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业精耕细作的深化

轮作复种　作物品种的培育　施肥技术

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全国耕地面积约增加了3亿多亩，不到50％，而人口增加了近3倍。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一百多年时间里，垦地最多的是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而人口增长最多的是江南三省（江苏、安徽、浙江）。江南三省在1724—1851年间人口增加7700万人，而耕地垦辟仅1100万亩。江西、湖南、湖北和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区域，也出现了人口过剩[17]。实际上，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所生产的粮食，不过占整个粮食生产的20％[18]。这也就是说，粮食生产的80％是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加大劳动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获得的。

以直接的粮食生产而言，美洲作物的传入与推广，对于提高粮食产量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人口稠密、生产发达的地区，虽然引入美洲作物比较积极，玉米、甘薯等粮食也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始终处于补充的地位。人们仍然以米、麦为主要的粮食。

我国传统的粮食作物有稻、菽、麦、稷、黍五大类。明代以前，大体已形成“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稻米生产主要在南方的长江、闽江和珠江等三角洲。这些三角洲系大河冲积平原，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适宜水稻生长。从远古以来，水稻就是这些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宋代以后，随着南方人口的增长，原来种植于北方的麦类作物在南方水稻产区的种植有所增加，并形成了稻麦轮作或者稻豆（菜）轮作的一年二熟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到明清时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应用。与此同时，北宋时推广于江淮地区的早熟稻种——“占城稻”，经过改良，与原来的晚熟稻相配合，也渐渐地形成了双季稻的一年二熟的耕作方式。双季稻在历史上一般称为再熟稻，主要是利用再生稻办法来求得“再熟”，但种植面积十分有限，古代称之为“再撩稻”或“稻孙”。双季稻的大发展是在明清时代，而且利用的方式也和以往不同，主要是利用连作和间作的方式来生产。从文献记载看，双连作稻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安徽、广东、广西等省，双季间作稻主要在浙江、江苏、福建等省。此外，在闽江和珠江流域，还形成了一年三熟制，种植方式是双季稻加一季旱作，主要是麦—稻—稻一年三熟制。轮作复种的耕作方式，在北方也得到广泛的推广。在黄河流域，二年三熟（二年三收）在明清时期成为基本的耕作方式。其种植的基本形式是每年一季秋粮，隔年回种一季豆科作物，如麦—豆—玉米或谷子或黍或稷。这种制度主要流行于山东、河北和陕西的关中等地。

轮作复种是一种古老的生产技术。我国农业耕作制度有一个从撂荒制或者休耕制到连作制的发展，并进而在连作制的基础上发展出轮作复种制，又为了解决轮作复种而出现的作物生长期与连作复种的矛盾，形成间作套种，使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如果说在土地连种制基础上的轮作制的土地利用率为100％，则汉代部分地方实行的二年三熟，其土地利用率为150％；隋唐时代部分地方实行的一年二熟制，其土地利用率为200％；宋代以后出现的一年三熟制，其土地利用率则为300％。而通过连作、间作和套作来提高复种指数，是明清时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特点之一。尤其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提高粮食复种指数，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图1-2）。

图1-2　清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版画

早在南北朝时，我国在种子选育上，已形成防杂保纯和建立种子田的技术。到明代，这一技术更为精细，出现了在粒选基础上再进行系统选育的技术：五谷、豆类、蔬菜等“颗颗粒粒皆要仔细精拣肥实光润者，方堪作种用”。这种拣出来的种子，要种在种子田内，种子田要“比别地粪力、耕锄俱加数倍”。下一年，再“用此种所结之实内，仍拣上上极大者作为种子”[19]。如此“三年三番”以后，便能培育出良种来。穗选法是我国最古老的选种方法，最初见于西汉《汜胜之书》；到清代，在混合穗选的基础上，又发展到单株穗选，即一穗传。这是一种通过选择变异单株，培育成一个新品种的选种方法，即单株选择，系统繁殖。清代种在丰泽园内的“御稻”和“京西稻”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由于培育选种技术的进步，明清时期的农作物品种大大增多。北魏时，见于《齐民要术》记载的小米品种有86个，水稻品种有24个。清代《授时通考》上记载的小米有500个、水稻品种有3400多种。我国疆域广大，南北气候不同，各地的地形、土质情况千差万别，而粮食作物品种的众多，正是为了适应各地的气候、地形、土质等不同情况而产生的，其目的就在于使粮食稳产、高产。

为了使粮食稳产、高产，明清时期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地应用施肥技术。在唐代以前，肥料种类只有天然肥料（人畜粪肥、作物茎秆残茬、杂草腐烂等）和人工种的绿肥（苕草）两大类。到宋代，据陈旉《农书》记载，出现了利用微生物发酵的饼肥、烧制的“火粪”（焦泥灰）、沤制杂肥和河肥等新种类。到清代，《知本提纲》在元王桢《农书》的基础上，总结出“酿造粪壤，大法有十”：1. 人粪；2. 牲畜粪；3. 草粪；4. 火粪；5. 泥粪；6. 骨蛤灰粪；7. 苗粪（绿肥）；8. （油）渣粪；9. 黑豆粪；10. 皮毛粪。这说明人们对肥料的积制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除这十类外，明代还创造过一种叫“粪丹”的混合肥料。这是用大粪、麻糁、黑豆、鸽粪、动物尸体、内脏、毛血、黑矾、砒信、硫黄混和，入缸密封，腐熟后，晾干敲碎而成。徐光启说，这种混合肥“一斗可当大粪十石”（见《徐光启手迹》）。这是我国炼制浓缩混合肥料的开始。在明代，人们已用菜籽、豆、乌桕、麻渣、桐、樟的油渣做成饼肥；到清代，在使用菜籽饼的同时，大豆榨油剩下的豆饼，已更多地被当作肥料使用。雍、乾时期，江南地区每年要从东北、华北、苏北、皖北等地输入大量大豆和豆饼，仅关东每年运至上海者就达千余石。在饼肥之外，绿肥的使用也更多了。江苏松江地区的“上农”，用肥三通，头通用红花草，就是压绿肥为基肥；二通用农家肥，多用猪粪；三通用豆肥作追肥。种绿肥的草子，亩用四五升，比《沈氏农书》记载的用子量不过3升，平均增加了50％。作绿肥的除苜蓿外，还有梅豆（早熟大豆，梅雨时收获）、稆豆、红萍、苔华（水面藻类）等。一斤绿肥的肥效，与一斤猪粪相等。人们对肥料的重视与投入，是与粮食作物的轮种复种相配合的。耕地复种指数或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使地力消耗成倍增加。因此，如何多施肥料，以补大量消耗的地力的问题，是明清时期农学的主要课题。而肥料的投入，也明显地保障了粮食的稳产高产。以太湖地区的农业而论，清末的肥料投入大体是明末的一倍。嘉道时人包世臣在《郡县农政》中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而在北方地区，清人杨屾撰《修齐直指》一书记载了北方人民的“一岁数收之法”：“法宜冬月，预将白地一亩，上油渣二百斤，再上粪五车，治熟。春二月，种大蓝，苗长四五寸，至四月间套栽小蓝于其空中，挑去大蓝，再上油渣一百五六十斤。俟小蓝苗高尺余，空中遂布粟谷一料。及割去小蓝，谷苗能长四五寸高，但只黄冗，经风一吹，用水一灌，苗即暴长，叶青。秋收之后，犁治极熟，不用上粪，又种小麦一料。次年麦收，复栽小蓝。小蓝收，复种粟谷。粟谷收，仍复犁治，留待春月种大蓝。是一岁三收，地力并不衰乏，而获利甚多也。”[20]

由于复种、育种、施肥等技术的普遍应用，明清时期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水稻亩产明代约为2.31石（米），而清代约2.49石（米），合明石为2.6石，提高了11.47％[21]。

复种、育种、施肥等技术的应用，意味着更多的劳动投入。人们为着粮食生产，披星戴月地从事田间作业；因季节变化而形成的农事作息，也变得愈益细密复杂。大量的劳动投入，固然意味着人均粮食产量的降低，但在人口急剧翻番的几个世纪里，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集约化生产，毕竟基本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重大问题。虽然在这段时间里，灾荒不断，人民流离、饿殍遍野，许多人生活在食仅果腹的温饱线上下，但人们为着生存与发展，也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能力。明清时代文明，离此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