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上午，汤小平带三人来访，一位是开封党校程副校长，分管教学与科研，是位学者，著有《开封城市史》一书；一位是科研处田主任；一位是哲学教研室李主任。这次如约来访，主要是商讨合作研究之事。校长、主任齐出动，说明他们对合作的诚恳与重视。

我向他们四人详细汇报了我这次中原调查的目的、内容与方法。我说，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即广义上说的农业、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也最为繁重。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在古代一切农耕文明中是最先进的一种生产方式，是我国古代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各文明古国的经济基础；但恰恰是小农经济，成为近代落伍的一个深刻的原因。因为这一精耕细作的农业所要养活的庞大人口，对有限的土地资源构成了越来越重的压力，而将积压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实非朝夕之间所能完成。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是进行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现代化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单纯地用成功或失败并不足以评价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始于农村，始于公社集体耕作制的主动废除与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这一改革确实解决了农业产量与农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的大问题，但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与文化后果，一部分已开始显现，一部分还深藏在未来的发展之中。千百万分散经营的农户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了的现实环境，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地方政府与部门如何转变职能以更有效地管理农村社会，这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亿万农民与农村社会走上了它的自发之路，它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它的发展方向与我们预计的现代化目标是否有偏离，或者说，对于中西部广大农村来说，应该而且可能实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对农村社会及基层政权的实际状况与问题作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我集中向他们介绍了这次社会调查所采用的方法，说明了我之所以不采用大规模社会问卷调查方法而只采用观察访谈的理由。观察访谈实质上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一场持续深入的对话。这种亲密的接触，使研究者的领悟与观察访谈所获得的生活信息处于不停顿的交流之中。由此而获得调查资料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可亲的。它的唯一缺陷是太受个人精力与时空的限制，弥补的方法便是把调查点与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使调查到的农村社会生活保持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直接显现在调查者的眼前，调查者进入调查现场的方式及其主观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利用延伸到村落的亲友关系而进入调查现场，是村民把调查者当作“自家人”的唯一途径。村民社会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个熟人社会，是个有着亲疏远近区别的社会，是个有着许多忌讳与防范的社会。只有凭借亲友关系才能进入这样的调查现场，也只有进入村民认可的亲友关系网络，才能尽可能地保持调查现场。至于调查者的主观状态，我指的是两层含义，一是调查者的知识储备。学科的划分与专业的设置实出于研究与教学的需要。但社会生活本身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知识，进行社会综合调查的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但应尽可能多懂一点。二是调查者的“无知”状态。对我们生于农村的人来说，农村社会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很熟悉”。但“熟悉”与“习以为常”恰恰是理性追问的大敌。理性往往在“熟悉”与“习以为常”面前停止了分析与追问，原因恰恰在于“我已经知道了”。因此，无知状态能把一切熟悉的现象当作不熟悉的东西而加以观察、提问与思考。同时，无知状态还包括“理论上的悬置”。所谓“悬置”状态，即将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理论、概念与假设，在调查过程中暂时地悬置起来。这就是说，不要用先入为主的概念去套裁经验材料，而应让概念与经验事实自由地结合，或依据经验事实对概念作出必要的修正。由于我们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理论都是从西方社会移译过来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这种“悬置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们非常认真地听取我这番带有几分玄气的议论，我也确实找不到更通俗的语言表达我的想法。实非故弄玄虚，伪装深刻。程校长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诚然出于初次见面的礼节，但合作的意向更明确了。程校长当场建议我下午即迁居到党校招待所去。一是替党校师生作场学术报告，二是与他们的科研老师进一步商定合作调查计划。我被请入党校，等于获得了进入河南各调查现场的通行证。中原调查有此良好开端，实令我暗自惊喜。

下午3时，汤老师随车前来接我到党校，在二楼小会议室听取他的前一阶段农村调查的情况介绍。这些调查报告，大体上是对具体问题、具体事件的情况说明。在调查课题的选择，调查方法，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诸方面确实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与完善之处。社会调查，向下收集资料的过程与向上理论综合的过程，其实是同一研究过程的两个方面。向上之路（从具体到抽象）与向下之路（从抽象到具体）实质上是同一条路。在他们的情况介绍中，有几点值得重视：

——为落实农村计划生育任务，乡村干部使用各种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从罚款到体罚；从牵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

——超生罚款成为内地不少村、乡、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某县计生委按人均10元指标分摊到各乡镇，并要求各乡镇政府预先垫付缴纳。超生罚款的分配，乡镇留存50%，上缴县20%，返回村委30%。若县按人均10元分摊，则乡镇必须按人均50元征收。各乡镇超生率有高有低，超生率低的乡镇，超生者的罚款量势必更高，征款任务势必更重。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县、乡两级机构日趋膨胀，冗员日趋增多，如今乡镇党政人员，通常一二百人。在缺乏乡镇企业税收支持的乡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基本原因。

——在“奔小康”、“现代化”、“争一流”、“赶超”的口号下，浮夸风越刮越烈，这与1958年的浮夸风十分相似。

——分田到户后，分散经营的农户缺乏一个真正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面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官员名目繁多的税收，农户先是忍气吞声，继而上访上告。最后必然是“官逼民反”。

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农村放到“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中加以思考的话，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建设一个精简、廉洁且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关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我们这个依然是农民占多数的民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根本性问题。在以后的调查中，应对他们已感觉到的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看来，应将实证调查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尤其要重视对明清两朝地方政治的研究。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发明，同时深化对现实与历史的认识。

听取他们的调查情况介绍之后，请他们介绍各自的“社会关系资源”。汤的老家在杞县某乡，那里还有许多亲戚；田在商丘插过队，至今与当地乡亲与地方官员相往来；李在兰考某乡搞过调查，与当地农户与干部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开封市所辖各县、乡官员中，有不少是他们的学生兼朋友，李还是开封县的首席顾问。总之，利用他们的“乡村老家”可直接进入村落与农户，利用他们的“师生关系”，可直接进入县、乡党政各部门，有他们的陪同，便是直接进入“调查现场”的通行证。

晚上，党校程副校长设宴款待，田、汤、李诸人及校后勤主任共六七人作陪。后勤主任是回族人，席间，突然向我“请教”两个宗教问题：一是伊斯兰教堂内为何没有神画与神像，甚至连想象真主的模样也有罪过。二是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信教的人反而日见增多。他说，这两个问题在心里藏了多年，也向阿訇请教过，但仍不得其解。我曾读过《可兰经》、《伊斯兰教史》，因此，从穆罕默德的反偶像崇拜的明确训示讲到阿拉伯文字作为伊斯兰教堂的唯一装饰物而发展成为一种能与汉书法相媲美的精美书法艺术，一席折服。至于第二个问题，则从改革后的生存环境、社会心理与宗教政策变化的角度加以分析，也令他深感满意。我在此录些小插曲，并非自炫，而在于说明，调查者的诚恳与博识对于迅速建立并拓展进入调查现场的私人关系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