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金末的地方行政制度
自卫绍王之世起,金朝步入晚期。此时蒙古崛起,在成吉思汗的统帅下,对金发起猛烈的攻势,兵锋所指,“德兴府、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密云、抚宁、集宁,东过平、滦,南至清、沧,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皆归大元”。而世仇宿敌南宋、西夏也伺机犯边,加之境内契丹族、汉族等被压迫民族的反抗,金朝已陷入左支右捂,内外交困之中。为了应对内忧外患,金朝后期以行尚书省、行六部、行枢密院、行元帅府等,作为尚书省、六部、枢密院、元帅府的派出机构,并派遣宣抚使、宣慰使、安抚使等,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以固守疆圉。
金代行省长官以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充,多兼行元帅府,拥有一路、一地的军政全权。自大安(1209-1211)而下,金曾设置过宣德、西京、缙山、中都、大名、陕西、巩昌、平阳、东平、益都、辽东、上京、河北、河中、徐州、阌乡、京东、息州、邓州、陈州、河南、中京、陕州、邳州等行省。设置时间有的长达二、三年,有的则旋立旋废,然前者颇少,而后者居多。所辖地域,一般以路为单位,而其末年则仅领一、二州郡,然亦有领两路的。贞祐、兴定间,金以胥鼎行省河东,以侯挚行省河北或山东。“时山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州县亦多残毁”,金依重二人,守御于外,付以方面。贞祐三年(1215)八月,侯挚以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四年四月,上书言山东境内红袄军事。五月,遂改任山东行省,平定郝定、石花五之乱。兴定元年(1217)六月,河北“苗道润表归国人李琛复以众叛,琛亦表道润异谋”。金诏山东行省察之,挚又过问河北事。兴定二年,侯挚再度行省河北,抚辑数罹兵乱的山东、河北。莅任后,侯挚于四月督山东招抚副使黄掴阿鲁荅破李全于密州,提控朱琛复髙密县,败红袄军。五月,河北行省收复黄县。八月,诏河北行省完颜霆进军援山东招抚使田琢。十一月,河北行省有海州之捷。这次挚所督为河北、山东两路之兵,而战事均发生在山东境内。大体而言,时河东、河北、山东均已残破,故太行以西金付之胥鼎,太行以东金付之侯挚,所以挚得以兼管两路事。
章宗承安元年(1196),金首次因边患派出行枢密院驻于抚州。宣宗迁汴后,战乱频仍,以后每有征讨、平叛等军事活动,往往设置行院。终金之世,有河北、徐州、东平、陕西、归德、河南、寿州、中京、宿州、许州、邓州、陕州、镇宁等处行枢密院。行枢密院长官多以枢密院次官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枢密院事充任,并兼所在州府长官。如完颜纲,先后以行枢密院兼知归德府、徐州。纳坦谋嘉以昌武军节度使行院许州,撒合辇以中京留守兼行枢密院事,移剌瑗以邓州节度使兼行枢密院事。行院要接受枢密院的监督。兴定元年六月,“诏枢密院遣经历官分谕行院,严兵利器以守冲要,仍禁饮宴,违以军律论”。二年十二月,再次要求行院“其有功及失律者,须白院,启东宫,至于奏可,然后诛赏”。在军事行动中,行枢密院接受所在行省指挥。如兴定四年,张林侵扰东平,行省蒙古纲派遣行院王庭玉讨之。
金末,又以元帅左右都监、左右监军,行元帅府事于某州府,领兵征讨。如兴定元年,以纳合蒲剌都为元帅右监军、兼昭义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以白撒为元帅左都监,行帅府事于凤翔。二年,以陀满胡土门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兼知晋安府、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
金制: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枢密院掌武备机密之事。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但是,金朝后期为应对内忧外患,挽救风雨飘摇的危局,出现行枢密院与行元帅府并存的局面。文献中,往往“行院、帅府”并提。兴定五年二月,“下诏伐宋。以内族惟弼权同签枢密院事,行院于中京;斡勒合打权元帅府右都监,行元帅府于蔡、息;纳合降福权签枢密院事,行院于宿州;孛鲁达阿权元帅右都监,完颜讹论副右都监,行元帅府于唐、邓”。行府、行院,一时并命,可见无大差别。又兴定中,纥石烈桓端“权右都监,行元帅府于息州。徐州行枢密院石盏女鲁欢刚愎自用,诏桓端以本官权签枢密院事,往代之”。桓端以行府换行院,也可为证。
金末,行院、行府设置过滥。贞祐四年,纳合蒲剌都就指出“关中元帅猥多”。兴定五年,把胡鲁言,“自陕以西,州郡置帅府者九”。正大二年(1225),陈规奏章中也说道,“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二、帅府五”。三人都提出了裁并的建议,但局势危急混乱,始终无法贯彻执行。
金宣抚司之设,始于章宗泰和五年(1205)。时“以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以备宋”。后揆误信边臣之报,以为无警,八月诏罢宣抚司。六年,宋发动战争,即史所谓“开禧北伐”,复以仆散揆行省河南、陕西。由于行省所辖过于广大,陕西元帅府虽受揆节制,实专方面,宣宗“思用谋臣制之,由是升宣抚使一品,(徒单)镒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抚使,陕西元帅府并受节制”。《百官志》言“宣抚司:泰和六年置。陜西路宣抚使节制陕西右监军、右都监兵马公事”,即指此。八年,宋金战争结束,于是“改陕西宣抚司为安抚司”。这是金设置宣抚司的第一阶段。
贞祐二年(1214)四月,与蒙古达成和议。蒙古兵撤退后,“命仆散安贞等为诸路宣抚使,安集遗黎”。这次据《百官志》所载,共设置十处宣抚司,即山东东西、大名、河北东西、河东南北、辽东、陕西、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使从一品,副使正三品。据《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载,贞祐四年六月,诸路宣抚司罢,改置经略司。
宣抚使列于《金史·百官志一》,说明它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派往地方的官员,它的职能是作为路一级地方大员“厉兵抚民”、招抚寇盗、统兵作战、守御城池。宣抚使设置之初,任其职者往往是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宰执,其地位不低于行省者。罢免宣抚司,或是出于金廷整齐制度,统一采用行省统辖一方。经略使则多为知州府的兼职,地位要低得多,有利于行省指挥。
金末,又有行六部,主要筹措一方的粮饷、经费,以供非常时期行省、行院、行府、宣抚司等的军需。
金末有宣慰使,始于泰和七年(1217)。时元帅左监军纥石烈执中围南宋楚州久不能下,金遂以参知政事独吉思忠充淮南宣慰使督战。兴定四年(1220),河南雨水害稼,金以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循行郡县,凡官吏贪污不治者,得废罢推治”。五年九月,以京东岁饥多盗,金遣御史大夫纥石烈胡失门为宣慰使往安抚之。“诏州府及军官捕盗慢职,四品以下宣慰使决之,三品以上奏裁”。御史大夫为从二品,与执政官参知政事同,由此可知任宣慰使一职的地位之高。金宣慰使的职能,应是巡循州县,督察官吏,抚慰军民。
金末尝设安抚使,始于泰和用兵时。安抚使以参知政事以上宰执充,如泰和时,山东路张万公、陕西路徒单镒。贞祐时,河东南路安抚使为贾益谦。但也有以知大府兼任的,如知太原府兼河东北路安抚使乌古论礼、西京留守兼安抚使纥石烈执中。甚至还有同知府事充任的,如同知西京留守完颜伯嘉、同知东平府耿端义和先后同知河南府、大名府的高竑。因此,金末充任安抚使者,资序并无一定之规。安抚使的职能是安抚因战争、大灾而出现的流亡,筹措国用,镇抚一方。这点在《张万公传》里体现得最为完整。传言:“泰和六年(1206),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镇抚之,先任完颜守贞卒,于是特起万公知济南府、山东路安抚使。山东连岁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万公虑民饥盗起,当预备赈济。时兵兴,国用不给,万公乃上言,乞将僧道度牒、师德号、观院名额并盐引,付山东行部,于五州给卖,纳粟易换。又言督责有司禁戢盗贼之方。上皆从之。”另外,如崇庆元年(1212),河东、陕西大饥,斗米钱数千,流莩满野。金以仆散端为河南、陕西安抚使,提控军马。元光元年(1222),金以完颜霆镇抚因战争而逃亡在京兆南山的百万流亡官民。
金末,面临蒙古强大的军事攻势。上述这些措置,在抗蒙斗争中,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保家卫国、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延缓了金朝的灭亡。这些措置,后来又被蒙古国所借鉴、引用,构成了蒙元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