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 刘家年收支明细账

早饭时分，与老刘谈村里的贫富分化状况。这里人均耕地较多，且得引黄灌溉之便，故依然以农业为主，只要将二熟种好，则温饱解决，且略有结余。对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中老年农民来说，已是一种满足的境界了，向外谋求发展的冲动并不强烈。土地承包制后的农业经济，贫富分化不可能十分明显。老刘说，他有一辆拖拉机，帮人耕地，或在农闲时搞点运输，也有一些经济收入。

在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生中，外出打工者较多。在农闲时，还是就近打工的更为普遍。老刘说，如今农村造房，皆搞承包，故泥水木工需求量很大，有拖拉机的，主要是运输建材，黄沙、水泥、预制板、砖瓦等等，也有些人做粮食买卖。“村里发点财的，也只有五六户。有几户是搞建筑承包的，另有几户是搞粮食买卖的。他们在国营粮站有亲戚，没有这层关系，是做不了这个买卖的。”被村里公认为贫困的农户只有三户，老刘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这三家贫困户之后，我请他陪我去他们家看看，顺便到任庄去转转。

建在北方平原上的村落，内部街道南北垂直，院落排列较为整齐，不像南方丘陵或河汊之地，住房依山势或河流而建，布局凌乱。这里的院落结构大同小异：方整的围墙、庭院，住房与作厨房的配房通常分开。庭院内往往栽种几棵树，装潢得最考究的是进入院落的大门，大门两侧贴着瓷砖烧制的对联。在北方村落内行走，你便会理解中国人“装门面”一词的起源与含义了。前几年，我到山东曲阜乡村去考察，就发现“门面”是所有“先富裕”起来的农户重点装修对象，某行政村的村公所还是公社时代的遗留建筑物，十分破旧，但他们办村企业赚到的第一笔钱就用在装建一个豪华的门楼。其实，我们在中国一切企事业与党政机关的入口处，都能看到这种“门面”意识的表现。这种意识起源于村落，起源于村落内各家族争取优势地位这一更深层的心理因素。

老刘陪我们往访的第一家贫困户姓刘。现年50余岁，因“成份不好”（地主成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集体化时期娶不到妻子，直至80年代末，才从甘肃贫困山区找到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痴呆姑娘。婚后生有二女，长女七八岁，幼女二三岁。这一形式上完整、实质残缺的家庭正处于家庭生长周期的低谷。此家没有院墙，只有三间破旧的砖瓦结构的平房。三间住房之间没有间隔之物，故一进门，全家境象一览无余。户主不在家，痴呆的妻子望着我们痴痴地发笑。两岁的幼女还钻在床上的破被里。床有两张，所谓床，仅是用砖头垫起的几块木板而已，没有箱子与衣柜，许多衣物凌乱地堆放在床角。客厅只有一张方桌，几只矮凳，左间杂乱堆放着一些简陋农具，还有几袋谷物。除了一辆自行车外，别无一点“现代”之物。老刘说，该户主忙里忙外，很是辛苦，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就算不错了。

第二家贫困户，也姓刘，户主现年50余岁，人挺能干，生有二子，长子在长春某大学读书，次子在县重点中学读高一。他家的贫困，主要是妻子身患重病，一病就是十几年，到处求医，一是误了工时，二是高额的医疗费用把他彻底拖垮了。妻子去年病故，负下两万余元的债务。幸而他的哥哥在深圳某公司做顾问，念其两个侄子很能读书，学杂费全部由其哥承担。他家的境况似比前一家略好一点：有三间砖瓦平房，另有两间配房，虽然也称得上“家徒四壁”，但收拾得挺干净。户主对他家的不幸遭遇似乎一无抱怨：“老婆患病，总想治好她，虽然死了，也算对得起她了。所借之钱，慢慢还就是了。如今唯一的心愿，是让两个孩子能大学毕业，找一份好工作，不要像我这样辛苦一辈子。”

第三家贫困户的大门紧闭。老刘说，他家与第一家差不多。户主姓周，四五十岁，低能，又比较懒。同样种一亩地，亩产只有别人的一半。妻子也是从甘肃、山西那一带弄来的，也有点“神经”。生有一子，脑子好像也有点问题。家里像一个狗窝，但填饱肚皮没有什么大问题。

在任庄这个自然村落的一百五六十户农户中，被村民一致认为是贫困户的就此三家。老刘说，周围各村的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绝大多数的农户，生活水平比从前提高了。发财的只是少数，像上面三家那样贫困的更是少数。这一带几乎没有乡村企业，发财的几户，不是搞建筑承包，就是搞粮食买卖，搞粮食买卖而能发财，是因为国营粮站有亲戚。在这一轮争取家庭优势地位的竞争中的落伍者，似乎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低能，二是懒惰，三是疾病。老刘完全同意这一分析，“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医疗费实在太贵，全家一人重病，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

昨天下午前来参加座谈的一中年村民正在他新落成的屋内做门窗，见我们路过，便招呼我们进去喝茶。搬出矮凳在庭院里坐定，便谈起房子的事。这位年近五十的村民说：“农民一生辛苦，只为两件事，一是填饱肚皮，二是替儿子娶妻造房。如今农村造房标准越来越高，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他生有三女一男，三个女儿次第出嫁，儿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里也不干事。院前这四间新式的平房是替儿子结婚准备的。总耗资近2万，负了五千多元的债务。他自己住的三间砖瓦平房，是70年代盖的。全部砖块（近2万块）都是他打土坯烧制的，很是辛苦。

话题从生儿育女、娶媳造房转到当地的继承习惯上去。他说：“某户如只生女儿，没有儿子，就算是‘绝户’，这可是农民最为担忧害怕的事。因为他一生劳累辛苦积累起来的家产（主要是房产，解放前还有土地）将没后代继承了。按当地风俗习惯，这一农户的家产应由过继给他的侄子继承。但侄子肯不肯过继，则视叔伯的家财多少而定。如果家产还不够他们的丧葬费，往往不肯过继。如果家产远多于丧葬费，也有争着过继的。所以侄子过继，实在是件麻烦事。如今许多没有男孩的农户，情愿到外地去领养男孩。我们村里就有三四例，其中两个男孩是从上海孤儿院里领来的。”他还说了一件发生在邻村的女儿与侄儿争家产的官司。“农村没有男孩就是麻烦大，邻村某户只生两个女儿，没有男孩。户主死后，出嫁的女儿回来争房产而告到法院，法院将房产判给两个女儿，但无法落实，如今还是侄子占着他的房子。因为这里的习惯势力很大。”如此看来，如果新制定的成文法与依然在村民头脑中活跃的习惯法相冲突的话，习惯往往取得最后的胜利。老刘说：“出嫁的女儿将父母的房产留给叔伯兄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还是她的娘家，有什么事，还可以来找本家兄弟帮忙。如果她们取走了老家的房产，不是断了娘家路吗？她们有事，谁肯去帮忙呢？”原来如此！看来习惯、习俗并非只是一种可以割去的“阑尾”，只要它们还起着实际的功效，便不会被法律的小刀轻易割去。

由继承习惯又谈到计划生育，谈到农户非生男孩不可的理由，站在一旁听我们闲聊的主妇说：“女人嫁给男人，就得替他生个男孩。如生不出男孩，可就倒霉了，在家里、村里都抬不起头来，公婆会整天唠叨，说咱没有用。要咱滚回娘家去，甚至打骂。丈夫也会这样对待自己的老婆。”又说：“如果老婆只会生女儿，不会生男孩，男人即使不打骂，也会整日唉声叹气，根本没心思干活。”接着举了邻村的一个例子，该农户一连生了三个女孩，被乡政府抓去做了绝育手术。这家男人便整天躺在床上，不干活，说：“没有男孩，我干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女人气得跑回娘家去了。这些语言与故事并不是从讨论古代文化传统的书上读到的，而是在当代中国村落内听到或看到的。

下午，与老刘谈家庭财政，计算全年的收支。刘现年52岁，妻48岁。有三女一男。长女已出嫁，但承包地及附着于承包地的农业税与农负依然在家，农忙时回来帮忙。次女在开封打工，但时续时断，农忙时也回家帮忙。幼女已18岁，在家务农。儿子在读初中。承包地9.6亩，全年麦稻二熟。刘在农闲时用自备拖拉机搞点运输，或在附近做泥水工，是家庭非农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村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80年代末，此时刘家已完成生育任务，故无高额的超生罚款支出。据刘本人说，他家的经济状况，在全村范围内处于中等偏上，这或许是有点保守的自我估计。另外，农用物资及稻麦价格按1995年的价格计算。

一、小麦收入。

（一）一亩小麦的物资投入。

种子50元（农民用自有麦子按2:1或2.5:1的比率到乡种子公司换小麦良种，每亩用种25斤到30斤之间），化肥100元左右（这里施尿素与磷肥，尿素每亩施70斤，磷肥100斤），农药86元（农药由乡农技站统一配制、发放与施撒，施何种农药许多农民说不清楚），浇水、耕地、播种共28元（这里引黄浇水，计亩收费，小麦亩均8元。这一带耕地全部机械化，播种基本上实行机械化。据老刘估计，全村20%农户拥有小三轮或小四轮拖拉机）。

1亩小麦的物资投入共264元。9.6亩的总投入2534元。

（二）一亩小麦的劳动用工量。

平整土地与播种，计1工（用拖拉机耕、播，也需人工辅助）。施撒农药前后3次，计1工。浇水2次，计1工。施肥2次，计1工。锄地、除草3工。收割运输3工。脱粒扬晒、装袋贮藏3工。

1亩小麦的劳动用工共13工。9.6亩的总计125工。

（三）产量、价格与毛收入。

平均亩产750斤（凡得引黄灌溉之便，平均亩产在700～800斤之间，若精心管理，如多施农家肥，及时除草除虫等等，亩产可超千斤。亩产750斤，是近三年来的平均估值）。每百斤售价86元（1995年，小麦的市场价格较高，每百斤在82元至88元之间波动）。

9.6亩小麦的总产量7200斤。总价值6192元。

每亩的毛收入=645元－264元=381元

9.6亩的毛收入=6192元－2534元=3658元

每工值=每亩毛收入÷每亩总用工=381元÷13（工）=29.3元

二、水稻收入。

（一）一亩水稻的物资投入。

种子36元（每亩用良种15斤）。化肥136元（其中秧田17元，大田119元，大田尿素一袋80斤，95元，磷肥一袋百斤24元）。农药30元（前后施撒三四次，由乡农技站统一配制、放发与施撒）。浇水11元。耕地10元。

一亩水稻的物资投入共223元。9.6亩的总投入2141元。

（二）一亩水稻的劳动用工量。

秧田2工。拔秧插秧3工。平整水田3工。拔草3工（若用除草剂可节省2个多工时）。除虫2工。施肥二次，计1工，浇水二三次计1工，收割3工，登场1工，脱粒2工，晒装1工。

1亩水稻劳动用工计22工。9.6亩总计211工。

（三）产量、价格与毛收入。

水稻平均亩产1000斤，折合大米700斤，大米每百斤平均价150元，亩均1050元。

9.6亩水稻总产量（折合大米）6720斤，总价值10080元。

每亩毛收入=1050元－223元=827元

9.6亩的毛收入：827×9.6=7939元

每工值=每亩毛收入÷每亩总工时=827元÷22（工）=37.6元

三、工副业收入。

（一）养猪业。

当地村民多数家庭养猪，但没有“养猪专业户”。一年有出栏一两头的，也有三四头的。按村民的说法，养猪不赚钱。但为什么还养猪？一是农家总有些青饲养或剩余饭菜，弃之可惜，喂猪正好。二是积肥。刘家每年出栏两头猪，每百斤猪价在350元波动，总售价在800元到1000元之间。“除去购买小猪的钱及精饲料，基本上不赚钱。养猪只是积平时小钱为大钱，故不能将这1000元列入家庭收入。”老刘是这样说的。但我们还是给他算300元的毛收入。

（二）当地村民在农闲时主要从事乡村、集镇的建筑业，通常称为泥水工、木工，还从事与乡镇建筑业配合的运输业，主要运输砖、沙、预制板等建材，亦替数十公里外的造纸厂拉麦秆。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郑州、开封去打工，农忙时回来。老刘在农闲时搞点运输。一年从事运输约3至4个月，能赚3000～4000元。

（三）次女在开封打工，月薪在200元到250元之间，有时也能找到月薪300元以上的活，至今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业。开封下岗职工甚多，在岗的职工，平均月薪三四百元，临时工仅二三百元，甚至更低。老刘说：“反正在家闲着没事，到外面多少能挣几个钱，至少可以不在家吃闲饭，还能挣钱买点衣服，家里从不问她要钱。”在开封打工每年约8至10个月，每月以300元计，该有1600～2000元收入。老刘说：“给她一个人吃用还不够，怎么能算家庭收入？”但我们给她算1500元。

（四）全年全家的工副业总收入在4800～5800元之间。

全年全家的总收入=农业收入＋工副业收入=小麦毛收入＋稻米毛收入＋工副收入=3658元＋7939元＋4800元=16397元。

其中农业占总收入的71%，工副业占总收入的29%。

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使得这一地区大部分农户成为亦农亦工户。在亦农亦工户的两头，一边是纯农户，一边是纯工商户。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在从农业向非农移动，移动的速度准确地标示出各地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贫富分化的速度。在该村，纯农户约占10～15%之间，基本上由两类家庭构成：一类是残缺家庭，包括低智商与疾病。他们无法或无力从事非农产业。二是儿女分家后的老年家庭。该村没有村办企业，故纯工商户意味着脱离土地到城市谋生。老刘说，本村没有这样的农户。这或许与这里的人均耕地较多，且水稻效益较高有关，或也与附近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太慢有关。总之，这里的绝大多数农户依然以农为主，兼营他业。刘家的这一收入结构，颇具典型。

一、全年诸种税费支出（按1995年计算）。

（一）“皇粮”。当地村民按传统习惯将地方政府收取的各种税费统称为“皇粮”。按理说，“皇粮”仅指农业税，国务院规定的合理农负仅指村提留与乡统筹，共8个项目，且征收总量不得超过农户上年纯收入的5%。但地方政府往往附加许多征收项目，一律计入“皇粮”。实物交入粮站，地方政府从中取值。农民并不知内含的征收项目及各项的款额。这一情况十分普遍。

“皇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夏熟交麦，秋熟交稻谷。夏麦人均190斤，每百斤86元计，人均缴纳163.4元。刘家6人承包土地，共交麦1140斤，折合人民币980元。秋粮交稻米，人均67.5斤，每百斤150元，人均缴纳101.25元。全家6人，共交付607.5元。两项合计，人均负担264.65元。全家共计约1588元。

（二）其他税费。

车船税每年146元（刘家有一辆小四轮）。城市建设费80元。拾穗费50元（学校农忙放假，要学生拾麦稻穗50斤交到学校，支援学校建设。不拾穗者，可以交钱）。挖河费90元（每年有若干义务工，搞水利建设，凡不参加者，可交钱免役，1995年人均15元）。上述四项支出，共计366元。

（一）、（二）两项合计共1954元，占家庭农业毛收入的16.7%，占全年家庭总收入的10%。

二、家庭吃用支出。

（一）粮食。每人每天以1.5斤计。1.5×6×365=3285斤。按村民的饮食习惯，以食馍面为主，米饭为辅。米占20%，麦占80%。这是一个很模糊的估计。这样大米657斤，小麦2628斤。大米按1.5元一斤计，小麦按0.86元一斤计，共折人民币3246元。

（二）菜（包括肉类、豆制品类）。当地人平时吃菜，十分简单，以自制的酱与咸菜为主。逢年过节或请客时，才上街割肉买菜。

春节300元，中秋节100元，平时一日一元计（包括请客）为365元，共计765元。

（三）烟酒。酒100元。烟每两天一盒，每盒2元，计365元。共465元。

（四）油、盐、酱、醋等调味品150元。

（五）燃料。当地农户主要烧煤，购买煤粉，自制煤饼，每百斤7.5元，全年150元。

（六）礼费。婚丧送礼，是乡风习俗，平均每年两三次，每次送礼金50～100元不等，约200元。

（七）衣物。平均每人以100元计，共500元（大女已嫁，不计入内）。

（八）电费。300～400元，以350元计。

上述8项支出，共5826元。其中粮食一项占55.7%。如将前5项概括在“食物”一项内，则食物占此8项支出的82%，占全家农业收入的40.8%。

三、教育医疗费用支出。

1995年，只有一子在读初中，全年学杂费500元。这几年刘家没有人生大病。“如今治伤风感冒，也需几十元。农民患小毛病，并不去求医吃药”，刘这样解释全年无医疗费支出的原因。

全家全年总收入与总支出：

总收入：16397元。家庭人均年收入2733元，比村统计的人均收入（1800元）高52个百分点。

总支出：8280元。其中“皇粮”杂税占24%，家庭日用占76%。

每年积余16397元－8280元=8117元。

老刘看看自己计算出来的全年收支余额说：“没有那么多，咱是自己人，跟你们说实话，一年辛苦，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五六千元的积余是有的。家里平时花钱从不记录，有些花费，也记不起来了。这些年的积蓄就盖了个房子，用掉将近2万，买了一台拖拉机，也近2万，家里实在没剩几个钱。家里两个女儿还要出嫁，儿子读高中，都得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