民起义等。小说中的开封起义显然被赋予了过强的国家意义。小说中张文治曾引述袁世凯的话说：“无论哪里造反，惟独河南人不能造反。”（注：屈春山、张欣山：《血洒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0页。）这可能是作者的想法，无非是从反面说出来罢了。而革命党人显然也把开封起义作为阻挡袁世凯军南下的屏障，因为“河南地处中原，是南北交通中枢”（注：屈春山、张欣山：《血洒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张钟端回到开封发动起义，尽管没有成功，却如文中章节题目所言，“报春晓唤醒国民，秦拢军兴师东征”，并与南京城孙文的就职相联系，成为一种主流性的国家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