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京师结盟与复古活动的倡起

前七子之一的康海，在为友人王九思所作的《渼陂先生集序》中曾经说到：“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梦阳）、信阳何仲默（景明）、鄠杜王敬夫（九思）、仪封王子衡（廷相）、吴兴徐昌穀（祯卿）、济南边庭实（贡），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乃于所谓孰是孰非者，不溺于剖劘，不怵于异同，有灼见焉。”其不但概要地描述了包括他本人在内前七子成员在弘治年间倡起复古以变革时俗的情形，并且也可以说是对七子在这一场文学变革活动中所处核心地位的某种标榜。

而从实际的活动情形来看，除了上述作为核心成员的李、何等七子之外，还不能不同时注意到围绕他们而形成的文学同盟或交游关系，这当然是期望能从相对完整的角度来展开对该文学集团的考察。

以前七子文学集团的建构及其复古活动发轫的时间来说，弘治十一年（1498）大致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点。李梦阳在为顾璘等人所撰的《朝正倡和诗跋》中说：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巏）、赵叔鸣（鹤），无锡钱世恩（荣）、陈嘉言（策）、秦国声（金），太原乔希大（宇），宜兴杭氏兄弟（济、淮），郴李贻教（永敷）、何子元（孟春），慈溪杨名父（子器），馀姚王伯安（守仁），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鏊），苏州都玄敬（穆）、徐昌穀，信阳何仲默。其在南都则顾华玉（璘）、朱升之（应登）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

弘治六年（1493）春，李梦阳考取第二甲进士，观政通政司，但同年八月因母丧返回故乡开封，弘治八年（1495）又遭父丧，直至十一年（1498）丧满始回到京师，拜户部山东司主事。应该说，自从该年任职户部开始，其后成为前七子领袖人物的李梦阳才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在京师活动，与同道之间开展交往，犹如他所说的“承乏郎署”，得以与众文士互相“倡和”。由此，我们不妨把弘治十一年（1498）作为前七子文学集团创建与倡起复古的开端之年。从上面跋文的描述中能够看出，在进入弘治年间以来“古学渐兴”的氛围中，京师兴起的这一有着一定规模的唱和活动，显然吸引了来自南北不同地域为数众多的文人士子。虽然如上跋所列举的诸士中，有的只是出于附和“古学”一时兴趣，在后来的时段里也并未与前七子成员之间发生更多文学上的联络，但他们此时参与唱酬，对于聚合同道，提升人气，营造复古活动的声势和影响，无疑起着一定的作用。

李梦阳上面这一篇《朝正倡和诗跋》，显然是总括式地记述了自他任职户部以来与众文士前后开展复古唱和活动的情形，尽管其中已涉及前七子多位人士和七子集团一些重要成员，然在他们参与活动乃至加盟复古营垒的具体时间上，则未给予明确的交代。不过，如果考虑到在京师更便于聚集活动的客观条件和结合相关的记载，那么还是能对他们在这方面活动的时间，作出大致的推断。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上跋未及而实为当时七子集团要员的其他一些人士及他们的活动时间。

七子之一的边贡及游于诸子而“颉颃其间”的上元人顾璘，虽于弘治九年（1496）已中进士，但他们与李梦阳等人正式互相唱和，当在十一年（1498）梦阳“承乏郎署”之后。其中顾璘，字华玉，少时已负才名，后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历官广平知县、台州知府、浙江左布政使等职，终南京刑部尚书。晚岁家居而文誉籍甚，建构息园，大治客舍，以接待四方文友。前七子中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等人交往唱酬尤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其“诗矩矱唐人，才情烂然，格不必尽古，而以风调胜”。

七子中的何景明、康海、王廷相三人，皆中弘治十五年进士（1502），他们与李梦阳等人开始交往唱和当在此年或稍后。与他们同一年考取进士而与七子保持较密切交往的还有武陟人何瑭、郏县人王尚，何景明曾作《六子诗》，将他们与李梦阳、康海、边贡、王九思一并列入其中，目之“当世名士”，且引为“良友”，二人亦当在此年进士中试后，利用在京师居处的机会得以加入诸子营垒。

何瑭，字粹夫，世号为柏斋先生。正德初刘瑾秉政，瑭时官翰林修撰，因强直知不为其所容，乃累疏致仕，后瑾伏诛，得起复原职。嘉靖年间在南京太常少卿任上，曾与湛若水等力修明古太学之法，学者翕然宗之。晋南京都御史，未几致仕。何景明《六子诗·何编修瑭》则对他多予推许，寄予厚望，其中称“至朴敛华蔚，徽文陋雕绮。守渊安可窥，驰辩讵能止”，“古辙多蓁芜，非君谁予起”？

王尚，字锦夫，号苍谷。始除兵部职方司主事，改吏部，出补山西布政司左参政。后迁浙江右布政使，卒于官。与李、何二人交情较为深厚，正德二年（1507），李梦阳因帮助户部尚书韩文起草弹劾刘瑾奏疏遭夺职，次年被逮下锦衣狱，同一年获释，离京返乡前，王尚等九人为之祖行，李梦阳遂作《九子咏》诗，“慕义伤离，有感于前游”，其中咏王尚，以为“鸿词振宛洛，一一中音吕。访戴谅不惜，纵凫非所许”。何景明《六子诗·王职方尚》也曰，“职方吾益友，契谊鲜与同”，“读书迈左思，识字过杨雄。为辞多所述，结藻扬华风”。二人所为诗不但对其词艺多有所许，而且申明了彼此之间非同一般的情谊，也可见出他在李、何心目中的地位。

在弘治十五年（1502），前后加入七子集团的还有王九思、徐祯卿，以及宝应朱应登、信阳戴冠等人。 王九思弘治九年（1496）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十二年（1499）授翰林院检讨，其后诸子相继至京师，正在翰林任上的他遂与之“讲订考论”，并开始接受他们的诲导。

作为前七子中唯一一位南方籍的成员，徐祯卿考取进士时在弘治十八年（1505），然他前此四年即弘治十四年（1501）已举应天府乡试，曾在次年北上赴京师参加会试，最终落第，其获与诸子交往而加盟其中，当在此次在京会试之时。

朱应登，字升之，号凌溪。李梦阳《章园饯会诗引》云：“曩予会升之河西关，有倾盖之雅。”据梦阳为亡妻左氏所为墓志，弘治十五年（1502），他以户部官员身份“榷舟河西务”，则朱应登与李梦阳初识即在这一年，其进入诸子营垒也当在此际。朱应登中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仕至云南布政司左参政。早年起即解声律，谙词章，通晓经史百家，又好为古文词，声誉著于艺林。顾璘所撰墓碑，将他和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七子成员并置，纳入诗文复古“力绍正宗”之列，以为“其文刊脱近习，卓然以秦汉为法；其诗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郁兴一代之体”，视之为与李、何诸子诗文趣习之相近者。其实朱应登对李梦阳等人学古习尚本怀倾慕，实有追蹑，称得上是一位地道的同盟者。如于文以为“文章康李传新体，驱逐唐儒驾马迁”，赞许其能越唐以上而宗秦汉者，清人朱彝尊述及当时趋学李梦阳等人情形，甚至以“心慕手追，凌溪一人而已”形容他尤宗梦阳的取向。其素与诸子交谊不浅，当初他来京师报政毕将归，李梦阳、边贡等亲自饯会，一起分韵赋诗，并相与留赠，朱应登时所赋诗谓“良朋时宴集，端坐自生光”，“适意易为别，怀哉不能忘”，明示彼此业已建立的深情厚谊，李梦阳则后专作《章园饯会诗引》以记其事。在京师期间，他还与徐祯卿意殊相投，“相见欢洽如平生”，“每公退，必宴见，见必剧谈，往往评勘文字。他或古今政理、人品、名物亦时时往覆相论”。酬和谈榷之际，其对诸子所习自当有所耳濡目染。

戴冠，字仲鹖，号邃谷。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以上疏建言贬广东乌石驿丞。起户部员外郎，升延平知府，改苏州。仕至山东提学副使。冠与何景明同乡里，为诗友，往来密切，相染较深，或谓之“诗亦同调”。又获交李梦阳等诸子，梦阳作《九子咏》诗，即列之其中，以“南州实才窟，小戴亦横骛”许之。何景明弟子樊鹏为冠所撰墓志，称他“长从吾师何子于京师，苦学至困疾，辄益弗懈”，则其在京师获与何景明乃至李梦阳等人交往游从，当在何弘治十五年（1502）试进士之际或稍后。

至弘治十八年（1505），又有闽县郑善夫、安阳崔铣、上海陆深、吴县徐缙、寿张殷云霄、信阳孟洋等人进士中第，在是年前后来从诸子游，相继成为七子集团中的活跃分子，大体情况述之如下：

郑善夫，字继之，号少谷山人。正德间始除户部主事，改礼部。因谏武宗南巡被杖于廷，寻告归。嘉靖初起南京刑部郎中，改吏部验封司郎中。性好山水，或纵游忘返。在七子当中，他与何景明可谓相契最深，中进士之后，时何方在中书舍人任上，因“相得欢甚，益切劘为古文词”，并先后获交顾璘、薛惠、殷云霄等好古之士，“文酒过从靡间”。然无论如何，作为郑善夫较早结交和关系尤深的一位七子成员，何景明显然为他所格外敬重，其曾赋《赠何仲默》诗，对何所为诗文以“雅调走鲍谢，雄才抗班扬”相许，钦羡之意分明。而何景明对这一位盟友也别眼相看，他在为郑善夫所作的《少谷子行》称：“朅来京华始一识，意气形神两相得。肺腑真成水石痼，词章亦带烟霞色。”对其超俗异特的情性和词章就颇为倾瞩。而郑善夫因与何景明接触较密，也接受过对方的诲导，如为诗，何景明教之以“学诗如学仙，神仙逆天地之气以成；诗亦如之，逆则词古，则格高，则意长”。由此也加强了他与七子成员之间文学上的沟通。这位被人称为“一时属和”李、何等人的闽中名士的加盟，无疑使诸子营垒增添了一名得力的推助手。

崔铣，字子钟，一字仲凫。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南京吏部主事、南京国子监祭酒、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仕至南京礼部右侍郎。与李、何等人交好，尤感慕其复古之志与厉直之节，如他《祭李献吉文》称赞李梦阳“今人与居而雄词追古，志于周秦。堂堂乎节，折而不桡；烨烨乎闻，幽而弗潜。可谓成章君子矣”；又为梦阳所撰墓志谓其“陋痿文之习，慨然奋复古之志”，同志何景明“友而应之”，以为“咸激厉风节”。其倾重二子，由此可见一斑。

陆深，字子渊，号俨山。由庶吉士授编修，历南京主事、国子祭酒，左迁延平府同知，累官四川左布政使，仕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七子中与同年徐祯卿相识较早，尤相友善，其还在弘治十四年（1501）赴应天乡试时已结识祯卿，切磨为文章，有名于时。正德元年（1506），徐祯卿赴湖南纂修，深赋诗送之，即称“取友在异世，贵此肝胆通。与子同乡国，笔砚亦屡同”，倾吐了他和祯卿之间深厚的友情。又获交时官京师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梦阳在为陆深和徐缙而作的《赠徐、陆二子》一诗中慨然曰：“情交苟不劣，穷显非所论。感激平生义，匪尔谁当陈？”则显然以知交视之。值得一提的是，陆深在其编修任上，于京师士人家购得明初诗人袁凯《海叟集》，与李、何一同“校选其集”，三人分别为作序，这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出于共同的文学兴趣而相互协作的一个举措。

徐缙，字子容，号崦西。由庶吉士授编修，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其进士中第而官京师之际，与李、何诸子不乏往来酬和，关系同样契密，何景明作有《醉歌赠子容使湖南便道归省兼讯献吉》一诗，其中即云：“忆卿翻飞霄汉里，结交岂少青云士。眼中何人最知己？十年之交吾与李。”道出了徐缙与他及李梦阳不同一般的交情。故后人在描述李、何等人复古倡导之情形时，或将其纳入与诸子关系紧密的要员之列，如孙奇逢《中州人物考·王肃敏廷相》述王廷相生平，即谓“（王）官京师，与大梁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东吴徐缙、鄠杜王九思以古文相倡”。这一点，自然也基于徐缙与诸子文趣上的投合，他曾为友人徐祯卿校集及评述其诗就是一例。正德六年（1511）徐祯卿去世，徐缙校其《迪功集》六卷，并寄与时在江西提学副使任上的李梦阳刊刻。又他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跋徐集，则以为徐祯卿之诗“其寄兴远，修词洁，尤长玄理，有古诗人之风焉”，多有合其意处，故不吝褒许。

殷云霄，字近夫，号石川。进士中第之次年即以疾归。授靖江知县，调青田，升南京工科给事中，卒于官。在其给事中任上，李梦阳曾作《寄殷给事中歌》相赠寄，云：“忆昔匹马长安走，殷何徐陆皆吾友。”回忆当初在京师期间与殷云霄等人结为盟友的情形。又正德元年（1506）云霄自京师告归，李梦阳为赋《送殷进士病免归》诗，则知他结交梦阳等人当在病归之前而在京试进士之际。而其在归乡之后，又与李梦阳以诗往还，互为致意。正德六年（1511），殷云霄病愈还京，何景明曾赋《石川子歌》以酬之，八年（1513），其由靖江知县调青田，何景明又为作《送殷近夫之青田》。可见他与李、何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络。崔铣所撰墓志，称殷云霄“其为文非秦汉人语不习；又以诗者抒情表志，风人于善，自汉魏至唐作者，皆辩其音节而拟之”，则从中也能见出他诗文所宗之一斑。

孟洋，字望之，一字有涯。举进士，为行人，选为监察御史。因抗疏论劾张璁、桂萼等当道大臣，下诏狱，谪桂林教授。历山东佥事、陕西参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仕至南京大理寺卿。其第进士而为行人时，与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崔铣等诸人“日切劘为文章，扬榷风雅以相振发；酒食会聚，婆娑酣嬉以相乐”，时称十才子。李梦阳作《九子咏》诗，列洋其中，谓“孟生瑚琏器，英迈征古篇”，多予推奖。又孟洋为何景明姊丈，彼此关系本来就十分亲近，所谓“平生骨肉亲，婉娈相谐悦”，因而得以“朝夕接谈”。这当然使孟洋更容易藉助与何景明之间的特殊关系，融入李、何诸子的盟社中，与此同时，也使诸子多了一位亲密的盟友。

自弘治十一年（1498）以来，随着来自不同地区众多文士的汇集和参与酬唱交往活动，特别是一些重要成员的先后加盟，以前七子为核心力量的这一文学集团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声势渐显于是时文坛，而京师地区则成为他们酬赓交流的一个中心，这为其诗文复古活动的倡起，无疑奠定了某种坚实的基础。

从该集团诸成员自身的情况而言，虽然他们各自的资质与专长不尽相同，落实到个人，其具体所尚所习彼此也有差异，然在总体上对于古文词的喜好，孜孜以古典诗文为重点研习对象，则可说是他们中不少人秉持的共同取向。如李梦阳年十七时，已是“游心六籍，工古文诗赋，闭户潜修，尚友千古”注3。康海自称“自幼支谩无状，性好是古而非今”，为县学弟子员，“读书惟求大义，不寻章摘句，若板刻时文之为者”，而尤喜古文词。又如徐祯卿，早年在吴中时，“但喜洁窗几，抄读古书，间作词赋论议，以达性情”，“至于时文讲说，或积数月不经目前”。而如郑善夫，“髻椎隶学官，则已厌薄一切经生言，学为古文词有声矣”。至于其从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结识何景明，“相得欢甚，益切劘为古文词”，自是与他之前就好学古文词的趣习分不开。相近的文学趣味，尤其是嗜好古文词的取向，无形之中使他们更容易展开相互间的交流与沟通，以至聚集到同一个文学营垒之内。

注3朱安《李空同先生年表》，《空同子集》附录，明万历刻本。

可以这么说，李、何诸子此际在京师的结盟，彼此倾重古典诗文的近似的文学志趣，乃成为联结他们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它同时赋予了诸子结盟活动纯粹以建树文学复古为主要目标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正透过他们当初所怀揣的“发愤覃精，力绍正宗”那种以复古事业为尚的激情和自信体现出来。特别是李、何等七子，互相结盟之时年多在二十馀岁，刚刚开始踏上仕路，跻身于文坛，还是一群意气奋发、激情饱满的年轻文士，对诗文唱酬论评更付之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其中身为领袖人物的李梦阳，“薄书外，日招集名流为文会，酬倡讲评，遂成风致”。他在酬寄友人的诗中述云：“忆年二十馀，走马向燕甸。……嗜酒见天真，愤事独扼腕。出追杭秦徒，婉娩弄柔翰。探讨常夜分，得意忘昏旦。”难掩其亢奋和投入的情态。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酬唱鉴评之际，他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推介学古的风范人物，表达自己的复古理念，并藉此来营造影响。这一时候李梦阳、何景明、陆深一同校选明初袁凯之诗，删定其《海叟集》，可以视作是具体的举措之一。袁凯，字景文，自号海叟，曾以其《白燕》诗得到元末明初诗人杨维祯的赞赏。然李梦阳以为，袁氏诸诗就数《白燕》诗“最下最传”，“故新集遂删之”，凸显其有别于俗见。他在正德元年（1506）序《海叟集》云：“叟诗法子美，虽时有出入，而气格韵致不在杨（案，指杨维祯）下。”认为袁诗有可观之处，主要在于其对杜甫诗风的效法。另一位校选者何景明也为序《海叟集》，则更视袁凯为“国初诗人之冠”，力予推举。这是由于在他看来，自己得明以来诸名家集读之，“皆不称鄙意”，“独海叟诗为长”，体现在“叟歌行、近体法杜甫，古作不尽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汉魏以来者”，以为其古近体及歌行得汉魏与唐杜甫之法尤多，堪称好学古法的一位典范，然“人悉无有知之”，故值得为之推介。应该说，李、何等人校选袁氏之集，又为作序标表，除了他们对袁诗本身的兴趣，更有藉此传达自己诗学态度的一层意味，此也可视为其向外宣示复古主张的一种自觉行为。

在前七子京师盟营的缔造和拓展过程中，如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及康海等人，尤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基本奠定了他们在该文学集团内部所处的中心地位，其影响力渐为彰显，以李、何最为显著。王九思《读仲默集》诗其二曰：“尔与崆峒子，齐升大雅堂。风流惊绝代，培植荷先皇。日月层霄丽，江河万古长。斯文如不废，吾党有辉光。”极力标示李、何倡兴复古的功绩，置他们于引领之位加以彰表，这也可以说代表着诸子内部对二子作用与地位的一种认肯。当然更可注意的是，李、何以他们的创辟之举，突进当下文坛，担当起复古先导者的主角，在文人圈中逐渐产生强有力的感召效应，王廷相序何景明《大复集》即曰：“（何）及登第，与北郡李献吉为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远模，摈弃积俗，肇开贤蕴，一时修辞之士翕然宗之，称曰李、何云。”崔铣在为李梦阳所作的墓志中也指出：“弘治中，空同子兴，陋痿文之习，慨然奋复古之志，自唐而后无师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应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学者尊为宗匠。”需要看到，其时李、何在文人圈之广为所宗，它的主要意义，不啻是铸就了他们个人显赫的文学声誉与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藉助李、何二子业已形成的感召力，促使七子集团整体文学影响朝向外界进一步扩展。

至于另一位七子成员边贡，虽然名声不及李、何，但他所处的地位则不应被忽视，在诸子当中堪称资深同盟者，对于前七子盟营的创立与复古活动的倡起，可谓实有功焉。孟洋在为何景明所撰的墓志中述及：“当是时，关中李君献吉、济南边君廷实以文章雄视都邑，何君往造语合，三子乃变之古。”而李廷相在为边贡所作墓志中的一段话，也同样值得注意：“于是公（案，指边贡）起历下，与北地李梦阳、河南何景明互相师友，力追古作，妙悟真机，鼓吹盛美，可不谓振世雄豪也邪？”都将边氏与李、何并列论之，置三人于倡导复古的核心人物之列。这一点，从李、何后来回忆当初结盟情形的描述中也能得到明确证实，李梦阳《杂诗三十二首》其二十九云：“昔余挟诗书，京里扬鸣珂。敷藻艺林间，结交聚边何。”何景明《李大夫行》一诗也曰“忆年二十当弱冠，结交四海皆豪彦”，“十年流落失边李，词场寂寞希篇翰”。上二诗分别以“边何”或“边李”并称，表明边贡起初确与李、何之间甚为契厚，二子均把他作为关系异常亲密的同志或协作者来看待，以至何景明后来因为“十年流落失边李”而心怀强烈的失落感，这实际上也凸显了边氏在诸子内部非同一般甚至能与李、何相并提的地位，以及他在草创七子京师盟营而鼓吹复古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还应该提及的是康海，其在前七子文学集团中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海于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广交文学之士，自称“一时能文之士凡予所交与者不可胜计”，声名由是鹊起，甚至被人与李梦阳相提并论，所谓“明朝才子出弘成，康李才华间世英”。事实上，这样的称法如以康海和李梦阳的实际作为来衡量，不能说没有道理。特别是当初在诸子中间，康、李二人曾经作为文学风气的主导者，重点参与了诗文创作的具体指导，对于纠改诸子的积习，提倡诗文新的创作风尚，乃至于确立文学复古发展的基本方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王九思的《渼陂集序》就论及他和诸子曾接受康、李二人诗文督导的经历，值得留意：“予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献吉改正予诗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亦非独予也，惟仲默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发之。”说明康、李在这一方面不仅用心而且用力，有意识地在引导诸子克服诗文所染之习气，对于具体作品耐心细致的改易指点，无非为了切实臻乎他们提倡的创作要求，因而当时便有“李倡其诗，康振其文”的说法。

弘治中期以来，前七子及其盟友在京师地区的集团性活动，令人不难体察出他们身上所散发的强烈的结盟意识，循乎此，同时令人明显感触到李、何诸子发起结盟和倡导诗文复古所面向的其中一个更富于针对性的具体目标，这也就是自觉反逆尤从永乐以来在文坛渐成蔓延之势的台阁文风。统而观之，虽然李、何诸子诗文复古的指向体现着非单一性的特征，不只是针对台阁体的创作风气，最为显著的，明初以来在崇儒重道背景下受崇经治经学风的影响，包括古文与诗歌在内的古文词生存与发展空间为之压缩，李、何诸子以复古相尚，显含企望维护古文词价值地位而不使旁落的某种拯救意愿，但应该说，反拨尚在时下文坛流延的台阁文风，确实同时变成他们其中的一个重点方向。这也反映在诸子中一些曾在馆阁供职的成员的态度上，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悖逆台阁文风的主观意识，王九思在为盟友康海所撰神道碑中就述及：

盖公（案，指康海）在翰林时，论事无所逊避……公又尝为之言曰：“本朝诗文自成化以来，在馆阁者倡为浮靡流丽之作，海内翕然宗之，文气大坏，不知其不可也。夫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庶几其复古耳。”自公为此说，文章为之一变。

又马理所作康海墓志也云：“忌者遂以国老文就正于公（案，指康海），公即革其质易其文而授之，所存者十不一二。忌者乃又以呈国老，故诸国老咸病公。”仕在翰林院，却对馆阁文人所倡文风大加伐挞，斥为“浮靡流丽”之作，甚至不惜得罪诸“国老”，大肆革易其文，时任翰林院修撰的康海，显然站在了与他馆阁之士身份完全相反的立场，态度鲜明地把攻讦的矛头指向台阁文风。还有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颇耐人寻味，张治道为康海所撰行状载：“无何，丁母忧，归关中。往时京官值亲殁，持厚币求内阁志铭以为荣显，而先生（案，指康海）独不求内阁文，自为状，而以鄠杜王敬夫为志铭，北郡李献吉为墓表，皋兰段德光为传。”如以惯例而言，康海身为京官，在母去世后不请内阁文臣撰写墓志以求“荣显”，似乎不合常理，令人费解，但若与海批评馆阁文人倡为“浮靡流丽”之作致使“文气大坏”的态度联系起来看，那么，他的上述举动又在情理之中。作为出身馆阁者，康海当然不会不了解这一在京官中流行的习惯做法，绝不应疏忽至此，也不会不知道他这一番违反常例的做法很有可能招人不解，甚至因此得罪内阁要人。可以想见，他之所以这么做当是出于对台阁文风的强烈不满，以至在墓志之类文章上也不愿苟且随俗。

如果说，康海从一开始就站在与馆阁相异的立场去审视对方的创作习气，那么，作为他挚友的王九思，其文学态度则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与康海的经历有些相似的是，王九思也曾仕于翰林院，由庶吉士授检讨，时李东阳方为内阁大学士，遂多有所宗，接受过东阳的影响。张治道《渼陂先生续集序》说：“余闻先生在翰林时，以文名称。是时西涯在内阁，一时文人才士罔不宗习诵法，而先生亦随例其中，其诗往往为人传布。当时缙绅语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讨。’盖是时先生为检讨也。”但不久获从诸子游，与之“讲订考论”，态度随之发生转变。如前言，李梦阳、康海二人对王九思影响尤深，其亲自替他改正诗文以“易其习”即为明证。九思有《咏怀诗四首》，诗三叹赏康海学古业绩，并语及自己的从学经历：“矫矫浒西子，力能排山岳。先秦溯渊海，班马启扃钥。嗟予坐迟暮，发愤乃愿学。”逗露了他在康、李等人影响下倾力随学转习的一种自觉。像康海、王九思这样原本出身馆阁之士而或批评或脱弃台阁体创作的习气，毅然与李、何诸子结成同一阵营，为诗文复古摇旗呐喊，似乎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对于提升诸子吸纳盟友的自信力，以及增强他们对抗台阁文风、争取为馆阁文人所把持的文学话语主导权的凝聚力，不失为一个积极的因素。与此同时，在成化、弘治之际，作为馆阁文人据守坛坫的一个显著表征，身居馆阁要职的李东阳，为文人学士奉为宗主，在他身边一时聚集了众多的门下士或追随者，“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夜以为常”，情势可观，其引导文坛时风的影响力实不容小觑，所谓“一篇一咏”，“皆流播四方，脍炙人口”，以至于“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在疏远，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竞风韵之末而鸣一时”。王九思《漫兴十首》其四云：“成化以来谁擅场？豪杰争趋怀麓堂。不有李康持藻鉴，都令后进落门墙。”诗旨主要在于彰扬李梦阳、康海等人导开文学风尚之绩，但同时也道出了成化以来李东阳擅步文坛以至众文士趋之若鹜的情形，这已足以显示成、弘之际尤以李东阳为代表的馆阁文人及其创作趣味在文人学士圈中所形成的相当影响。不过，另外一面也说明，李、何诸子自他们发起结盟时候起，并没有选择依附于以李东阳那样馆阁重臣为首的文学圈子，却是建旗树帜，另辟阵地，极力以诗文复古相号召，则其起而拓展自身文学地盘、进而争取主导文坛领导权的用意不可谓不明显，清人梁清标在他的《重刻石熊峰先生集序》中已是一语道出之，“时西涯当国，执文章之柄，弘奖风流，推挽后进，学士大夫翕然宗之。于是西涯之学衣被天下，而北地、信阳起而与之争长坛”。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尽管成、弘之际李东阳作为一位馆阁重臣，以他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文学影响左右文坛，在一定意义上延续着此前馆阁文人执掌文柄领导风尚的格局，但应当说，李、何诸子起而反逆之的重点目标，主要还是尤自永乐以来渐显强势的整体意义上的台阁文风，以发出自己的文学声音，而并非完全是针对李东阳个人。这也反映在，他们与李东阳之间实际上形成一种较为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尤其如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可以说于李东阳一直持以某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毕竟各自处在不同的文学营垒，在文学价值观念上存有分歧，如上康海在翰林院任修撰时攻讦“馆阁者”诗文习气，王九思起初虽对于李东阳“宗习诵法”，但更多是身在馆阁而“随例其中”，在康、李的诲导下终“易其习”，这已能见出其中一二。而且，二者政治身份和地位也迥然不同，一是高居“馆阁”，一则其中多位下处“郎署”，难免会产生阶层意识上的隔阂。何况其在主掌文坛的领导权问题上还有实际利害之争，且不说李、何等人即怀有与之“争长坛”的用意，而如李东阳，张治道所撰康海行状述及，弘治时其入直内阁，方“以文衡自任”，每一诗或文出，其门下士或追随者“罔不模效窃仿”，而时为翰林修撰的康海独不随众人摹仿之，与李、何等人“讨论文艺，诵说先王”，李东阳闻后“益大含之”。海此举无疑有轻忽东阳之嫌，显然被对方看成是对其文坛宗主地位的一种挑战，有损于尊威，故令他感到不可接受。从这一角度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形成完全融洽的关系，应是不难理解的。另一方面，诸子同李东阳的关系也绝非是处于互不相容的状态。如陆深、何瑭等七子集团中重要成员就曾与东阳有过交往，其中深在弘治十八年（1505）试进士时，东阳还是他的殿试读卷官，故深自称为其“门生”，关系也更进了一层。即如李、何这两位七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同李东阳之间也保持着一定的交往。如弘治八年（1495）李梦阳父亲去世，后梦阳曾请东阳为亡父撰写墓表。正德元年（1506），东阳年届六十，梦阳作寿诗为贺，中言“愚也蓬蒿士，萧条塞鄙人。猥蒙嘘弱羽，从此跃途鳞”，多少是以感怀眷顾表示近情之意，又称赏对方“文章班马则，道术孟颜醇”，虽然所言不免有出于礼数的客套成分，但也说明他至少未对李东阳的“文章”与“道术”完全嫌恶，不然的话，实在没有必要以如此口吻来恭维对方。至于何景明，与李东阳也有一定的私人联络，正德五年（1510），东阳曾引疾乞休，景明则致以《上李西涯书》极力相劝，以为“国有强御而狱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议大缪，市令不行，势急燔溺，独恃明公拯救尔，未宜闭户无闻，在家不知，乃复弃而引去，益非明公所以后身而急国家之难也”。这其实也是对他治政能力的某种肯定。正德十一年（1516），李东阳年届七十，何景明又赋诗为之颂寿，称“黄阁文章鸣大雅，玉机功业赞维新”，向对方表示敬仰之意。

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之所以能与李东阳维持一定的交往关系，究其原因，似乎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作为一位馆阁大臣，李东阳在此际权重一时，显然拥有李、何等这些“郎署”文士所无法比拟的政治实力，即便是从处理实际利害关系的策略性的角度考量，诸子没有必要和这样一位显要人物直接发生正面交恶。况且以政治人格来说，特别是正德之初，宦官刘瑾深受明武宗信任而得势一时，“务摧抑缙绅”，李东阳在朝中“悒悒不得志”，尽管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时或不得已“委蛇避祸”，难免表现懦弱而与之妥协，以至于被认为是“依阿刘瑾，人品事业，均无足深论”。然事实上又不失其正直的一面，当刘瑾得志而摧折众臣，李东阳则“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如正德三年（1508）六月，发生一起遗指斥刘瑾之罪的匿名文书于御道的事件，瑾矫旨召百官悉跪奉天门外加以诘责，并执庶僚三百馀人下锦衣卫狱，情势危急。李东阳等见此则出面“力救”，使下狱诸官终得以获释。以七子而言，他们中如何景明还曾得到过李东阳政治上的援助。正德三年（1508），景明在刘瑾的指使下被免官，六年（1511）冬，正是因为李东阳的荐举，复授原职。这一切，恐怕多少也使得李、何等人对李东阳能够另眼相看。其次，在文学上，李东阳虽时居阁臣之位，以“文章领袖缙绅”，且如人们已所注意到的，其尤在具体创作上并未能完全超脱台阁体的习气，处在永乐以来台阁体之势盛行的氛围下，则多被人看成是“如衰周弱鲁，力不足御强横”，这些客观上对于维护甚至推助台阁文风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在同时，异于流俗的一些特异之文学个性也由李东阳身上反映出来。比如前述成、弘之际，承沿明初以来流行在士人中间专经的学术风气，尊尚经术而轻视诗文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李东阳则独“以诗文引后进”，培植影响文学之士。此举招致了注重“治经穷理”的另一位阁臣刘健的反对，李梦阳则将刘的态度形容为“因噎废食”，鄙薄之意显而易见，表明在重视诗文价值地位的问题上，他与李东阳实际上站在了同一的立场。不仅如此，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如前所言，李东阳的诗学论见由素为馆阁所重的经世实用观更多回归到诗歌本体问题上展开阐述，乃至在后面的分述中，我们将进一步看到它与李、何诸子有关论见不乏相通之处，这意味着对于李、何等人来说，李东阳的文学趣味中相对保留了让他们可以接受的空间。简言之，与李东阳个人之间之所以形成多少有些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事实上，还是李、何诸子突进弘治文坛之际基于实际利害情势以及自身政治与文学立场而作出的一种自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