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旋涡的卷入及文学热潮的跌落

特别自正德二年（1507）开始，前七子文学集团的活动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集团中的多位核心及重要成员因为卷入政治风波及其他各种原因，相继离开了曾成为他们唱酬切劘、扬扢风雅之活动中心的京师地区，已掀扬起来的文学热潮一时陷入低谷。

这首先不能不注意到正德之初的政治状况。与号称“锐意求治”的明孝宗朱祐樘相比，武宗朱厚照却是一个并不善于治理朝政甚或荒怠不为的君主，以至“朝纲紊乱”。正德元年（1506），受孝宗临终以太子相托之命的内阁大学士刘健，就向武宗上言，以为：“即位诏书，天下延颈，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首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对武宗理政之失直言揭出。继后不久刘健又进言，其中更增添了对朝政荒疏的担忧：“近日以来，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直命停止。……夫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今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杂交于前，臣不胜忧惧。”自武宗嗣位以来，出于强烈的辅佐意识和担任阁臣重大的责任感，刘健曾屡次陈说朝政诸端弊害，为之力谏，希望武宗能有所转变，称得上是尽心尽职了。虽然身为弘治朝老臣的他，尚在朝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又是一再恳切疏谏，但收效甚微，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武宗的习性，扭转治政的局面。

不仅如此，作为武宗在理政用人上常为史家所诟病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对于宦官刘瑾等人的任用。还在武宗为太子时，瑾就曾侍奉之，取得了武宗对他的信任，也为他日后得到任用创造了条件。武宗登位后，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人并受宠而用事，人称“八虎”，所谓刘瑾等人擅权天下的局面自此而始。正德之初，刘瑾掌司礼监，丘聚、谷大用分别提督东、西二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占据要职。东、西厂“缉事人四出”，密切监视士人的言论行动，在此之外，刘瑾又设立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一时弄得人心恐慌，四方重足屏息。由于刘瑾等人深受武宗信用，逐渐取得了对于朝政的实际控制权，日常握柄行事更是“威福任情”，尤其是严密掌控士夫官员，打击异己势力，不遗馀力，所谓是“以严苛折辱士大夫”，以至“逢者焦，触者碎矣”，加上武宗放任疏政，一时间“文网日密，诛求峻急”，政治气氛陡然紧张。实际上，在如此政治情势之下，文人士大夫已很难真正获得伸张言论的机会，其参与政治与文化活动的自由势必受到限制，当然更为严重的，则是因此带给他们精神上一种深切的挫折感。

具体落实到前七子文学集团成员的身上，其时多人因为卷入刘瑾的政治事件，历经困折，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文学活动。

还在刘瑾等“八虎”用事之初，时为户部尚书的韩文大为感愤，每退朝，与其僚属语及之而泣下，作为下属而任郎中的李梦阳则向韩文进言：“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为。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力劝韩文率诸大臣弹劾刘瑾等人，并继为文起草弹劾奏疏。在李梦阳的鼓励之下，正德元年（1506）十月，韩文偕廷臣上疏请求严治刘瑾、马永成等人。然而，多少还缺乏政治经验的李梦阳，出于一时激愤而劝文弹劾刘瑾等人并毅然代为草疏，认为以此可轻而易举除去专擅威福的“八虎”，显然是低估了当时刘瑾等人的政治势力和现实情势的复杂性。韩文奏疏入后，武宗命司礼王岳等人诣阁议，岳为人素来刚直，力主阁臣刘健、谢迁主张除去刘瑾等“八虎”的建议，而武宗却经不起刘瑾等人的泣求，一怒之下反而收王岳等下诏狱。虽然继后韩文发动九卿科道再度诣阙固争，但已无济于事，最后武宗对于刘瑾等八人“皆宥不问”，劾瑾等人一事遂以失败告终。不久韩文遭革职。正德二年（1507）正月，李梦阳因帮助韩文弹劾刘瑾等人被夺官，同年三月，又与刘健、谢迁、韩文等人一起被列入“奸党”之列。自被夺官后，李梦阳在那一年闰正月起程离开京师，返回开封故里。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因为替韩文起草奏疏一事，刘瑾对他一直嫉恨在心，于是罗织罪名，欲杀之以泄私愤。正德三年（1508）五月，在刘瑾的策动下，李梦阳遭逮捕至京师，下锦衣狱，性命危在旦夕。后其内弟左国玉上书康海，托他向刘瑾求情，海亲自造访刘瑾，极力为之解救，至同年八月，梦阳才得以出狱，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较之李梦阳，作为前七子集团另一位核心人物的何景明，其此际的境遇虽不及如此凶险，但同样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波折。在当时刘瑾得势用事的情况之下，时为中书舍人的他“乃上书诸尊贵，言宜自振立，挠瑾权”。如何景明曾致书当时的吏部尚书许进，以为“主上幼冲，权阉在内，天纪错易，举动大缪，究人事，考变异，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将国之纲纪错缪的主因，归结为刘瑾等人的专擅，内心为之忧抑难平。对此，他不仅给许进摆出了上下之“二策”：“一曰守正不扰，不容于权阉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贬以求容于权阉而不容于天下后世者，下策也。” 还进而力陈此上下二策的利弊：“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颓靡于当时，流声烈于后世，损少而益者多；自贬不容则颓靡益恣，声烈且败，益少而损者多。”希望以此来激励许进秉正不阿，不为瑾等所屈。但事后据说“诸尊贵恧，顾嗛何君（案，指何景明）”，这使他一下子陷入有可能招致刘瑾等人报复的困境。为了避免不测之祸，正德三年（1508），何景明自中书舍人任上谢病告归，然时因“瑾尽举免诸在告者”，还是终遭免职。与此同时，另一位七子成员王廷相则于正德三年（1508）由兵科给事中谪判亳州，原因据说也是“刘瑾中以罪”。同年十月，前七子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何瑭以抗直而于瑾不为礼，由翰林院修撰谪为开封府同知，不久致仕。正德四年（1509），崔铣也因为在以翰林编修预修明孝宗实录期间，与同官见瑾不礼，由是忤之，书成出为南京吏部主事。

对于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来说，虽然他们并没有像李、何等人那样，在刘瑾擅权秉政期间成为直接的受害者，甚至像康海还曾受到刘瑾的礼遇，是以当初左国玉专门托他向瑾求情以释李梦阳之狱。但正是这种幸运恰恰演变成了后来的厄运。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下狱被诛，接踵而来的则是朝廷全面整治瑾党的行动，康海、王九思都被列名瑾党之榜，受到这一次整治行动的正面冲击。结果时正在家为母守丧的康海遭削籍除名，王九思则由吏部郎中谪为寿州同知，次年又因谏官“奏除瑾党塞天变”，不得不致仕归里，实际上成为深受这场政治变故牵累的牺牲品。

非但如此，就在正德二年（1507）至三年（1508），身为前七子集团引领者的李、何二子政治命运发生变化的前后，该集团中其他多位成员也因为各种缘故离开了京师。如正德元年（1506）二月，徐祯卿已离京赴任湖南纂修。三年（1508）冬，康海因母去世，扶其灵柩返回故里。四年（1509），边贡自太常丞迁卫辉府知府。五年（1510），顾璘出任开封府知府。

前七子文学集团中的不少核心与重要成员，因为受到政治事件的牵连和其他原因先后离京，这与当初诸子汇聚京师、加入复古盟营旺热而兴盛的情形，显然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在京的唱酬交往活动，由于多位成员的离散，自然一时难以维持，互相间的联络，因为离散也难免造成一定的阻碍。但要说对诸子文学活动造成消极影响的，还不单单是此时地域意义上的彼此散居分隔，还有正德之初肃森严酷的政治气氛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后者的影响恐怕更为深切。而事实上，这也是其时文人士子所普遍呈现出的一种精神面貌，崔铣在《百泉书院重修记》中这样指出：

昔弘治中，士尚文畏义，有司重学，文章炳然可诵述矣。正德初，即遭刘瑾之虐，威劫贿成，士气索索。

他敏锐地察觉出，正德之初由于刘瑾等对于士人的任意摧折，使他们与弘治中相比，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形成一种恐惧不安的普遍心理。对于七子集团成员来说，同样也不例外，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在对比“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的情形时，曾大有一番感慨，其曰：

自正德丁卯之变，缙绅罹惨毒之祸，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累息，而前诸倡和者，亦各飘然萍梗散矣。

前之诸相与唱和者所以“飘然萍梗散矣”，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显与当时“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累息”的怵惕抑郁的精神状态不无关系，而这一切，则又应归结到自正德以来刘瑾等人所制造出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李梦阳这里所说的“正德丁卯之变”，指正德二年（1507）丁卯昭示所谓“奸党”的事件，这是一起震动当时朝中而给士人心理带来严重消极影响的重大政治变故。此年的三月，纷遭众人弹劾的刘瑾，决定采取直接报复和主动反击的手段，以捍卫自身利益，时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所谓奸党名单，当时所列出的诸人员，遍及“大臣”、“尚书”、“部曹”、“词臣”、“言路”各职，共计五十三人，榜示朝堂，起初力主除去瑾等“八虎”的如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等人皆在列。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布置来看，毫无疑问，这一场涉及各级官员的大范围清除行动，称得上是一次极富针对性和目的性的行动，清算的重点对象是刘瑾眼中异己分子或对他构成威胁的各种势力，而主要目的，除了拔除遗留在朝中的异己和威胁力量，还重在“宣戒群臣”，向在朝的文人官员群体直接发出强烈而明确的警戒信号。应该说，刘瑾的这次行动，对士人所产生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事后留给他们的记忆也是深刻的，康海《送东冈子序》即描述道：“岁自丁卯以来，权臣以刑威持国，天下沸然不能安。”当然，较之康海，作为这起政治变故的亲身经历者之一，李梦阳如上《朝正倡和诗跋》所记，自是更有一番真切而无法忘却的自我体验包含其中，也明白揭出了尤其自正德二年（1507）以来诸子文学活动趋向消沉的一大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