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代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的地方行政制度

第一节 金建国前在内地的孛堇制和国初内地的万户路

11世纪前半叶，生女真按出虎水完颜部开始崛起。金五代祖昭祖石鲁时为完颜部的孛堇，又是辽任命的惕隐，这突显了他在生女真部非同寻常的地位。至其子乌古乃时，注重发展军事实力，“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于是，“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甚至辽之边民，铁勒、乌惹之民，也逃而来归。更由于他能为辽征伐叛亡，终于成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金之为国，自此益大”。至穆宗在位时（1094-1103），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略，完颜部基本上统一了生女真诸部。史言，“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荅，金盖盛于此”。

金朝建国前，在女真族聚居地普遍地实行孛堇制。孛堇是女真部落的军政长官，平时治民，战时领兵。世祖时，其叔跋黑有异志，世祖“使为孛堇而不令典兵”，收其兵权，为特例。由此也反证孛堇一般是拥有部落军政全权的。孛堇是通过世选制产生的，但景祖成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后，孛堇开始由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直接任命。如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乌春与其族人来归，景祖知其果敢善断，命为本部长，送归旧部。这体现了女真族中央集权倾向的加强和统一的趋势。

在金朝建国前，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族军事部落联盟统辖着若干个地方部落联盟，而这些地方部落联盟往往是由同姓部落组成。如徒单部、乌古论部各有十四部，蒲察部有七部，完颜部有十二部，部落联盟长则称之为都孛堇。穆宗三年（1096），“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从此，见于载籍者，只有耶懒路、曷苏馆两路有都孛堇之称，或许因为这两路的始祖是金始祖函普兄弟的缘故。

王颋在《完颜金行政地理》的《沿革考一》第一节中说：“倘以天会七年（1129）为限，大金国辖内‘万户路’单位总计三十二：会宁府、泰州、黄龙府、咸州、辽阳府、宁州、懿州、临潢府、大定府和来流、达鲁古、核耶呆米、蒲与、涛温、雅挞懒、胡里改、完睹、耶懒、登辟、恤品、潺（僝）蠢、合懒、二蠢出、二涅囊虎、急赛、斡忽、移敦益海、益改、捺末懒、浑河、婆速、匹里”。这里所列，若以建国前生女真部居地为限，则只有来流、达鲁古、核耶呆米、涛温、雅挞懒、完睹、耶懒、登辟、恤品、潺（僝）蠢、二蠢出、二涅囊虎、急赛、斡忽、移敦益海、益改、捺末懒、浑河、匹里十九路，蒲与、胡里改、合懒、婆速诸路当是建国后所设。上述十九“万户路”，除耶懒、曷苏馆（即宁州）两路外，并未明言其为万户路。它们之所以被王颋视为万户路，一是因穆宗三年责降的“统门、浑蠢、耶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之长是都部长，二是因金建国后设置了蒲与等一些万户路，由此王颋推论诸路也为万户路。三上次男对金建国前女真内地的路有颇为精当的估价，他认为在《世纪》中出现的建国前的“路”，“是以一条河水为中心的小地域。换言之，据此，认为建国前已行路制，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此时女真族的统一还不充分，连中央统治机构也难言已配置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在这样避远的地方施行作为地方统治制度的路制。因此，史料中出现的路，还是仅理解为‘地区’为宜，不能将它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如星显路，也可称之为星显水。达鲁古路，也可以称之为达鲁古部、达鲁古城。当然，城的地域应小些，它应是该路或该部的中心。

太祖二年（1114），宁江州初战告捷后，太祖“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开始了以猛安谋克制取代孛堇制的进程，借以逐步瓦解氏族部落制，巩固完颜氏在女真族聚居地的统治。金之初年，“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由此，孛堇换授时就有高低之分。太祖时，“孛堇老孛论、拔合汝辖、拔速三人争千户”。太祖曰：“汝辈能如欢都父子有劳于国乎。”“乃命谋演为千户，三人者皆隶焉”。欢都历事四君，是完颜氏的社稷之臣。阿注阿之乱，欢都、谋演父子，又顶替穆宗妻子、家人为质，所以得到穆宗如此的眷顾。天眷二年（1139），熙宗定官制，孛堇制从此彻底废除。

建国之初，金仿耶懒、曷苏馆两路，在内地设置了胡里改、蒲与、曷懒、黄龙府诸万户路，以治理猛安谋克部民。其中，曷懒路未见万户之名。三上次男认为这是因为该路与高丽毗邻，故置都统司。这种分析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女真族的政治制度是军政合一的。无论是部族之长，还是地方行政长官，都是军民兼治，因此，无论是万户，还是都统，其实无大差异，只是侧重不同而已。设置黄龙府，是因守将娄室的请求。娄室说：“黄龙一都会，且僻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太祖完全赞同娄室的意见，“仍合诸路谋克，命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该路在其子仲摄理时期，“部内称治”。由此可见，黄龙府路万户，拥有治理黄龙府一路猛安谋克户的军政全权。无论是建国前就存在的耶懒、曷苏馆两路，还是建国后设置的黄龙府路，其万户都是世职。以黄龙府路为例，天会八年（1130），娄室死后，其长子活女“袭合扎猛安，代为黄龙府路万户”。皇统四年（1144），“袭济州路万户，以亲管奥吉猛安让谋衍”。活女直至天德元年（1149）还担任济州路万户，其间，他的两位弟弟谋衍、仲曾“权济州路万户”。黄龙府万户一职，在娄室父子两代四人中承传。耶懒路，石土门世为其部长。天辅六年（1122），其弟忠代为都孛堇，至天会十四年去世。天眷二年后，石土门之次子思敬“袭押懒路万户”。但是，建国后的万户世袭制并不稳定。如曷苏馆路，初胡十门为七部勃堇，其子钩室则以其“所管七部为曷苏馆都勃堇”。但是，又有徒单拔改，“太祖时有战功，领谋克，曷速馆军帅”。曷懒路则似未行用世袭制。史言，夹谷不剌速，隆州纳鲁悔河人，“袭本部勃堇，从太祖伐辽，授世袭猛安，亲管谋克，为曷懒路都统”。然而天会二年，又有完颜忽剌古为“曷懒路军帅”。由此可见，在金初暂不具备抚定上述诸路实力的条件下权宜设置的诸万户的废除，只是时间问题。天德三年，海陵为巩固其篡夺来的政权，残酷镇压宗室为主的女真贵族，废除了万户世袭制，改置流官节度使。若按金朝解军职出官对格换授条例，“万户比都总管之职，千户比节度使，百人长比刺史”，则诸万户路明显的是降格了。尽管这是军职的换授格，而非行政官职的，但似乎是可以参照的。因此，可以说，至迟至此时，诸万户路已成为州级的二级路。

天德三年的诏书说：“太祖开创，因时制宜，材堪统众授之万户，其次千户及谋克。当时官赏未定，城郭未下，设此职许以世袭，乃权宜之制，非经久之利。今子孙相继，专揽威权，其户不下数万，与留守、总管无异，而世权过之。可罢是官。若旧无千户之职者，续思增置。国初时赐以国姓，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诏书中将万户与猛安、谋克相提并论，其实“万户”只是“许以世袭”的“职”，而猛安谋克则似是女真族特有的爵位。如娄室，他在金攻克宁江州后，收国元年（1115）即被授予猛安。因此，他在担任黄龙府路万户时，他还是猛安，而有属于自己的领地与部众。故在他去世后，其子方得以承袭猛安。

第二节 金代的猛安谋克制

太祖二年（1114），金兵攻克宁江州后，阿骨打“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这标志着有金一代的猛安谋克制从此诞生。

一、猛安谋克制的民族构成

阿骨打起兵反辽不久，随着战事向辽地纵深发展，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纷纷来降，金“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猛安谋克制遂由女真诸部族向各族发展。收国二年（1116），“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天辅二年（1118），金又将猛安谋克制推广到辽上京、中京两道。如，在奚部抚定后，挞懒请设官镇守，太祖明示，“依东京渤海列置千户、谋克”。是年十月癸未，以龙化州降者张应古、刘仲良为千户。十二月甲辰，辽懿州节度使刘宏以户三千并执候人来降，以为千户。又如，习古乃“后为临潢府军帅，讨平迭剌，其群官率众降者，请使就领诸部。太宗赐以空名宣头及银牌，使以便宜授之”。直至天会二年（1124），平定平州后，由于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金廷亦恐“风俗杂揉民情弗便，乃罢是制”，始置长吏以下，行用汉制。因此，猛安谋克制除了对辽东地区的汉人外，其他汉人地区都没有施行。猛安谋克制只在女真、渤海、契丹、奚、室韦、兀惹、铁骊诸部和辽东汉人之中施行。辽灭亡后，被编入猛安谋克之中的北方少数民族更多，除上述者外，还有达靼、黑水、小葫芦、党项、黠戛斯、大石、回鹘等。

天眷时（1138-1140），金熙宗对内已翦除宗翰、宗盘、挞懒等军功贵族集团，皇权空前地巩固。对外收复了河南、陕西，与宋和谈，金宋关系也趋于缓和，这一切都为金熙宗改造猛安谋克制，收回兵兴以来赋予辽东汉、渤海族的兵权准备了条件。天眷三年，遂“罢汉、渤海千户谋克”，史言，“及其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迨夫国势寖盛，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极其深刻地揭示出金熙宗的防范异民族的用心注6。此后，除了女真族之外，只有契丹、奚等族中存在着猛安谋克。他们还保有兵权，是因为金朝要利用他们在西北路防御北疆，遏制蒙古族的南下。由于海陵末年西北路爆发的撒八、窝斡为首的契丹族起义，大定三年（1163），世宗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口分隶女直猛安谋克”。但不久即行甄别，“以诸契丹未尝为乱者与来降者一概隶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尝从乱可且仍旧”。又重组契丹猛安谋克，并以未参加叛乱的契丹官员为猛安谋克。其实世宗大定时（1161-1189）蒙古族的侵扰已趋频繁，“北鄙岁警”。五年，世宗“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这正反映当时北疆边防形势的严峻。所以，在经历了撒八、斡窝之乱后，契丹族的猛安谋克仍然保存了下来。

注6《金史》卷八〇《大传》、卷四四《兵志》。

二、猛安谋克制的地域分布

阿骨打创建猛安谋克制之初，正如三上次男所言，他是要在自己的直属部族和直属地施行新的猛安谋克制，企图通过扩大和加强这一制度，逐渐取代女真族固有的孛堇制，来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因此，猛安谋克制首先推行于生女真之中。但随着战事向辽地的推进，为了控制战略要地，金先后向宁江州、黄龙府、泰州等地移民屯戍。“收国二年（1116），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可术为谋克，屯宁江州”。天辅二年（1118），以黄龙府为都会之地，置黄龙府路，“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镇之”。五年，金又“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卢火为都统，兵力达五、六万之多。移民之中，除宗族之外，还有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

金在天会三年（1125）灭辽后，于次年又灭了北宋，国土由今东北一隅急遽扩张到黄河流域。以女真一族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住这样辽阔的领土的，于是，金以大河为界，在大河以南先后扶植了楚、齐两个傀儡政权，妄图以汉治汉，以为金朝藩屏，防御南宋。但是事与愿违，伪楚仅存在短短四十九天，此固可不论。伪齐傀儡政权也未能起到“保民安国”的作用，金军仍不得不“大劳远戍”。于是，金不得不改弦更张，于天会十一年在黄河流域实行屯田军制度。“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关西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过五百。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为十五年“变废齐国”，预作准备。这项移民屯戍行动，大约进行到皇统五年（1145），此时距金宋和议已有三年，金对宋的防务应已完成。

皇统九年十二月，完颜亮发动政变，弑其君熙宗。为了打击宗室异己势力，巩固其地位，他大肆屠杀宗室、旧臣外，还“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这次移民屯戍，大约自贞元初（1153）至正隆初（1156）。

猛安谋克大规模的移屯，到海陵时代已经结束。据上引，可知金代猛安谋克的居住地，除女真内地上京路外，长城以外分布于东京、北京、西京、临潢府、咸平府等路，长城以内则有中都、大名府路、山东路、河北路、关西四路。此为约略之言，未为精准。正隆四年，海陵准备灭亡南宋，他遣使籍诸路猛安谋克部族丁壮充军。所列之地有：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这些地区分别隶属于上京路、咸平府路、东京路、北京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共计是十路。三上次男认为还应加上中都路、南京路，共计十二路。中都路因造兵器，南京路因修大内，俱免差。但是，大定十三年（1173），设置女直学，除国子学外，还在全国各地设了二十二所州府学，其中两所设在河南、陕西。但这两所不知何故，承安二年（1197）撤销了，而其他则依旧。但无论如何，陕西是有猛安谋克居住的。奥屯世英、奥屯贞叔侄的神道碑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两碑言，“公讳世英，字伯豪，小字大奇。其先居上京胡里改路。金人破辽东，最后得关中，相地列营，分军镇守，公之祖得（华州）蒲城，子孙因而家焉。公之祖曰黑风，佐太祖武元征伐有功封王。曾祖兀出，益都府兵马都总管。祖蒲乃，袭爵为千夫长”。“曾大父讳蒲乃，袭官谋克”。又，颜盏门都，大定“五年，改庆阳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卒于官。十九年，录功，以子六哥世袭本路曷懒兀主猛安敌骨论窟申谋克，授武功将军”。这里所谓本路，当指庆原路。因此，庆原路应有猛安谋克屯住。这正与上引《金虏图经》所言“关西四路皆有之”吻合。河东路也有猛安谋克屯戍。最早见于赵子砥的《燕云录》，该录言，“河东、河北州县镇防守，每州汉人、契丹、奚家、渤海、金人多寡不同，大州不过留一千户，县、镇百户，多阙额数”。后又见于世宗朝，大定二十年三月乙丑载，“以新定猛安谋克，诏免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去年租税”。所免者中有河东、陕西两路，此所免当专指猛安谋克户的牛头税。又，《金史·兵志》明言，“奚军初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由此观之，金代猛安谋克户实际上遍布全国各路，可能河东、陕西、河南诸路人数较少，就在世宗、章宗朝鼎盛时期也因此未设女真州府学，设的后来也撤销了。而现在存世的文献中也难以找到某猛安、谋克屯住这两路的史料。

三、路府州县体制下的猛安谋克制

猛安谋克制，是女真部族中固有的军事组织。但起兵前，一猛安、谋克的兵员并无严格的规定，它随每个氏族、部落户丁数的多少而定，随意性较大。史言，“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设，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部卒之数，初无定制”，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阿骨打将女真族的这一古老兵制加以整齐划一，定为金的兵制。同时，他还将这个制度定为统治直属部族的行政组织，诚如《循吏传序》所言，“一如郡县置吏之法”，这正是金代猛安谋克制与建国前的区别之所在。

1.与州县制并存的猛安谋克制

金兵攻占辽东京道后，猛安谋克制作为在部族中行用的地方行政组织，便与辽的州县制并存，成为金朝地方行政体制的一部分。众所周知，金在攻占了东京道后，并未废除东京、黄龙府、咸州，并任命乌蠢知东京事、娄室为黄龙府路万户、斡鲁古为咸州都统。因此，收国二年（1116）五月，在攻克东京后，“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赋税，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在东京道推行猛安谋克之制，应指的是部族地区，而非州县地区，或州县之内的部族聚居区。然而，三上次男说：“太祖靠扩充猛安、谋克制的办法，推行了新占领地的经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这些新占领地上的猛安、谋克的职权很大，仿佛相当于以后的刺史或县令。高六哥被授予的榆河州千户、张玄素的铜州猛安、王政的卢州渤海军谋克等决不是后来榆河州、铜州、卢州地区中的一个猛安或一个谋克，而当时应该是管辖铜州或榆河州——这些地方可能都是汉人或渤海人的居住地——一州的猛安、谋克，因而可以看出，猛安、谋克制就是直到后来施行州县制的一种过度（渡）形态。”似乎金在占领东京道后曾一度以猛安谋克制取代了辽的州县制，在辽、金州县制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完全行用猛安谋克制的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

《金史》卷八一《王伯龙传》：天辅二年，率众二万及其辎重来降，授世袭猛安，知银州，兼知双州。

《金史》卷二《太祖纪》：天辅二年十二月甲辰，辽懿州节度使刘宏以户三千并执候人来降，以为千户。

《金史》卷九五《刘玮传》：祖弘（即宏），辽季镇懿州，王师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

《金史》卷七五《孔敬宗传》：辽季，敬宗为宁昌刘宏幕官。斡鲁古兵至境上，敬宗劝刘宏迎降，遂以敬宗为乡导，拔显州，以功补顺安令。天辅二年，诏敬宗与刘宏率懿州民徙内地，授世袭猛安，知安州事。

《金史》卷七七《挞懒传》：挞懒请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上以夺邻有功，使领四猛安，昭古牙仍为亲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帅，命挞懒择人授之。挞懒与刘彦宗举萧公翊为兴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汉官摄治。上皆从之。

上引王伯龙、刘宏、孔敬宗均被授予世袭猛安知州、县事，东京、中京两道的郡府均以契丹、汉官摄治。由此可知，三上次男对高六哥、张玄素、王政降金时的职任，完全是其臆测之辞，榆河州千户、铜州猛安、卢州渤海军谋克，应是三人的世爵、世官，榆河州、铜州、卢州应是三人的领地和军户所在地。

《金史》卷八〇《大传》：大本名挞不野，其先辽阳人，世仕辽，有显者。……收国二年，为东京奚民谋克。……授猛安，兼同知东京留守事。

《金史》卷二《太祖纪》：天辅二年六月甲戌，辽通、祺、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来归，命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

《金史》卷七二《习古乃传》：后为临潢府军帅，讨平迭剌，其群官率众降者，请使就领诸部。太宗赐以空名宣头及银牌，使以便宜授之。

《金史》卷四四《兵志》：天辅五年（1121），时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隶焉。

《金史》卷三《太宗纪》：天会六年（1128）三月，命南路军帅实古乃籍节度使完颜（耶律）慎思所领诸部及未置猛安谋克户来上。

上引诸条清楚地表明，在东京、上京、中京三道，金仅在契丹、奚等部族之中推行猛安谋克制。可能东京是奚民较集中居住的地区，故也置奚民猛安谋克。通、祺、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族属不明，或因小股来投之故，也按猛安谋克制，“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在东京、上京、中京三道，渤海、奚、契丹等族的聚居形态较之生女真部分散，散居在各州县的山野里。故天辅七年（1123）正月甲申诏说，“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即是这种聚居形态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金初州县制与部族制是同时并存的。

2.总管府、节镇、招讨司管辖下的猛安谋克

金初，在攻占辽地后，在黄龙府、泰州、咸州、奚路、南路、上京路设置了都统司，统辖各地的猛安谋克。自天会六年（1128）金在河北路设置总管府后，诸路逐渐改设兵马都总管府。至天德二年（1150）海陵“改诸京兵马都部署司为本路都总管”，都总管府路遂为金代路级划一之制。金又沿用辽、宋之制，路之下设州、县两级政区，“州镇置节度使，沿边州则置防御使”，而女真内地国初所置都统司路、万户路后也改为总管府及节度使路，临潢府、西京两路沿边则置三招讨司路。故金代以总管府、节度使、招讨司管辖猛安谋克。这点，在海陵迁移上京诸猛安至中都、山东、北京、河间后，曾明确指示“与旧军分隶诸总管府、节度使”。又，大名府，“先置统军司，天德二年罢，以其所辖民户分隶旁近总管府。正隆二年（1157）升总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隶焉”。也是非常明确的。再者，《归潜志》卷八载，“王翛然尝同知咸平府，摄府事。时辽东路多世袭猛安、谋克居焉，其人皆女直功臣子，骜亢奢纵不法。公思有以治之。会郡民负一世袭猛安者钱，贫不能偿，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辈强入其家，牵其牛以去，民因讼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陈骑从以来，公朝服，召至厅事前，诘其事，趋左右械系之，乃以强盗论，杖杀于市，一路悚然”。咸平府是该路的总管府，王翛然以同知摄府事，当代行都总管之职，故其能传猛安至厅诘之，并杖杀于市。

节度使管辖猛安谋克之事，可举移剌福僧为例。福僧为朔州“顺义军节度副使，部内世袭猛安木吞掠民妇女，藏之窟室，人颇闻之，无敢发其罪者。福僧请于节度使，愿自效，既迹得其所在，率人入索之，得妇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

金代“招讨司，诸猛安谋克隶焉”。招讨司对猛安谋克的管辖，可举如下之例以证。

《金史》卷一〇《章宗志二》：明昌六年三月戊戌，以北边粮运，括群牧所、三招讨司猛安谋克、随乣及迭剌、唐古部诸抹、西京、太原官民驼五千充之，惟民以驼载为业者勿括。

《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大定十八年四月，命西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安，遇丰年多和籴。

《金史》卷八一《耶律怀义传》：太祖自燕还师，留宗翰、斡鲁经略西方，怀义领谋克从军。天会初，帅府以新降诸部大小远近不一，令怀义易置之，承制以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诸部兵革之余，人多匮乏，自是衣食岁滋，畜牧蕃息矣。

《金史》卷九一《孛术鲁阿鲁罕传》：改西南路招讨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户所贷官粟，阿鲁罕乞俟丰年，从之。不与所部猛安谋克会宴，故兵民皆畏爱之。

《金史》卷一二二《乌古论德升传》：宣宗迁汴，召赴阙，上言：“泰州残破，东北路招讨司猛安谋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征调往复甚难。乞升肇州为节度使，以招讨使兼之。置招讨副使二员，分治泰州及宜春。”诏从之。

3.提刑、按察司对猛安谋克的廉察

猛安谋克作为两级地方行政组织，接受总管府路及节镇两级上级部门的监察，是理所当然的。海陵时，加强了对官员的廉察。史言，“廉察之制，始见于海陵时，故正隆二年（1157）六月有廉罢官复与差除之令”。大定三年（1163），“诏廉问猛安谋克，廉能者第一等迁两官，其次迁一官。污滥者第一等决杖百，罢去，择其兄弟代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皆令复职。蒲辇决则罢去，永不补差”。不过，这一时期对猛安谋克的监察尚未形成制度，往往是由朝廷临时派员至各地视察。同年，世宗委派“户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诣诸路猛安谋克，劝农及廉问”。九年，“遣翰林修撰蒲察兀虎、监察御史完颜鹘沙分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东等路劝猛安谋克农”。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未改元，初置提刑司。由此进入专职监察机关施行监察时期。但大约在承安二年（1197）猛安谋克已不隶提刑司，改由御史台的监察御史监察。三年，以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设安抚判官、提刑各一员。“安抚司，掌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审录重刑事。安抚判官则衔内不带‘劝农采访事’，令专管千户谋克”。四年，改提刑司为按察司。安抚判官、提刑，似也改为签安抚司事、签按察司事。设官专管，应当被认为是对猛安谋克监管的重视和加强。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提刑司，还是按察司，既有按察权，就有保举权，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提刑、按察司对猛安谋克的专管，具体地说，就是教习武艺、劝课农桑，及令本土纯愿风俗不致改易。这些从下引之中，即可窥见。

《金史》卷一〇《章宗纪二》，明昌二年五月乙巳，诏诸路猛安谋克农隙讲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罚之。

《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泰和元年六月己亥，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田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污莱，人户阙乏，并坐所临长吏。按察司以时劝督，有故慢者量决罚之，仍减牛头税三之一。敕尚书省举行风俗奢僭之禁。

4.猛安谋克的职能

金代猛安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谋克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他们的副手分别是副千户官、蒲里衍。猛安谋克的这些职能，从下列史料中可得到印证。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大定二十一年六月，又曰：“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自今皆令阅实各户人力，可耨几顷亩，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许租赁。如惰农饮酒，劝农谋克及本管猛安谋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获数多者则亦以等第迁赏。”

《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明昌五年正月，敕谕农民使区种。令农田百亩以上，如濒河易得水之地，须区种三十余亩，多种者听。无水之地则从民便。仍委各千户、谋克、县官依法劝率。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大定二十年四月，上曰：“一谋克户之贫富，谋克岂不知。一猛安所领八谋克，一例科差。设如一谋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与同，岂得平均。”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与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

《金史》卷二《太祖纪》：天辅三年五月壬戌，诏咸州路都统司曰：“兵兴以前，曷苏馆、回怕里与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直户民，有犯罪流窜边境或亡入于辽者，本皆吾民，远在异境，朕甚悯之。今既议和，当行理索。可明谕诸路千户、谋克，遍与询访其官称、名氏、地里，具录以上。”

《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明昌三年，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明昌三年六月，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

《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泰和三年九月壬辰，诏定千户谋克受随处捕盗官公移，盗急，不即以众应之者罪有差。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泰和元年宣旨重申；“今草泽隐逸才行兼备者，令谋克及司县举，按察司具闻，以旌用之。”

从上引可知，猛安谋克有劝课农桑、推广区种、参与科差、通检推排、清理户籍、矿冶射买、捕捉盗贼、查禁私盐、举荐隐逸等职能。为了做好劝农，除了本管猛安谋克外，还增设了劝农谋克。谋克不管常平仓，但猛安谋克部自有女真人特有的仓库。天会三年大丰收，为备饥馑，太宗下诏，“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为一廪贮之。五年，诏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备歉岁”。因此，猛安谋克部是女真、契丹、奚等族聚居区特有的、与州县职能相当的地方行政区与行政机构。

猛安谋克部不仅是地方行政组织，它更是一个军事组织。大定初，世宗幸西京，“州县官入见，猛安谋克不得随班。子敬奏军民一体，合令猛安谋克随班入见。上嘉纳之”。又，明昌三年，“以齐傅兖王。王将至任郡，猛安迎接，齐峻却之。王怪，问其故，曰：‘王国藩辅，猛安皆总戎职，于王何利焉，却之以远嫌也。’王悦服”。可见猛安、谋克是当作军官、戎职来看待的，猛安谋克部是被当作常备军来看待的。以此之故，对于猛安、谋克学于太学和应试科举，徒单克宁持反对意见。他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才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章，忘武备，于国弗便。”大定时，世宗大力整顿猛安谋克，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史言：“当是时，多易置河北、山东所屯之旧，括民地而为之业，户颁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为之备。乃大重其权，授诸王以猛安之号，或新置者特赐之名。制其奢靡，禁其饮酒，习其骑射，储其粮糒，其备至严也。”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责令“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

5.亲管猛安、亲管谋克

金代猛安、谋克均有私兵，即这支部队是仅听命于他的。宗盘被杀后，同党挞懒失去兵权，挞懒对其妻儿说：“虽夺我元帅府兵马，尚有本千户及强壮得力家人部曲，可从山后诈伪赴凉径，往阙下，问因何罪如是罢权。”这“本千户”，即是其私兵。也就是《金史》频频出现的“亲管猛安”、“亲管谋克”，“亲管”也称“合扎”。如阿鲁补，皇统五年，为行台参知政事，授世袭猛安，兼合扎谋克。大定三年，以其子袭猛安及亲管谋克。可证。

金代世袭猛安领若干谋克，其中之一为亲管谋克。如乌延吾里补，天会中，“领其父谋克，从大军攻沧州”。单父之役，“吾里补领其亲管谋克”遇敌先登，力战有功。“天眷二年，袭其父世袭猛安”。“皇统七年，益以亲管谋克”。又有昂，天德初，“授上京路移里闵斡鲁浑河世袭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安不足酬。’益以四谋克。昂受亲管谋克，余三谋克让其族兄弟”。可见“世袭猛安”与“世袭猛安、亲管谋克”是不一样的。如是万户，则有亲管猛安。如耶懒路都孛堇移至速频路后，“世宗大定十一年，以耶懒、速频相去千里，既居速频，然不可忘本，遂命石土门亲管猛安曰押懒猛安”。天会六年，徒单合喜“以功为谋克，寻领娄室亲管猛安”。由此可见，黄龙府路万户娄室也有亲管猛安。

“世袭猛安、亲管谋克”，又可称“猛安谋克”。如夹谷不剌速，金初袭本部孛堇，从太祖伐辽，授世袭猛安、亲管谋克，为曷懒路都统。长子谢奴，计前后功，袭其父猛安谋克。乌延蒲辖奴，父忽撒浑，天辅初，追授猛安，亲管谋克。蒲辖奴身长有力，多智略，袭其父猛安谋克。由于猛安为千户长，因此“猛安谋克”又可称“千户谋克”，这是不言而喻的。三上次男说：“我想猛安和谋克一样，可能在起兵前的女真社会中已经作为军事上的一个职位而存在了，只是在动员大部队时临时设置的。不像谋克那样是常设的职位。”认为“当时的猛安谋克可能是对管辖千户（千名）的谋克的称号”。千户谋克“后来所以单叫猛安，大概是为了避免重复，特将名称简化了”。纵观《金史》，“猛安谋克”或“千户谋克”，不仅出现在金初，也出现其他时期。史言，“撒改薨，宗翰袭其猛安亲管谋克。（其孙）秉德死，海陵以赏乌带，传其子兀荅补。大定六年，世宗悯宗翰无后，诏以猛安谋克还撒改曾孙盆买”。由此观之，三上次男对“猛安谋克”或“千户谋克”的理解有误。

6.猛安谋克管辖下的村寨

女真族一般以三百户为一谋克，这大概是一个最高限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尽然。金初，“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儿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而女真族的基本社会组织，则往往要比谋克小。据北宋末年出使金国的宋将马扩所见，“自来流河阿骨打所居，指北带东，行约五百余里，皆平坦草莽，绝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间有一二族帐，每帐族不过三五十家”。这种族帐才是女真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大定时（1161-1189），为了解决猛安谋克户的贫困问题，世宗对宰臣说：“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主张恢复女真本民族的基层社会组织，保持传统的兄弟亲属聚居共耕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基层社会组织，便是文献中频频出现的“村寨”。金代在登载部族时，往往“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由此可见，“村”确实是女真族基层社会的基本组织。在这种村寨中，如“军中旧藉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确有互济共助的功能。泰和六年（1206），颁布诏令，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负责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禁察非违，巡警盗贼。“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达上司，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由此可见，尽管猛安谋克作为军事组织，它隶属于总管府、节镇，但军户的户口则是要向所在县申报的，并由县申州，逐级上报至部省。由此可见，金代地方行政组织，以路府州县为主体，辅之以猛安谋克。

7.猛安谋克的世袭制与晋升罢免制

金在宁江州之役后建立了猛安谋克制，并以此授予立功将帅及来归的部族首领。由于猛安谋克制脱胎于孛堇制，因此它从一开始便带有部落首领的诸特征，即集行政、军政首长于一身，并且是世袭的贵族，有民有土。如宗雄，“攻宁江州，渤海兵锐甚。宗雄以所部败渤海兵，以功授世袭千户谋克”。李石，“天会二年，授世袭谋克”。王伯龙“天辅二年，率众二万及其辎重来降，授世袭猛安”。故世袭猛安谋克又谓之“世官”。世宗也说：“猛安谋克皆太祖创业之际于国勤劳有功之人，其世袭之官，不宜以小罪孽夺免。”另外，有史料表明，谋克之副，蒲辇也是世袭之爵。

猛安谋克之爵，一般以长子承袭。如余里也与胡十门同时归朝，以功授苾里海水世袭猛安，“长子布辉，袭其父猛安”。又有纳合椿年，授世袭猛安，正隆二年去世，以长子参谋合袭猛安。但是，氏族社会有世选制的承袭传统，这点女真族也不例外，《世纪》中所记载的金建国前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传授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加之，承袭时常出现子幼、有罪等特殊情况，所以在金代兄终弟及的现象也不乏其例。如温迪罕移室懑，兄术辇，国初有功，授世袭谋克。“皇统初，袭其兄谋克，积战功为洮州刺史。谓人曰：‘谋克，兄职也。兄子斡鲁古今已长矣。’遂以谋克让还兄子”。阿离补以功为世袭谋克，死后长子乌带承袭。“乌带死，兀荅补袭之。兀荅补死，乌也阿补当袭。是时，已降海陵为庶人，世宗以乌带在熙宗逆党中，其子孙不合受封，停封者久之，而阿离补功亦不可废绝，特诏（其次子）方袭之云”。但是，在高度汉化的金代，儒家嫡长子承袭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兄终弟及制只是其补充形式。如突合速，天德间，授世袭千户，死后诸子争袭。世宗认为次室子不当受封，遂以嫡长子承袭。世宗时，猛安谋克怙其世袭，多扰民。为了削弱其权势，有司建议废除世袭制，改同流官任满迁调。宗宪认为，“昔太祖皇帝抚定天下，誓封功臣袭猛安谋克，今若改为迁调，非太祖约。臣谓凡猛安谋克，当明核善恶，进贤退不肖，有不职者，其弟侄中更择贤者代之”。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总之，猛安谋克的世袭法一般是这样的，“若袭封之人亡，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许令长男继之。如长男已亡，或笃废疾者，长孙继之。长子与长孙俱亡，次子继之。本枝绝，兄弟继之。兄弟无，近族继之”。

但是金代猛安谋克有析封的现象，即析大宗的世封予小宗。如阿离补，天会九年，经略陕西，阿离补与宗弼平定泾原、熙河两路。于是，“诏以兄猛安沙离质亲管谋克之余户，以阿离补为世袭谋克”。隈可，天德四年，“以兄谋良虎孙唤端合扎谋克余户，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属世袭谋克”。从两例看，析封是因为二人是宗室、有战功，而且大宗之谋克人口繁衍有余户，并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意。

猛安谋克之爵，父死子继。但是，世宗时，对继承法有所放宽。大定十七年四月甲戌、十月丁丑，连颁两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虽年未有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诸猛安，父任别职，子须年二十五以上方许承袭”。从前制可以看出，猛安谋克的承袭，被承袭者的年限此前应已放宽至六十岁。而这次则标准更低，即猛安谋克若还任它职，被承袭者六十岁前，承袭者年在二十五岁以上，爵位可由子孙承袭。世宗认为猛安谋克“但令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大定末，世宗要求猛安谋克，“自今女直、契丹、汉字曾学其一者，即许承袭”。又“制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

因立功、忠诚、皇亲国戚等原因，谋克升为猛安者，往往见诸史册，不乏其人。如挞不野，收国二年，为东京奚民谋克。太祖使之伺察反侧，有闻必达，太祖以为忠实，授猛安。黄掴敌古本，皇统间，以功袭谋克，六年，授世袭千户。永元为宗干之孙、海陵之侄。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袭谋克。世宗即位辽阳，与弟耶补儿来归，授世袭猛安。纥石烈志宁，自五代祖太尉韩赤以来，与国家世为甥舅。父撒八，海陵时，为泰州路颜河世袭谋克，转猛安注7。

注7《金史》卷八〇《大传》、卷八一《黄掴敌古本传》、卷七六《永元传》、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猛安谋克，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换授。如仆散揆，大定十五年，尚韩国大长公主，特授临潢府路赫沙阿世袭猛安。拜参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爱割蛮世袭猛安。襄，年十八袭上京世袭猛安，泰和元年春，以其世封远，特改授河间路算术海猛安。

猛安谋克犯罪，也会失去爵位。如天会二年，婆速路猛安仆卢古、撒离改部猛安雏思以赃罢，即以谋克习泥烈、奚金家奴代之。在海陵、世宗时代，由于政局的急遽动荡，失去爵位的猛安谋克比比皆是。如秉德是撒改曾孙、宗翰之孙，遭乌带诬陷，被海陵处死。海陵遂以秉德千户谋克赏乌带。大定六年，世宗以猛安谋克还撒改曾孙盆买。天眷二年，福寿袭父合住职。海陵省并猛安谋克，遂停封。世宗复其世袭猛安。大定初，拨乱反正，“省并猛安谋克，及海陵时无功授猛（安谋）克者，皆罢之。失职者甚众”。大定三年制定的猛安谋克廉察条例中，规定了“污滥者第一等决杖百，罢去，择其兄弟代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皆令复职。蒲辇决则罢去，永不补差”的条款。十九年，世宗提高了褫夺世爵的罪级，规定“居官犯除名者，与世袭并罢之，非犯除名者勿罢”，较旧制为宽。章宗时，又对失职、违法的猛安谋克，制定出削夺爵位的法令。承安五年正月庚戌，“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五月乙卯，“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泰和八年四月，“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对承袭法作了修定和完善。

猛安谋克有出仕、就封之别。如治本猛安谋克事，则谓之就封。如出任京官、地方军政官员，则谓之出仕。海陵时，兰子山猛安萧拱因办事疏失，解除礼部侍郎之职，“归兰子山治猛安事”。阿里剌，“明昌元年，起为同知棣州防御使事，上书历诋宰执。帝以小臣敢讥讪宰辅，杖八十，削一官，罢之，发还本猛安”。这些都是就封的实例。大定十一年，世宗为了抵制汉化，振兴女真民族，重视猛安谋克部的治理，他任命自己的两个皇子永中、永功“俱授猛安，仍命永功亲治事，以习为政”。二十年，世宗在整顿、更定猛安谋克后，“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郓王琮，明昌元年，授婆速路获火罗合打世袭猛安，留京师。由此观之，无职掌的猛安谋克一般都应回到自己的封地，治理本部事，不回者须有特旨。出仕不能治本部事者，或派代理者，天德四年六月，有“权楚底部猛安那野伏诛”事，或属这类情况。

8.猛安谋克的等级、品级

金初大规模的战争、移民屯戍和猛安谋克册封，实际上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许多猛安谋克部里包含有不同的民族成员。因此，洪皓在《跋金国文具录札子》记载道，“猛安、谋克以管女真户为上，杂以汉人为下”。洪皓自建炎（1127-1130）出使，羁留金国，凡十五年，该《札子》是洪皓宋绍兴十三年（1143）的著作，是洪皓在金国时所记的实际见闻录。由此可见，在太宗天会年间，猛安、谋克也有若干等级的区别，即管理纯由女真户组成的猛安谋克部为上等，管理杂有汉人的为下等。熙宗皇统五年（1145），明令“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或许是以宗室为上等，以女真人为中等，以杂有奚、契丹、汉人为下等。海陵天德二年（1150），“削上中下之名，但称为‘诸猛安谋克’”，当与他打击异己的宗室势力有关。这些宗室当然都是从熙宗时代就享有“上猛安”的特殊地位和特权的人。从此以后，猛安谋克部不再有等级之分。

金代猛安从四品、谋克从五品，列在《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无可置疑。然三上次男在《金代女真研究》一书中说：“原则上猛安是从四品，谋克是从五品，但实际上以此为中心有高有低，种种不一。”接着，他举《徒单合喜传》中有关大定三年抚定陕西地方时行赏的记载为例，“陕西平，诏书奖谕，赐以玉带。诏将士：猛安，阶昭毅以下迁两资；昭武以上，迁一资。谋克，阶六品以下迁两资；五品以上，迁一资”。由于昭武大将军是正四品上阶官，昭毅大将军是正四品中阶官，三上次男便因此得出以下结论，“可知当时猛安中有正四品以上的，谋克中有六品以下的”。并认为“至少到世宗大定初年为止，这一规定似乎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殊不知猛安、谋官是有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可世袭，因而也是世官、世爵，而昭武、昭毅等则是武阶官。在这里，三上次男将金朝官制体系里的两个不同的系列混为一谈了。同一个职事官，可有不同的阶官与之相配，赋予不同的官员，或在不同时期授于同一官员。对某位官员而言，他职事官、阶官的品级不同是绝对的，相同则是相对的、极少的。这正是官僚体制驱策官员的手段。猛安从四品、谋克从五品，有金一代并无变化。吾侃术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将军（正五品下），授速滨路宝邻山猛安。大定十八年，札虎迁广威将军（正五品上），袭乌古敌昏山世袭猛安，并亲管谋克。乌延浦卢浑，天眷二年，授镇国上将军（从三品下）。皇统六年，授世袭谋克。文，皇统间，授世袭谋克，加奉国上将军（从三品上）。我们不能因此说猛安有正五品以下的，同样也不能因此说谋克有从三品以上的。大定二年二月辛亥，制定的《猛安谋克迁授格》，当是指猛安、谋克以劳、以年、以功应加授阶官的规定。十一天后颁布的《壬戌诏》中说：“如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则是战时权制，猛安、谋克、庶人所加官，应均是阶官。节、防、刺则是职事官。

第三节 金代北疆三路——西北路、西南路与东北路

一、三路招讨司——金在北疆的边防军司

招讨司是金的边防军司，《金志》言：招讨司“招怀降附，征讨携离”，“以镇边陲”，因此，它负责边防，管理边疆地区各蕃部、猛安户的民族事务，并招徕、抚慰境外部族及负责外交事务等。至天德二年（1150），金在北部边疆地区，凡置西南、西北、东北三路招讨司。兴定五年（1221）十二月，招讨司罢。

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金承辽制仍旧置。天会元年（1123），置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以宗翰为都统。宗翰承制以耶律怀义、耶律涂山分别为西南、西北路招讨使。三年，伐宋置元帅府，两路都统府更为左副元帅府。天德二年，元帅府罢，以山西（西京）路统军司领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兵马，时以完颜彀英为使。贞元元年（1153），彀英领西北、临潢、乌古迪烈等路兵马北巡，无功降职。此后不见有关该统军司的记载，该司可能因此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而撤销，而两路招讨司则一直存在。西南路招讨司置于丰州，领丰州部族直撒、军马公事，其管辖范围应是丰州及其支郡净州和云内、宁边、东胜三州。辽、金设置西南招讨司的目的，是一致的，主要是防范西夏。辽西南招讨司管辖范围是天德、云内、宁边、东胜、金肃等州。宁边、金肃二军，以在黄河以南，金初已割予西夏，那么，金西南路的辖区应为丰州、云内、宁边、东胜等州。“天辅六年四月戊戌，耶律坦招徕西南诸部，西至夏，其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余人叛去，耶律坦等袭取之。阇母、娄室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获阿踈而还”。“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壮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邻郡皆降，窊哥独不屈。贞祐五年，东胜州已破，窊哥与姚里鸦胡、姚里鸦儿招集义军，披荆棘复立州事”。以上两条史料，一条是金初的，一条是金末的，均可为证。西北路招讨司置于桓州，领桓州军兵事，其管辖区范围应是桓州及其支郡抚州，加上昌州和界壕以北地区。

东北路招讨司的前身，应是泰州路都统司、乌古迪烈统军司、乌古迪烈招讨司。

天辅五年（1121），金于上京路泰州（今吉林洮南市东北城四家子）置都统司，“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兵力达五、六万之多，首任都统是婆卢火。泰州路都统司的设置有几重目的，一是“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而泰州土地肥沃，适宜种植，故移其民于此，实行屯田。二是，泰州是金北部边防重镇，设都统司，实行屯垦戍边，金代著名的界壕泰州段就是“婆卢火所浚”。天会二年（1124），“乌虎里、迪烈底两部来降”，泰州都统司的防地，遂由泰州向西北扩大到乌古迪烈部。该部在辽道宗寿隆二年（1096）已东移至大兴安岭西麓的乌纳水（今内蒙古海拉尔河支流乌诺尔河）流域，为辽守边。天眷元年（1138），婆卢火死。二年，其子剖叔为泰州副都统。此后，再未见有关泰州路都统司的记载。

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曾于胪朐河畔的河董城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金承辽制，初年也置该司。不过，金代的乌古迪烈部又进一步东移，迁至大兴安岭东麓的纳水（今嫩江）西岸居住，与蒲与路相邻，这里更接近辽、金的北部边防重镇泰州。故婆卢火晚年“驻乌骨迪烈地”，并于天眷元年死于此。因此，天眷以后，泰州路都统司治所可能已移至乌古迪烈部，并将泰州路统军司并入乌古迪烈统军司。

乌古迪烈统军司，天德二年（1150），改称乌古迪烈招讨司。乌古迪烈招讨司，大定前期又改名东北路招讨司，并移至泰州。史言，夹谷查剌，“大定九年（1169），出为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仍赐金带。到官，治有勤绩，边境以安”。德昌军节度使为泰州的军额。夹谷查剌大定九年出任以上两职，说明大定九年前，乌古迪烈招讨司已改称并移至泰州。大定五年，窝斡叛乱败局已定，世宗于泰州、临潢接境处，设边堡七十，驻兵一万三千。乌古迪烈招讨司改名、移司，可能就发生在此时。

承安（1196-1200）、泰和之际，以“置东北路招讨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敌入，比出兵追袭，敌已遁去”，“徙之金山，以据要害，设副招讨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泰和八年（1208），以北边无事，“东北路招讨司还治泰州，就兼节度使，其副招讨仍置于边”。宣宗迁汴后，“泰州残破，东北路招讨司猛安谋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征调往复甚难”。贞祐二年（1214），“升肇州为节度使，以招讨使兼之。置招讨副使二员，分治泰州及宜春”。史言，东北路界壕，东北起自达里带石堡子（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家子附近的嫩江右岸边），西南至鹤午河地区（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吐烈毛杜镇附近），其防区应在金山（大兴安岭）东侧与纳水（嫩江）西岸之间。

西南、西北、东北三路分别隶属于西京路和临潢府路总管府，因此它们的行政级别应与中级政区州、府相当。三路所辖地区，与蒲与、合懒、恤品、曷苏馆、胡里改、婆速府路一样，都属于社会结构为部族制的地区，因此，金朝在这类地区都设置“路”，而不以“州、府”实行治理。招讨司是金朝重要的边防军司，因此，三路的地位似又比蒲与等路为高，金“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在《金史·兵志》中，蒲与等路属于“边境置兵之州”，而丰、泰、抚三州则属于置兵之“要州”。招讨使正三品，二副使从四品。而蒲与等路属节镇级，其正官从三品，同知正五品，副使从五品，二者地位相去有间。都总管正三品，同知从四品，副都总管正五品，招讨使的品级倒与都总管相同。在一些场合，三路也近于总管府路一级。如完颜纲在批评金朝的“曾经所属按察司审谳者移推别路”的制度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按察司部分广阔，如上京路移推临潢路，最近亦往复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讨司，最近亦须数月”。在这里，直将西北路与北京等路相提并论。

二、招讨司的下属机构——部族节度使、乣详稳、群牧

三招讨司领诸部族节度使、乣详稳、群牧。诸部族节度使，从三品，职掌“统制各部、镇抚诸军，余同州节度”。副使，从五品。诸乣详稳，与节度副使、谋克同品。“掌守戍边堡，余同谋克”，即“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其下设移里堇司，置移里堇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诸群牧所，置提控群牧所一员，正四品。使一员，从四品。副使一员从六品。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金代在部族节度使、乣详稳等的人选上，虽间有用女真人之例，但“诸部族节度使及其僚属多用乣人”，一般采用以乣人自治的方式。

金代部族节度使，《金史·地理志》所载有八，即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乌古里部族节度使、石垒部族节度使、助鲁部族节度使、孛特本部族节度使、计鲁部族节度使、唐古部族节度使、迪烈女古部族节度使。《金史·兵志》，亦有八，然无乌昆神鲁部族，而多萌古部族。除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军兵事属西北路招讨司外，其余部族节度使及其乣军均属东北路招讨司。金毓黻认为乌昆神鲁部族即乌古石垒部族，乌古、石垒二部合置一节度使，故称为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神鲁”乃“石垒”之异译。他进而认为乌昆神鲁部族与乌古里部族、石垒部族重复，“所谓八部族者，实为七部族。若《兵志》所纪，无乌昆神鲁部族而有萌古部，仍为八部，似为得之。其不尽从《地理志》八部之名，盖已知其误而正之矣”。如此，则金代除东北路招讨司有乌古石垒部族外，西北路亦有该部族存在。东北路置乌古里部族、石垒部族两节度使，而西北路置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

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明昌三年罢节度使，以招讨司兼领。唐古部族、迪烈女古部族，承安三年（1198），分别改为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土鲁浑扎石合节度使。

东北路部族乣军的规模，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户五千八十五，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其他若助鲁部族、乌鲁古（乌古鲁）部族、石垒部族、萌古部族、计鲁部族、孛特本部族，数皆称是”。

二部五乣的族系，今难以确指。金代东北路招讨司所属唐古部乣，当包括了北方及西北诸族的被征服者。迪烈女古部，则至少应包括迪烈与女古二乣。女古部族，即女固部、女古皮室，《辽史·国语解》女古，金也。金，黄色。故女古即黄皮室、黄室韦，或曰黄头室韦。该部族事见于《金史·杲传》，“天辅元年（1117），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元代又有束吕乣，或亦属此部。史言，乙亥年（1215），有迪列乣氏的石抹阿辛，“率北京等路民一万二千余户来归”。可为印证。承安二年（1197），出没剽掠锦、懿间的千余乣军，或许也是此部。由此可知，迪列乣似居住在北京路。

详稳及其乣军九处，即咩乣详稳、木典乣详稳、骨典乣详稳、唐古乣详稳、耶剌乣详稳、移典乣详稳、苏木典乣详稳、胡都乣详稳、霞马乣详稳，应尽属西北、西南两路。其中，苏木典乣“近北京”，应属西北路招讨司。在大定初年的西北路契丹撒八之乱中，与“速木典乣详稳加古买住”同时遇害的有“胡睹乣详稳完颜速没葛、辖木乣详稳高彭祖等”。这表明胡都、霞马二乣也应属于西北路。章宗时，筑新长城于静（净）州之北，以唐古乣人戍守，以备蒙古。但事与愿违，唐古乣连结耶剌都乣、木典乣、咩乣、后（？）典乣俱叛。净州为丰州之支郡，由此可知，咩乣、木典乣、骨典乣、唐古乣、耶剌乣、移典乣应属西南路招讨司。其中咩乣似应在东胜州。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其本传载，“大元兵克西南路，邻郡皆降，窊哥独不屈。贞祐五年（1217），东胜州已破，窊哥与姚里鸦胡、姚里鸦儿招集义军，披荆棘复立州事”。直至兴定三年（1219）东胜失陷，才率众突围。唐古、耶剌乣似应居住在朔州境内。据《金史·杨沃衍传》载，杨沃衍，“朔州静边官庄人，本属唐括迪刺部族”。又，《吴僧哥传》载，“吴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乣上沙燕部落人。拳勇善骑射，大安（1209-1211）间，选籍山西人为兵，僧哥充马军千户，有功。贞祐初，迁万户，权顺义军节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复取之”。细绎文意可知，窊哥、僧哥当是金末危亡之际以土人为守以守境土。

《兵志》、《百官志三·士民须知》无移典乣。移典部本是女真部落，辽时已分散居住于北京路高州、西南路和咸平府路，并附契丹籍。移居咸平府路的移典部，金初率先归附。大定十七年（1177），申请厘正，获准。大概其他路分的移典部也一并获准改属女真籍，故章宗朝已无移典乣。《百官志三》有失鲁乣，但《士民须知》无。蔡美彪认为这“是由于失鲁乣已升为部族，即《金史·兵志》石垒部族”。《兵志》有萌古乣，而《地理志》无。蔡美彪认为，萌骨乣“应是金朝对蒙古部落作战中俘降的分子。设为乣军，当在世宗之后。故《兵志》据以增补”。上述诸乣是据《金史》三志而论，此外见诸传文的还有迭鲁苾撒乣，其驻地、隶属不明。

《金史·地理志》载，咩乣，贞祐四年（1216）六月改为葛也阿邻猛安。木典乣、骨典乣，同年改为抗葛阿邻谋克、撒合辇必剌谋克。三乣此时改行猛安谋克制，由于此时其原住地西北、西南两路已失陷，这或许标志着其他诸乣已不复存在。

群牧所，“天德（1149-1152）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故海陵、世宗之际，金群牧所仅余四所。海陵时九群牧所的所在地，据《金史·移剌窝斡传》载，山后有四群牧，余则应分布在山前。世宗时，又置七群牧所，即特满、忒满、斡覩只、蒲速椀、瓯里本、合鲁椀、耶鲁椀。大约至章宗承安时（1196-1200），金共有十二群牧所，即斡独椀、蒲速斡、耶鲁椀、讹里都、乣斡、欧里本、乌展、特满、驼驼都、讹鲁都、忒恩、蒲鲜。斡独椀，大定四年（1164）改为斡睹只。又，合鲁椀与斡独椀音近，疑为同一群牧所。讹里都与讹鲁都音近，应为一牧。可见，《地理志》、《兵志》所记群牧所有误，但今已难考详。又，乌展，即兀者之异译。迪河斡朵，《温迪罕蒲睹传》作迪斡。迪斡与乣斡及《徒单思忠传》中的乣椀，也应为同一群牧所之异译。迪斡群牧使徒单赛里，即乣椀群牧使赛一，正隆末（1160），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遇害。时间、事迹完全吻合。蒲速椀，又作蒲速斡，承安三年改为板底因乌鲁古。欧里本，即瓯里本、斡里保，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鲁古即群牧所。

诸群牧所中，忒满（恩），在抚州，应属西北路招讨司。欧里本，大定初，西北路撒八反，其群牧使完颜术里骨、副使完颜辞不失均遇害，可见欧里本也应在西北路。斡独椀，据《金史·完颜匡传》载，“初，匡行院于抚州，障葛将攻边境，会西南路通事黄掴按出使乌都椀部，知其谋，奔告行院为之备，迎击障葛，败其兵”。知斡睹只群牧所应属西南路招讨司。乌都椀应即斡独椀。蒲速椀，从斡睹只分出，当也同属一路。耶鲁椀，在大定府“武平县、临潢、泰州之境”，应属东北路招讨司。特满，在信州。承安元年，特满群牧契丹陁锁、德寿据信州反。金以泰州、临潢、咸平三路军围剿，迅速平定这次叛乱。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