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 中原乡村调查第一站——D乡L村

河南乡村蹲点调查的第一个点，选择在K县的D乡L村。该村坐落在开（开封）兰（兰考）公路的南侧，距开封市东四五十公里。5月12日离开上海，21日进村调查，这四五十公里的路足足走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上午8时，开封党校李、汤、田三位老师驱车前来陪同我到L村刘氏家。河南大学的孟、徐及校学生处另两位朋友前来送行。车上，李对L村的刘氏家庭状况作一简要的介绍：户主现年52岁，党员、复员军人，为人忠厚，务农。妻48岁，务农。生有三女一男。长女已出嫁，次女曾做过李的保姆，如今在开封某厂打工。幼女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幼子在读初中。按恰亚诺夫家庭生长周期学说，该家庭正处于生长的鼎盛时期。在未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这一代人中，这种家庭人口规模很是普遍。

车到L村的老刘家已是上午10时左右。这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的农家夫妇，对我们的到来十分高兴。宾主在他新盖不久的楼房客厅里坐定之后，李老师向他说明了来意以及要求他协助的事项，憨厚的老刘一一承诺。李在刘家吃过便饭后便回开封去了，他有课，这次不能陪同我调查。田老师明日一早回校，由汤老师陪我全程调查。他说，他此行有三大任务：一是负责我的安全，二是做我的向导，三是跟我学习调查技术。

刘家离开兰公路只有二三百米。一条穿越公路的引黄灌溉河渠从刘家门口缓缓流过。砖墙围成的院落占地半亩有余。内有两幢房屋：一幢是砖瓦结构的老式平房，三间，山墙左侧另搭建两间简易房，一间是厨房，一间堆放草物、农具。另一幢是新建的楼房，下三间，上一间。楼上的平顶用于晒谷物，这在北方十分普遍。底层的客厅内有几张简易沙发，一张矮方桌，用于招待宾客。左间堆放着数千斤稻谷，是家庭粮仓。老刘说：“谷价太贱，一直堆放在家里。多数农户有数千斤余粮。”右间是他女儿的闺房：一张简易大床，一只大衣柜，一台落地电风扇，一台缝纫机。在床头墙上，贴着几张港台歌星、影星的剧照，还有几张身穿泳装的西洋美女，其中一张是三点式的，很是性感。用这些东西装饰卧室，在乡村男女青年中，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明显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而城市文化，则明显受到港台文化的影响，而港台文化其实便是欧美消费文化的翻版。

中午，老刘备酒菜相款待。虽然我们反复叮嘱他，在他家暂住期间与他们平时一样地吃，但还是不知从何处搞了一些菜。在吃饭时，我们要老刘的妻子、女儿一块上桌来吃。老刘说，乡下人没有这个习惯。村民请客吃饭，妻女不上桌，这一风俗习惯在八九十年代的江浙一带乡村似已破除，但这里依然保存着。这一习俗的保存与消除，似与乡村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带村民很少种菜，平时也很少买菜吃。

下午，老刘帮我们请来几个村民闲谈，了解村落与村民的概况，我们存心不问及农民负担、计划生育与干群关系问题，为的是避免给村民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上级政府或新闻机构派来专门调查这些问题的。一下午的访谈，所得资料归纳如下：

一、黄庄、任庄、马庄、小陈庄这四个相邻的自然村，同属黄庄行政村。黄庄分三个村民小组，共200来户，900来人口；任庄分四个村民小组，共200余户，900余人口；马庄分两个村民小组，140余户，600来人口；小陈庄自成一个村民小组，40户，160人。在这四个自然村中，任庄为首富。原因是引黄河渠从该自然村流过，因而绝大部分耕地能得黄河水灌溉之便利。其他三个自然村只有部分土地能得引黄灌溉之便。

这条引黄河渠名曰泉涨河。据村民说，该河渠是从离此80华里的引黄总干渠引来的，下游一直延伸到杞县，离此约90华里。该河渠从1971年动工开掘，到1973年完成。在1973年前，这一带全部是盐碱地，经十余年，引含泥沙量极大的黄河水淤地，将盐碱地覆盖，变为良田，并逐渐扩大水灌面积，栽种水稻。黄河水是有偿且分配使用。上下游的县、乡为争夺黄河水，常起纷争。

二、该行政村人口约2500人，总耕地面积4000余亩，人均1.6亩。在泉涨河开通以前，种植结构是一熟小麦、一熟玉米（或红薯，或棉花）。这里的红薯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方始从南方引进的。自1973年后，逐渐扩大水稻播种面积，到90年代，任庄的全部耕地都用于水稻种植。种植结构变为一熟小麦，一熟水稻。凡浇不上黄河水的地方，依然是麦棉（或玉米）结构。曾在60年代救荒中起过很大作用的红薯，则被经济效益更高的水稻排挤出去了。村民说，凡能得到黄河水浇灌的土地，一亩小麦平均收700～800斤，一亩水稻平均产1000斤稻谷。当然，这些年来，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的使用，对单产的提高也起了很大作用。人均1.6亩耕地，年亩均产量1800斤，则全年人均谷物2880斤。中国在人口对土地压力持续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走提高农业单产的道路，而提高农业单产关键在于水利。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三、关于村民住房问题。在1979年实行土地家庭责任制前，该村土坯草房占60%，砖瓦结构的平房占40%。当时造房所用的砖块，基本上由各农户自己打土坯烧制。到80年代末，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全行政村范围内，土坯草屋全部拆除，盖上砖瓦平房。砖瓦购买于附近的窑厂。自己打土坯烧制的农户已很少见。到90年代初，开始建造二层楼房。如今约15%的农户住进楼房。

农村盖房用工，向由亲邻帮工，由东家管伙食，并不支付工钱。这一习惯到80年代初迅速消失。问及原因，村民们说：“算下来，还是承包给工程队省事、省钱。”一是招待帮工的菜、酒、烟、钱一路上升，算下来接近甚至超过承包费，二是还欠着那么多人情。这是村民的说法。在我看来，80年代中期后，这一带外出打工渐成风气，农闲时的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而有了日工价意识。这个意识在从前是不可能有的。正是这个日工价意识，使亲邻帮工建房的古老习惯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但在红（结婚）、白（丧事）上，这里依然保留亲邻义务相帮的古老习俗。在抢收抢种的大忙季节，或打水井工程方面，分田单干后的村民往往用换工协作方式解决各自困难，并不直接支付工钱。

四、老刘家有六口人（大女儿前几年出嫁，但承包地依然在本村），计9.6亩承包地。自备一辆四轮拖拉机（主要用于耕地，兼搞一点运输）。三夏双抢大忙，前后二十来天，是全年劳动强度最大的季节。三秋拖的时间比较长，抓紧一点得一个半月，慢一点，要两个月左右时间，劳动强度较小，基本上用自家劳动力（到时出嫁及外出打工的女儿要回家帮忙）。这就是说，在农业上的时间，全年集中在夏、秋两个时段，总共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另有九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处于空闲状态。我问老刘：“在你家现有劳力的情况下，配置一台四轮拖拉机与收割、脱粒机，你能耕种几亩土地？”他说：“五六十亩应该不成问题。”我想，如果拥有五六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能成为北方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便解决了。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起着稳定作用的人均土地分配制却阻碍着耕地的有效集中。

五、谈及这四个自然村内各宗族来源、结构及有无宗族矛盾时，村民说，这一带没有族谱，在解放前也没有祠堂与祠田。听老人们说，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方圆百里的村民都那么说。各自然村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姓，两三个或四五个小姓。这一带很少有单姓村。在村里，大宗族欺负小宗族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大户欺负小户的现象倒时常发生。我之所以把他们的这句话用着重号标出来，是因为涉及到我们对北方村落、宗族与家族关系的认识问题。至少对开封这一著名的黄泛区而言，因历史上常遭水灾，这块土地上的村民经常迁移。如今的村民，很难说就是明初迁来此地的后裔。这一带在解放前就没有族谱、祠堂与祠田，在80年代后也没听说重修族谱之事。这里的宗族意识或淡化到接近于无。如果我们把同一传说中的祖先下的后代们称为宗族，将同一祖父母下的若干家庭叫做家族，将同一父母的若干兄弟称为家庭，那么，说这一带村落内几乎没有宗族意识，但依然有浓厚的家族意识，这一判断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最核心的共同体意识是家庭。故而村内时常发生大户欺小户的现象，但没有大宗欺小宗的现象。

村民说，分田单干之后，村内大户欺小户主要表现在争宅基地与争灌溉用水这两件事上。这里的“大户”、“小户”，可能是异姓，也可能是同姓。他们举了些实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们所提到的另一现象更引起我的注意：凡做村支书、村长的人，都是兄弟众多的大户人家，“他们兄弟多，势力大，村里没有人敢惹他”，他们这样说，但不肯提供更具体的说明。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村干部只是一种职役而非官职，在当前乡村中，愿意并能够充任这一职役的是些什么人，他们与明清时代的保长与公社时期的大队干部有什么异同，值得深入研究。

座谈会开到晚饭时分结束。晚饭后，老刘将其女儿的房间腾出，作为我们的临时宿舍。我与汤、田二兄谈调查与治学诸事，凌晨1时方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