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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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

心理时间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或重复而有快慢之分。到开封,只有三天,但在感觉上,离开上海已有许多时日了。

中午,河南大学管理系主任、副主任、总支书记等一干人马共八九人在招待所设宴欢迎我。频频劝酒,轮番轰炸,实难招架。其劝酒方式之多、之妙,对答之机敏,实令人惊叹。北方人士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客人的敬意与盛情,我只得“入乡随俗”。

既为管理系,自然谈及管理问题。问及管理系的课程设置及所学与所用的实际状况,他们承认,目前的课程设置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的实际管理过程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由于教学任务繁重,他们没有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我说,管理并不单纯是一种规章与技术,而是与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及习惯行为方式密切相关的大问题。将产生于西方社会心理、文化与行为习惯的管理科学引入到另一种心理、文化与习惯行为的环境中时,完全有可能被“悬置”起来,或发生惊人的“扭曲”现象。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中,我们也发现这一现象。这理应引起我们教学界的充分注意。我说,有组织方有管理,而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分工协作以完成非单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故“所做之事”为组织目的,分工协作是其方法。管理的实质在于,尽可能地降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以提高办事效率。中国各种组织管理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组织内部协调成本太高,因而办事效率太低。因此,中国管理学的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各种组织内部协调成本高昂的诸种原因。岗位设置的不合理,产权的不明晰,权力分配的模糊,合作所产生的“红利”分配不公等等,这是已被讨论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或在于,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在村落文化中形成的习惯行为和合作方式与现代管理要求之间的冲突。或说,是普遍化的规章制度与我们习惯的人情交往方式的冲突。带有私人与情感色彩的人情关系,要求我们根据亲疏远近的原则对不同人采取不同对待方式,而一切规章制度总是按“提高办事效率”的原则制定的。组织要办的是事,组织起来的是人。在管理学眼里的人是些办事的人,而不是有各种不同人情关系的人。然而进入超家庭、超村落组织的中国人,总把人置于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之中,然后与之发生不同的行为关系。这是我们各种组织内部人事关系复杂且摩擦甚多的一个根本原因。当韦伯说现代科学组织是一种合理化的组织时,他的意思是指,这种组织是“不合情”的,即把人情关系从组织内部排除出去,使之成为单纯的“办事机构”。在中国,在具有浓烈人情文化的中国,能否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并只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这是管理学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在座的几位教员对我的议论作出了反应,说我道出了中国管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并不清楚,这一反应是出于理解与同意呢,还是单纯的恭维

酒席后,我回旅舍休息了两个小时,醉意稍退,便驱车赶到开封市内的大相国寺。时非周末,游人稀少。大相国寺的建筑布局与江南寺庙相似:天王殿居首,大雄宝殿居中,但大雄宝殿之后是八角亭,中间供奉千手观音,众罗汉、菩萨环列四周,其中有关云长塑像,讲“春秋大义”的关羽不知何时被中国佛教徒请到他们的众神殿内的,且中国的道教也把这位儒圣请入他们的神殿。三国纷争,人才辈出,独关羽由将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神,且成为儒、佛、道三教共同供奉的神。我不知有谁研究过这一“关羽现象”。在这里,我以为可以了解到我们民族心理与文化的许多重要信息。在八角亭之后,还有一殿,供奉一尊白玉观音。一寺庙设两殿供奉同一菩萨,说明中国人对观音菩萨的喜爱。据云,菩萨无性别,何独观音到中国后变为女儿身?我也不知观音在印度是否也有“千手千眼”相。我确信,在东传的佛教众神内,观音菩萨彻底中国化了。我想,如果我们对“观音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一定能透露出我们民族内在的隐秘愿望。这次中原之行,我的另一个动因,是到黄河身边来寻找我们古老民族的这个自我的。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失去了“自我”,以至于我们这些处于大改革时代的一代人,向前忙乱地跑了一阵之后,突然彷徨回顾,既找不到来路,又看不清去路,内心积压着焦虑与困惑。不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今又处在何时何地?白玉观音殿左侧,是供奉唐代日本和尚海空之庙。海空塑像,为日本佛界所赠。据说,海空和尚在唐代来华求学,从汉草书中借取偏旁,从梵音借取读音,创平假名,是为日本有文字之始。在海空寺,遇一寺庙管理人员,便向其问及寺庙和尚情况。他告诉我,本寺现有和尚约三十人。有原来还俗成家而后又出家的老和尚,也有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来此的年轻和尚。在年轻和尚中,出家又返俗很是自由。现在做和尚的有工资,平均每月三四百元,与开封普通职工的收入差不多。但如全部算起来,他们的实际收入比一般职工要高。一是衣、食、住皆在寺庙,无需自掏腰包。二是另有私人创收,如俗人来寺庙请菩萨,请和尚举行“开光仪式”要付钱。做水陆道场,超度亡灵,有收入。这位俗人对“出家人”的评价是:“现在的和尚挺富有的,远不是解放前的和尚,只吃一碗饭而已。”和尚如今成了一种职业,寺庙成了打工挣钱之地。出家做和尚,也得拉关系,走后门。不少人“出家”的目的仅在于“还家”,或说建立一个家庭。在物欲炽盛的市场经济社会内,佛教与世俗到底是“谁改造谁”呢?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又说“临事抱佛脚”。这实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所关注的是此生此世,对灵魂、天国的有无向来存而不问。嫦娥偷食灵丹,孤居广寒宫,至今追悔;织女神及已修炼成精的白蛇,皆恋慕人间的世俗生活,都是中国人现世精神的反映。现世精神,对具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社会来说,是一种非常近代的精神。中国学术界把“文革”之后的社会生活流向视为“世俗化”的运动,这实在是食洋不化,盲目地搬运西方概念。

出大相国寺,抬头方见雕刻在佛殿屋脊的八个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不正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内最普遍的心愿吗?诚然,我们的现代化目标早已超出了这一要求,但黄河流域的广大民众是否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准备好付出代价以达到这一超越传统的生活目标呢?

独自步行回旅舍,已近晚8点。沿路买了两个煎饼带回,权当晚餐。写了一会日记,半途而辍。颇感疲劳,洗澡就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