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 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为了与刘氏这家“中上经济水平”的农户作一比较分析，想在村里找一家“富户”、一家“贫困户”分别计算他们的全年收支状况。老刘说：“如今发了财的都怕露富，请来也不会实说。村里人都知道这几家发了财，但谁也不知他们到底发了多少财。”那个娶了痴呆女人的户主，是老刘的“本家”，时值农闲，一请便到。

刘某，现年55岁，中等身材，很是憨厚，妻子32岁，是个痴呆女人，什么事也不会做，但会生孩子。长女已11岁，刚上小学，次女二三岁，属于超生，但隐瞒未报户口。村民将此类孩子叫做“黑孩子”，当然也不分配承包地。全家耕种4.5亩承包地，一家生活全赖于此。“皇粮”杂税与村民一样缴纳，并无减免。

一、小麦收入。

（一）一亩小麦的物资投入。

种子40元（也是在乡种子公司换的良种，但比老刘少10元）。化肥80元（只施70斤左右尿素，为了省钱，没有施磷肥，尽可能多用一点农家肥。这样比老刘节省20元）。农药38.7元（他说是上面发的农药，农药费从上缴的“皇粮”中扣除，所以不知道是多少钱。我们也按每亩8.6元计，但这个数字可能估计过高）。耕地、浇水费共20元（其中耕12元、浇水8元，自己播种可省钱）。打场7元（当地村民将脱粒叫做打场，因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忙不过来，故请人打场）。

1亩小麦的物资投入（不计农家肥）共233元。4.5亩总投入1048.5元。

（二）一亩小麦的劳动用工量。

整地与播种1工。施撒农药三四次，1.5工。施肥1.5工。浇水二次，1.6工。锄地拔草3工。收割、拉麦登场3工。打场、扬晒装袋3工。

1亩小麦的总用工量14.6工。4.5亩的总用工量65.7工。

（三）产量、价格与毛收入。

平均亩产500余斤（去年村里的平均亩产是750斤左右，问他的亩产为什么比别人低250斤，他的解释是，家里没钱买磷肥与铵肥。老刘后来告诉我，为了省钱他用的是自留的种子，没有去换良种）。每百斤的市价是86元。

一亩小麦的总价是430元，一亩小麦的毛利=430元－233元=197元。

4.5亩小麦总产2250斤，总价值1935元，总毛利886.5元。

每工值=197（元）÷14.6（工）=13.5元

二、水稻收入。

（一）一亩水稻的物资投入。

种子34元（每亩14斤种子，到乡种子公司购买）。化肥107元（其中尿素80斤，86元，二铵15斤，每斤1.4元，计21元。为省钱，没有施磷肥）。农药12元（钾铵磷，稻瘟气，金纳霉素施三四次）。浇水11元。犁耙耕地15元。脱粒3元（亲戚帮忙，只付点柴油费）。

1亩水稻物资总投入182元。4.5亩的总投入819元。

（二）一亩水稻的劳动用工量。

育秧苗2工，平整水田3工，拔秧插秧6工，施肥打药2工，除草2工（别人用除草剂，省事。自己除草，可省钱），浇水与田间管理10工，收割及运到打谷场3工，脱粒扬晒及入库1.5工（因请人帮忙）。

1亩水稻劳动用工量计29.5工。4.5亩总用工量约133工。

（三）产量、价格与毛收入。

水稻平均亩产800斤（比老刘家低200斤）。折合大米560斤（按70%出米率计）。

4.5亩总产大米560斤×4.5=2520斤，总价值3780元（按每百斤150元计，1995年的大米市价在每百斤120～170元之间，视米质优劣与行情而定）。

每亩水稻毛收入=840元－182元=658元。4.5亩总毛收入2961元。

每亩水稻工值=658÷29.5=22.3元

4.5亩稻麦全部毛收入=886.5元＋2961元=3847.5元

这便是该四口之家全年的全部收入。他说：既做父，又做母，忙了外面忙里面，没有时间外出打工，也没时间养猪，“人还养不过来呢”。出售一部分稻草麦秆，也有一二百元收入，将此项收入计算在内，全年总收入在4000元左右。

一、“皇粮”杂税费支出。

人均缴纳夏粮190斤。按3人计（因一人未报户口，没有承包地，但也逃过了高额的超生罚款。村干部因其家实在无款可罚，也睁一眼，闭一眼），共缴“皇粮”570斤。按每百斤86元计，共缴纳490元。秋粮人均67.5斤（米），折合人民币人均101元，全家303元。

1995年疏通引黄干渠，人均缴纳15元，一家三人，共缴纳45元。

上述三项“农负”，共计838元。占全年总收入的21%。

二、家庭吃用支出。

（一）粮食。人均食粮1.3斤计，四人共5.2斤。全年食粮1898斤。

其中大米约300斤，每百斤150元，计450元。

麦1598斤，每百斤86元，计1374元。

两项共计1824元。刘某说，这几年的夏粮，除缴皇粮外，只够家里吃的，他基本没有出售过小麦。占家庭总收入的45.6%。

（二）菜（包括少量肉类、豆制品）。春节120元，中秋节85元，平时250元（刘某说家里有小孩，总要买点菜，这里没有种菜习惯，要吃菜到附近市场上去买）。共计455元。

（三）油、盐等调料100元。

（四）燃料120元（买煤粉自制煤饼）。

（五）礼100元。

（六）衣物150元。

（七）电费加其他日用150元。

上述七项共计2899元。

三、教育医疗费。

（一）教育费180元（其长女上小学一年级）。

（二）医药费200元（他本人有胃病，两小孩也常患病）。

上述两项共计380元。

全年家庭总收入与总支出：

总收入4000元。

总支出838元＋2899元＋380元=4117元

家庭财政核算结果，1995年有117元的“财政赤字”。事实上，他很少向别人借钱，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钱还别人。这就是说，他总努力保持家庭收支的平衡，而保持收支平衡的唯一办法是节省开支，甚至把明知会影响产量的农业投入也尽可能地“节省”掉了。我对他说：“你如增加50元的化肥投入，能增加100元到150元的产出，前后相减每亩不是能增加50到100元的收入吗？”他说：“当时家里实在没有钱。”我说：“借钱也是划得来的呀。”他嘟哝着说：“怕还不起。”贫困似乎成了他进一步贫困的原因。

老刘家的人均收入差不多是该贫困户的三倍。在依然以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为副的乡村，各农户间的贫富差异看来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家庭劳力的体力与智力的高低；二是家庭劳动力与纯消费者的比率大小。就第一个因素而言，该农户夫妇明显低于老刘家，就第二个因素而言，该农户的比率是1:3，而老刘家是4:1。在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条件下，贫富的分化只能发生在非农收入领域。在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的智商与可资利用的外部资源，尤其是城市中的亲友关系网的有无与多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经营粮食买卖而成为本村的首富（据云已积累了数十万资产）是因为他有一个在国营粮站工作的亲戚。

中午时分，老刘陪我们转了几家农户。主要想去看看村民平时吃些什么及家境的一般状况。这里是稻产区，但主食依然是小麦，水稻被他们视为如同棉花一样的经济作物。中午是面汤加白馍，或稀粥加白馍，菜肴十分简单，有的桌上只有一碗咸菜，有的炒个蔬菜，除非逢年过节，或请客，很少吃肉。蔬菜是从集市买来的。这里的农户没有自种蔬菜的习惯，最多种点萝卜或白菜，作腌制咸菜之用。没有专门的菜园子。在南方村庄里生活过的我，自然会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搞个菜园子？”这里的村民所提供的解释不出两条，一是“蔬菜要经常浇水，太麻烦”。二是“你种，别人不种，菜要被人偷掉”。与南方村民相比，北方村民简直是只吃饭，不吃菜。这与其说是北方村民比南方贫穷，倒不如说出于习惯。以小麦为主食，对菜肴的要求或许没有以大米为主食高。这里的多数农户家里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连叠放衣物的衣柜也没有，全家老小的衣服或堆放在床边，或是挂在一根绳子上。当然新盖了屋，成了家的年轻一代，似乎开始追求城里人的风尚，家具做工虽然粗糙，但款式却很时髦。近年来，彩电已成为婚嫁必备之物。有的甚至把农村生活中极少用的冰箱、洗衣机也作为嫁妆搬进新房。用港台歌影星或半裸体美女装潢墙壁也成为青年人的时尚。这里似乎透视出内地年轻人对“现代生活”的理解与追求。这与他们父辈的生活、与他们桌上吃的东西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

下午，请老刘所属的第三村民组组长介绍该组的情况。我想由农户而组，由组而村，由村而乡，自下而上逐级调查。调查有两个项目，一是村民组长的任务与报酬；二是全组各农户的人口、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兼职状况。计划生育是个敏感问题，但可以通过家庭人口结构与年龄状况的调查间接反映出来。

一、村民组长的任务与报酬。

这位36岁的村民组长对他所任职务的总评价是：“村民组长是个劳多酬少的苦差使。”村民组长全年的任务有六项：一是夏秋两次催征公粮，需10天时间。二是计划生育，这项工作主要由妇女主任负责。三是调节村民间的矛盾，全年需15天时间。四是组织村民统一喷施农药，需10天时间。五是组织村民参加县乡的水利工程或村里的道路、桥梁维修工程。这项任务每年需20～30天时间。六是参加村、乡两级会议，全年近30天。这六项任务，全年要耽误他80～90个工作日。（这一估算，很可能偏高了一些。）

我又问组长：“在春秋两次的‘公粮’（也叫“皇粮”）内，到底有几个征派项目，各项目占多少钱粮？”组长说：“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过，这是村里管的事，他们说今年夏粮每个人交多少斤，今年秋粮每人交多少斤，就由各农户到粮站去交，我只负责挨户去催。”我问老刘：“你们为什么不到村里去问个清楚？”他说：“别人都不去问，你去问干什么？”又补充说：“谁敢去问？！”凡县、乡范围的水利工程，每年都规定义务工，自备饭菜。若不出工，可以出钱，每工15元。凡能得到水利工程好处的村，积极性较高，反之，就很低，村组动员时就有困难。农业外收入比较高的村，一般都以钱代工。

要村民组长出面调解的主要矛盾，一是分家时闹矛盾，二是农户间的宅基地纠纷。倘若同姓两家发生争执，往往由叔伯兄弟相互劝解；异姓两家发生争执，同姓之间往往各相卫护，这时需组长或村里出面调解。村里的小姓一般不敢去惹大姓，他们有自卑感，尽可能不去惹是生非，自找麻烦，明知有理，也往往主动去息事宁人；村里的大姓一般仗着人多势众，有优越感，大姓内的大家族，这种优越感更强烈。“这种情况，在无事时是看不出来的，一旦有事便能感觉到。”看来，不以曲直而是以亲疏论是非，是村落文化内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村民组长的全年工作任务很重（据他自己估计有八九十个工作日用于组内事务），但报酬很低，平均每月只有45元。管计划生育的村妇女主任平均每月只有15元（各组还有1名保卫干部分管治安，没有报酬）。报酬一年分两次发放，并不是每月取钱。整个行政村共分10个村民组。村委共6人，村支书与村长每月100元，村会计与村妇女主任每月90元，另有2名副村长，每人每月80元。合算起来，整个行政村全年干部“工资”总额是13680元。按政策规定，这笔钱由村提留款来支付，全村2400人，人均5.7元。

二、该组的家庭人口、劳动力兼业状况与超生状况。

该村民小组共44户，210人左右，户均4.77人。其中四代同堂家庭1户，三代的11户，两代家庭32户。这里的三代、四代同堂，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大家庭”，而是祖父母（或祖父、或祖母）与其中一子过日子，其余兄弟则分出去了。全组共有劳动力125人，其中从事农业外兼业的52人。已婚的中青年男子绝大多数从事农外兼业（共28人）。所谓“兼业”，主要是利用农闲时间做泥水木工，拥有拖拉机的搞点运输，也是围绕乡建住房建筑的。外出打工的只有几人，且不固定。已婚中青年妇女，通常在村务农，照料家务。辍学未婚的青年男女，则积极谋求向外发展。到开封市打工的有5人，到郑州打工的有6人，到广州打工的只有1人。总之，该组依然以农业为主。这一方面表现在44户中，纯农户占10户（纯农户所占比例为22.7%，组长说，在整个行政村范围内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在所谓兼业户中，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农业，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已转入工商业的只有1户。

该组人均耕地较多，且得引黄灌溉之便，水稻经济效益较高（一亩稻麦二熟毛收入1000元左右，在无引黄灌溉便利地区，小麦玉米二熟，一亩毛收入只有五六百元），这或许是该村剩余劳力向外谋求挣钱机会的冲动相对较弱的一个原因。从这位组长所述的家庭人口与年龄结构材料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超生情况十分严重。该组1988年后诞生的小孩共31人，属于超生的计16人，超生率高达51.6%（其中超生1胎的13人，超生2胎的1人，超3胎的2人）。这一统计包含着这样一个假定：严格的一夫一妻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该地始于1988年，故1988年前出生而拥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不算超生户。我们从这一小调查样本中统计出来的超生率，能否大体上反映该地区的一般状况呢？这尚待调查。陪我调查的汤老师说，据他所知，情况大体如此。

计划生育与农民负担是引发农村社会干群关系紧张的两大基本原因。通过“私人关系”进行“微服私访”的我，要尽可能地避免给受访者以这样的印象：我是专门为调查这两个问题而来的。但通过调查家庭的人口与年龄结构，完全可以将超生状况调查清楚。

下午3时许，该组各农户家庭状况调查尚未结束，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当陪同我们调查的老刘被叫出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数分钟后，神色慌张的老刘跑进屋来，说：“乡里要找你们去谈谈。”我心想：“我进村才两天，怎么就惊动了乡镇官员了？”汤老师对老刘说：“你去对来人说，叫他去把乡长叫来，我有话对他说。”老刘出去不知对外面的人说了些什么。汤老师示意我不要说话，此事由他来对付。不一会，一位村干部模样的人随老刘进屋来，一脸阴沉严肃地说：“你们来此调查，上头不知道。村里人传说纷纷。有人说你们是中央派来的，有的说是省里派来的，也有的说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各种说法都有，人心惶惶的，上面（指乡政府官员）要找你们谈谈话。”汤老师对他说：“我是开封市委党校的老师，这位是上海的大学老师，不是上头派来的，也不是什么记者。我只陪这位上海老师来看看北方农村的情况。我们到这里来，×××是知道的（他曾做过此县的县委书记）。你们的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都是我的老熟人。有什么事，你叫你们的乡长来见我。”汤老师搬出几位大官的名字，果然把这位村干部镇住了，他默默无言地退了出去。不久，我听到汽车驶来的声音，停在老刘的院门外，有人将老刘叫了出去，好久不见回来。我意识到来者不善，很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在此访谈只有两天，村里怎么就传论纷纷了呢？老百姓为什么把我当成是中央派来民间私访的官员或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呢？这反映了怎样一种社会心态呢？这批来者不善的地方官将会如何处置我呢？我对汤老师说：“恐怕有麻烦了。”汤老师说：“你别吭声，由我来对付他们。对付这批平时横行乡里的人，我自有办法。”此时，接受我们访谈的村民组长，坐又不是，走又不是，显出十分惊恐不安的神情。

约摸过了十余分钟，一班人马开了进来，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老刘神色黯然，取出凳子让他们坐定，倒上茶水。我数了一下，共来了七个人，其中两个气势汹汹，一副打手模样。一位身着西装的人首先开口：“你们来此调查，事前没与我们打招呼，乡里也不知道。村民传说纷纷。如果是上头派来的干部、记者，我们有保护的责任，否则，在此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吃罪不起。前些日子，省里就抓了一名冒名的中央记者。你们身份不明，所以我们前来看看。”看来，他们是来抓我这个“冒牌记者”的。汤老师说：“冒牌记者到省、市里去行骗才有油水，怎么会跑到农民家来，他们有什么东西好骗的？我是开封党校的老师，他是上海的大学老师，我陪他到北方农村来看看。是我们的校党委书记，也就是你们的前任县委书记要我陪他来的。”然后列数县委、县政府官员的名单，向他们明确示意，这些官员不仅是汤老师的学生且交谊甚厚。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用这层关系吓唬这些中国政权最末位的官吏，确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这确实是他们唯一能理解并能改变他们态度的语言。

待室内气氛稍加缓和，我取出名片给几个当官模样的人各发一张，然后向他们说明我此行的目的。看得出来，他们表面上气势汹汹，其实是内心恐惧，怕我们的“微服私访”，揭露他们平日的胡作非为。“我是上海某大学教员，此次来开封讲学，顺便看看改革开放过程中北方农村的生活变化情况，不是上级政府或新闻单位派来调查情况的，也不向什么高级领导汇报什么。我的访问决不会给地方政府与官员带来任何麻烦。”我把刚才的调查记录给那位穿西服的人看。他一面看，我一面说：“我们只了解这里村民农业收入与工商业收入的状况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情况。”他拿出我的记录稿看了半天，想必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接着我又向他解释为什么没有通知乡、村政府的原因：“我们的调查计划是由农户而村、由村而乡，最后去拜访你们的县委书记。”“如果自上而下地调查，你们肯定要忙于接待，这不给你们带来麻烦吗？”诸如此类地解释一通。

这位中国最低级别的行政“官员”带着他的原班人马撤退时说：“我作为本村的负责人，听到群众的议论，应该来看一看，既然你们是来搞纯学术调查的（这一概念是我们提供的），我们不会来干涉你们的工作。”他们走后，我问老刘他们是些什么人，刘说，与我们说话的那个是村支书，其他的人一个是村主任，一个是副主任，还有两个村委委员，一个乡派出所干部，一个吉普车司机。看来，如果我们真是“微服私访”的记者，他们会把我们请到乡政府去招待，如果我们是“假冒”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与他们的县委书记有“私人关系”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抓到乡派出所去关押。

这场风波在我头脑中激起两个十分强烈的想法：一是中国乡村的行政区域，其实是各级党政官员们的独立“封地”。在“封地”的进出口处，到处树着“非经同意，不得入内”的路牌。中国自己的学者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调查，获取所需的调查资料。我们没有经过乡、村官员的同意而私自进入村落与农户，在他们看来是违禁的。如果没有党校老师的陪同，如果没有党校老师与县、乡干部的“师生关系”，一个上海的学者是根本无法直接到达村落与农户这一调查现场的。二是乡村干部与村民处于十分紧张的关系之中。村民们把我当成是中央派来“微服私访”的官员或记者。他们中有人正准备来向我反映乡、村干部的各种劣迹（这是事后老刘告诉我的）。作为一个调查者，应从侧面去调查这类情况，并避免卷入干群的冲突漩涡中去。否则必然会遭到地方官员的驱逐甚或拘押，无法完成调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