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棉花种植与松江棉纺织业

棉布的普及　纺织业的繁盛

在穿着衣料方面，明清时代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棉布的普及。棉布已成为人们做衣被的普通材料，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用麻作为衣被材料的习惯。

我国传统的衣被原料是麻、丝绸和葛，以及动物的皮毛。古人“绩麻为布”，麻布就是衣服的主要材料。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南方种植的麻主要是苎麻。苎麻的种植到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大约在南宋后期，长江流域开始种植棉花，并逐渐推广。元代中期，长江流域的棉花种植已比较普遍，并已扩大到黄河中下游旱作农业区。明代中叶前后，种植棉花的区域越来越大。到明代末年，棉纺织业已成为中国小农家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其地位仅次于生产粮食的农业[22]。

在最近的2000年中，我国气候大约以1230年为界，此前较温暖，此后较寒冷。15世纪，我国气候渐渐进入小冰期，直至20世纪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23]。在小冰期，我国气候大约存在三个寒冷的阶段，分别出现在15世纪、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以及19世纪。在这些寒冷的阶段中，我国长江以南的亚热带果树柑橘，经常出现大面积的冻死。江南的河流常出现连底冰冻。这种气候的变化，促使人们用更能保暖的材料来做日常穿用的衣被。棉花的种植与普及，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

北宋时，福建人已多种棉花（亚洲棉）。南宋时，棉花由福建传播到长江三角洲[24]。从此，棉花以及由棉花纺织而成的棉布，渐渐地取代麻和麻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传统的桑麻生产相比，棉花生产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元朝人就说：“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25]作为主要传统衣被材料的麻，在生产上有其限度。种植苎麻需要排水良好、略带沙质的沃田。在其生长季节需要相当高的温度与湿度，降雨量不得少于1000mm，而且不得集中于一两个月之中。苎麻对土地的肥力耗损又很大。根据当今科学方法测验，与种植棉花相比较，苎麻耗损土地肥力要高出16倍[26]。而肥料的缺乏，使增加苎麻的生产量，成为一件困难的事，苎麻已难以满足人们对衣被材料的需求。宋代以后，印刷业迅速发展，较好的纸张多由麻类制成，于是大量的麻被移用于造纸业。于是人们开始从别的作物上来寻求麻的替代物。元朝以后，政府的极力倡导推广，则是加速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当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元朝政府就立即建立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五省木棉提举司，强迫人民每年输纳棉布10万匹。虽然这次征派因为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实行了两年而作罢，但到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政府定江南夏税制度，将棉花和棉布编入常赋[27]。明朝初期，政府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绵，亩四两。不种麻及木绵，出麻布、绵布各一匹”[28]。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朝政府又下令民间“益种棉花”，并“率蠲其税”[29]。这种棉田免税的政策，大大地促进了棉花的普遍种植。一直到清中叶，江苏太仓的棉田，还援赋役全书上棉田免税的先例，得以蠲缓田赋[30]。在明清两代，地方官员上自督抚，下至知州知县，都有督责人民植棉纺织的责任；不论自然条件是否宜于植棉，不论社会条件是否宜于发展棉纺织业，处处都有人提倡[31]。在15世纪末叶，棉花已“遍布于天下”，形成了“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的局面[32]。而到明末，棉花种植在中国腹地的传播达到巅峰[33]。

明清时代的棉纺织业，以太湖流域的松江府及周围的太仓、嘉定和浙江嘉兴府的沿海州县最为发达（图1-3）。这一地区虽在太湖流域，但因处沿海高地，水稻种植在水利灌溉上不及低地的湖田，沙性土质则有利于棉花的种植；明朝在这一地区实行重赋政策，而棉田免税的政策，却为棉花生产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会。在技术上，传统的丝织业从宋代以后在太湖流域获得了迅速发展，丝织技术成了棉织技术的直接样板，因而在棉布质量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比较而言，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在明代中期以后已广泛种植棉花，家庭棉纺织业也有所发展，但因为北方气候干燥，纺纱易于断裂，因而棉布一直以粗布为主。这种有利和局限始终影响着南北方棉纺织业的发展。

图1-3　清董棨绘《太平欢乐图册·织布图》，故宫博物院藏

棉纺织业在技术上的发明，主要不在织，而在纺。因为棉花在纺纱之前必须去棉籽，棉花纤维又短于丝麻，所以从元朝以来，棉纺织业在技术上的突破，主要在轧棉、弹棉和纺车方面。轧棉是一道去棉籽的工序，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用手剥。元朝时，已用一条长两尺、粗如指、两端稍细的铁杖，再用长三尺、阔五寸、厚二寸的梨木板一块，然后将棉花放于板上，用铁杖赶旋，赶出籽粒，去籽的棉花，就是净棉[34]。为了易于纺纱，净棉还要弹松。元朝初年，人们已用“丝弦竹弓，置按间振掉成剂”的办法[35]。据胡三省的解释，这种办法是“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松”棉花[36]。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6），黄道婆在松江乌泥泾教人制作“捍、弹、纺、织之具”，她自己织成的“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于是乌泥泾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计就殷”[37]。相传松江棉纺织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黄道婆所传授的“捍、弹、纺、织之具”，就是去籽的搅车（亦称轧车），弹松棉花的椎弓，纺纱的纺车和织布的织机。黄道婆所传的搅车如何构造，已不得而知。然据王祯《农书》记载：“昔用辗轴，今用搅车，尤便。夫搅车，用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俱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棉出于外，比用辗轴，功利数倍。”[38]在这种搅车的基础上，明代有所改进，有了一人使用的搅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据《农政全书》记载：“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39]据《太仓州志》记载：太仓式轧车，“高二尺五寸，三足。上加平木板，厚七八寸，横尺五，直杀之板上。立二小柱，柱中横铁轴一，径一寸；铁轴透右柱，置曲柄。木轴透左柱，置圆木约二尺，轴端络以绳，下连一小板，设机车足。用时，右手执曲柄，左足踏小板，则圆木作势，两轴自轧；左手喂干花轴罅，一人日可轧百十斤。”[40]在弹松棉花的工序上，明代也出现了“以木为弓，蜡丝为弦”[41]，改进了原来以竹为弓，控以绳弦的弹毡法。而到清代，“弹花必坐，其座如椅而矮，几及地，名弹花凳。凳之背贯以竹竿，如钓鱼者而曲，竿之极处悬绳，绳下着弓，以左手执弓，右手持槌击之，棉着弓而起，轻如柳絮。其弓弦以羊肠为之”[42]。弹弓由竹而木，弓弦由绳而蜡丝而羊肠，都体现了弹棉工具的改进，也提高了生产的效率。纺纱是棉纺织业的一道关键工序。最简单的工具是手摇一锭纺车。这种纺车从发明的那天开始，一直流传到20世纪。在19世纪洋纱输入之前，这种纺车是最普遍的纺纱工具。但从元代以降，棉纺车也仿照麻纺车而出现了多锭纺车。元代已有三锭纺车，“轮动弦转，莩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43]。这是用手力摇动，一手三纱的纺车。这种纺车在棉纺织业最发达的松江地区，一直使用到清代。清代的多锭纺车，一般也是三锭，特别熟练的女工，则发展了四锭[44]。多锭纺车的动力也由手摇改为脚踏。虽然多锭纺车主要局限于棉纺织业最发达的松江地区，其生产效率与现代纺纱机不能同日而语，但与一锭纺车相比，生产效率也有显著提高。据近人对20世纪前期河北定县的调查，一锭纺车每10小时工作，仅能出纱4两[45]。而三锭纺车大约每日可产纱8两[46]。然而，这种手摇和脚踏纺车，与同时期欧洲发展起来的珍妮纺机的生产效率相比，太过落后。20世纪前期，洋布基本上取代了国产土布，其突破点就在于纺纱这一环节。

在织布方面，据方志记载：“布，松郡邑皆能织，出纱冈车墩者，幅阔三尺余，紧细若绸。东门外双庙桥，有丁氏者，弹棉纯熟，花皆飞起，收以织布，尤为精软，号丁娘子布，一名飞花布。又有斜纹布。”[47]嘉定县产紫花布，“以紫花织成，纱必匀细，工必良手，价逾常布”[48]；太仓州产飞花布，“最为轻细”[49]。这些棉布产品，都代表着明清时代中国棉纺织业的最高水平（彩图2）。

在松江府一带，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棉纺织业成为这一地区人民最主要的家庭副业。“乡村纺织，尤尚精致。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50]太仓州所属嘉定县外冈镇，“土瘠则秋收必薄，故躬耕之家，无论丰稔，必资纺织以供衣食，……每夜静，机杼之声，达于户外”[51]。乡村农户如此，城中居民亦然。据正德《松江府志》：“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52]松江府在明清时代地处重赋地，以明代而论，“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53]。如以明弘治十五年（1502）税收较低的一年看，松江府以所占全国垦田面积0.67％的田土，却要贡纳全国3.85％的税粮，仅次于苏州的7.81％[54]。明末徐光启说：松江府“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55]。据估计，松江在明代每年产棉布大约为2000万匹，清代则达到3000万匹[56]。

如果说宋以前人们的穿着是一个麻布时代，那么明清时代则进入了棉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