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金代的京府州县司

金朝的京府州县制度，上承辽、宋，有沿有革。所谓辽制，大略在州府一级政区，设五京府及黄龙、兴中二大藩府，州则如唐、五代的方镇体制，设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五等，又有上、中、下之别。所谓宋制，大略中级政区有府、州、军、监之别。府则分为京府、次府两等。州的等级划分，有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循唐朝前半期之制，将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数等。另一个系列则是根据唐代政局演变的结果，将州分为六等，即《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所谓，“凡州之别有六，曰都督，曰节度，曰观察，曰防御，曰团练，曰军事”。且州郡并列，州基本上都有郡名。金代经历数朝的改革，推陈出新，终于形成一代新制。

第一节 金代的府制

一般而言，金之府分为三等，即京府、总管府、散府，各等之中又有上、中、下之别，但府尹均为正三品。关于京府，《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言，金“袭辽制，建五京”，这其实并非金源一朝通制。金初所谓“五京”，即辽之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这实际仅为天会（1123-1137）之制。天眷元年（1138）开始，京制发生变化。金在其内地建都，号上京会宁府，同时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天德二年（1150），改北京为临潢府。此后实行的是六京制。

但是需要探讨的是天眷至天德初汴京的地位。刘豫在伪齐阜昌元年，即天会八年（1130）尝建四京，即北京大名府、东京东平府、汴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二年，废北京，后一直行三京之制。然而伪齐为附庸国，故其京城不可与金京城比肩。但是，在天会十五年，金废伪齐国后，汴京地位上升，与金诸京等。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获得证明：一，从是年开始，汴京设置了留守司及留守。据文献记载，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丁未，金以“完颜呼沙呼为汴京留守、伪齐河南监酒李俦同知副留守”。又有完颜充“天眷间，为汴京留守。皇统间，封淄国公，为吏部尚书”。胡石改“天眷二年，迁永定军节度使，改武定军，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卒”。二，从是年开始，设置了都城警巡院及使。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主废齐后，差除“契丹韩睿为都城警巡使”。绍兴七年十一月丁未，金以“知代州刘陶为都城警廵使”。

呼沙呼、李俦、完颜充、胡石改等人的履历，雄辩地证明了汴京在天会末伪齐废除后，在设置行台的同时又设置了留守司。行台治理河南、陕西等地，而留守司则治理汴京开封府辖境。当然，天眷中曾一度将河南地割予宋，因此，留守司仅存在于下列时间之内，即天眷二年三月交割地界前，及三年五、六月相继收复河南、陕西后。都城警巡院存在的时间，应与留守司同。出任留守与警巡使者即为上述诸人。因此，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后，除天眷二、三年一年多的时间外，汴京应为金之京城，实行的是七京制。七京制至天德二年北京废为临潢府，始改为六京制。

贞元元年（1153），南京改为中都，中京因之改为北京，汴京因之改为南京。正隆二年（1157），“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此后实行的是五京制，《金志》所言，应指此。大定十三年（1173），会宁府复为上京，此后又行六京制。贞祐二年（1214），宣宗南渡，以南京开封府为首都，黄河以北的国土尽失，除南京而外，其他五京名存实亡。兴定元年（1217），又升河南府为中京金昌府。正大五年（1228）有撒合辇任中京留守。故金之末年，实有两京。诸京府并依唐、辽、宋各朝之例，均不带军额。

诸京府的职能和官员配置，据《金史·百官志》记载，大兴府，尹一员,“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总判府事，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大兴府以外诸京，则置留守司。留守一员，“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即以留守兼府尹与都总管，总治本路、本府军民之务。诸京府并置同知、少尹、总管判官、府判、推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庶务。天眷至正隆二年间，制度稍异于常制，天眷初，会宁府加上京之号，作为首都，置会宁牧，以示与诸京府置尹相区别。唐朝牧、尹有品级高下之别，金制则不得而知。大定时，作为旧都，上京的地位仍较其他京城为高，而与中都相若，设有皇城提举司、守卫军。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载，天眷元年在首都上京“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又《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载，大兴府尹“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车驾巡幸，则置留守”。那么，作为京府制度，金朝新旧两个首都的府尹都“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这应是与宋制最大的不同之处。至于所言天眷元年在首都上京“置上京留守司”，揆诸中都大兴府，则疑非是。上京置留守司，应是贞元迁都中都大兴府后事，《金史》系年或有误。

金朝在各路首府设总管府，都总管以府尹兼，府尹治一府之事，都总管掌一路兵权。即《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所言，都总管“掌统诸城隍兵马甲仗，总判府事”。都总管下配置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总管判官、府判、推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吏、户、礼、兵、刑、工诸案及通检推排之务。

散府即“非兼总管府事者”,府尹掌本府兵民之事。府尹下配置同知、少尹、府判、推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吏、户、礼、兵、刑、工诸案及通检推排之务。总管府与散府均带军额，诸府军额多从辽、宋之旧，仅有少数府的军额有变动。如庆阳府本庆阳军节度，金初改为安国军，或因与邢州安国军节度重，又改为定安军。临洮府，本镇洮军节度，金改为德顺军。

总管府、散府，以府尹兼都总管、节度使的制度，大约始于熙宗朝。《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载，东平府，“后以府尹兼总管”。济南府，“初置兴德军节度使，后置尹”。又，《金史》卷八四《昂传》言，昂，“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金史》卷四《熙宗纪》言，皇统元年“四月丙子，以济南尹韩昉参知政事”。可知天眷时已行此制，或许这就是“天眷新制”的一部分。当然，这项以府尹兼总一路兵权的措施，早在天会时就施行过。如挞不野，天会八年，“再为河间尹，兼总河北东路兵马”注5。这项制度后来推广到边疆地区。如丰州，皇统九年，升为天德府，以天德尹兼西南路招讨使，以讹古乃为之。贞元元年，婆速府路“与曷懒路总管并为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宋制以一路首州、首府的知州、知府兼一路兵马都总管，此制当是对宋制的效仿。宋以文臣知州府，体现以文制武的治国理念。金一路首府的长官多以宗室、国戚、勋贵、武臣、护卫、吏出身者充任，进士出身者极少，因此只能是貌似。但从制度层面来看，此举有“正规化”的意义，因为都总管、节度使治军政，府尹治民事，虽说二职以一人兼总，但以都总管或节度使之衔行府事，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稍欠妥当，只能是权宜之计。

注5《金史》卷八〇《大传》。

在两河地区，金朝在国初曾仿宋制施行过次府。如太原府，“国初依旧为次府”，平阳府，“本晋州，（国）初为次府”，真定府，“正隆间依旧次府”，河间府，“天会中升次府”。天会六、七年，金在四地设立总管府，再提升为次府，推原其动机，当是因两河属金直接统治的腹里地区。伪齐废除后，山东、河南、陕西、西京、北京等路为边面，置3统军司与3招讨司，两河腹里的地位不变。金代著名文人赵秉文说，“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而位于河南、陕西的宋次府，如颍昌、京兆、河中、凤翔，则丧失了次府的地位。元朝的腹里制度似昉于此。严格地说，按唐、宋制度，次府次于京府，与京府为一个系列。而包括位于诸京在内的总管府与散府另成一个系列。现在的问题是，次府是否仅存在于金初。上引言，真定府，“正隆间依旧次府”。正隆时金立国已四五十年，能否视为金初，值得商榷。正隆之制，对金代影响至巨至远。又，此条史料见于《金史·地理志》，一般以为《金志》反映的是章宗泰和之制，那么再认为次府之制仅行于金初，似值得商榷。

第二节 金代的州制

金朝的州分节度、防御、刺史三等，各等又分上、中、下三级，同等虽有高下之分，但其长官的品级是一样的。金与辽、宋相比，层级较少，无都督、观察、团练三等。通观辽、宋史，辽朝观察、团练州设置甚少，观察州仅见六州，团练州则仅东京道安州一州。宋州虽有六等，但观察一等实无。因为自中唐以来一道节度使，例兼一道观察使，观察使在中唐以后实际仅负责地方的民政。因而宋代无观察州。宋团练州所设也甚少，仅有十七州。宋都督州之设实为唐制的延续、残存，真宗以后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无多少作用。因此，金朝废除这三等州，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承认现实的考虑。金灭辽后，辽观察州尽废，仅利州保留，但已降为刺郡。宋之团练州入金者，如潍、单、濮、唐、磁、祁、忻、隰、慈、洮、海州也全部降为刺史州。唐、宋以来，州府基本上都有郡名，如河南府洛阳郡、郑州荥阳郡，金朝一律革去，州府均无郡名。应当指出的是，金朝并非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改革。天辅六年，蔚州降，太祖命蔚州降臣徐兴为团练使。另外，庞迪，天眷“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团练使特授定远大将军”。说明金初尚沿用辽、宋官制，至天眷时始行用本朝制度。

金朝州的设置标准，史无明言。但从唐、宋以来，大约节度、防御、刺史州之设主要是依据该州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影响力，上、中、下的等级，主要是依据该州的人户数。郭文振，金末“累官辽州刺史。贞祐四年，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请升辽州为节镇，廷议辽州城郭人户不称节镇，而文振有功当迁，乃以本官充宣差从宜都提控”。这个事例说明，辽州等级的升否，一是依据当时抗蒙斗争的需要，二是人户因素，仍然沿用了唐、宋的作法。

金朝前期，州级建制的军仍然保留。金初，燕京路的顺安军、广信军、安肃军，河北路的永宁、永静两军都升为州，河东南路的威胜军、熙秦路的德顺军也升为州。但同时金也新增了一些军，如在河北、河南、山东等路设置了陉山郡军、颍顺军、宁海军、城阳军、滕阳军、泰安军。皇统二年时，金有军二十二。正隆二年时，金仍有军十六。但至大定二十二年（1182），金尽升诸军为州，州级军的建制至此废除。

天会六年（1128），州镇置节度使。金节度州长官为节度使，从三品。节度使“掌镇抚诸军、防、刺，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节度使下配置同知节度使、副使、节度判官、观察判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兵马、通检推排及六案诸事。

节度使之置，始于唐代。其结衔常为以下表现形式：唐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录平淮西功，宪宗以李愬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等使”。在这里，襄州，表明山南东道节度使驻节地所在。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表明观察使的行政管辖区，也表明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军事管辖区。但经过唐末、五代各朝的削藩斗争，特别是宋朝初年，完成了分割方镇支郡的努力，节度使往往只能管理驻节州。进而，节度使不莅镇，“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最终演变成为荣誉虚衔。因此，结衔也相应发生变化。如宋初赵普的结衔为“山南东道节度、襄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钱俶的结衔为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使持节邓州诸军事、行邓州刺史。金朝建立后，承袭辽、宋旧制，也设置节度使。从上引“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来看，金代节度使一般也只领一州的民政。如泰和七年“二月癸酉，判平阳府事卫王永济改武定军节度使，兼奉圣州管内观察使”。武定军是奉圣州的军额，“兼奉圣州管内观察使”，表明武定军节度使只领一州的民政。

但节度使“掌镇抚诸军、防、刺，总判本镇兵马之事”的表述，表明金代节度使在军政上有管辖本镇防御州、刺郡及军之兵马的权力，而无防、刺州及军的民政权，在路之下实行不完整的方镇体制，这些防御州、刺郡及军应是金代文献中屡屡出现的“支郡”。

现存文献中有关金代支郡的记载是残缺不全的，主要集中在河东路，而以北路为最完整。据《金大定晋阳志》载，河东北路总管府统有河东（武勇）、振（震）武、汾阳、镇西等节度使。而各节度使则以若干州军为支郡。其中太原府河东（武勇）军领忻州、平定军，汾州汾阳军领石州、晋宁军，代州震武军领宁化军、火山军，岚州镇西军领宪州、岢岚军、保德军。南路共有平阳府建雄军、河中府护国军、绛州绛阳军、潞州昭德军、怀州沁南军五节度。潞州昭德军节度使，“天会六年，节度使兼潞南辽沁观察处置使”，领南辽、沁两州。而泽州在金代先后为平阳府及潞、怀、孟三镇支郡。绛州所领支郡不明，但据成于大定二十三年的《绛州衙门记》载，“迨我皇朝，以户□繁阜，城邑雄富，升諸道節鎮之冠，所部則州有二，所隷則縣一十有三”。由此知除绛州外，绛阳军节度还领一州。检《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绛州领七县，则其支郡当领六县。绛周边州郡领六县之州有二，为泽州、解州。金代泽州为怀州支郡，则绛州之支郡应为解州。南路尚有吉州、隰州、孟州不明所隶，唐、五代时，建雄军节度尝领慈（吉）、隰二州，而孟州则为河阳三城节度使驻节州，尝领怀州。则三州应各隶上述两镇。

金代河东路推行支郡制，则其他路不当有异同。《金史·食货志》，在言及因灾免租赋的时限时，规定“河南、山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则金代确实是在全国普遍实行支郡制的。事实上，在《金史》中，我们也能找到若干條其他路这方面的史料。如上京路的济州，天眷三年置利涉军节度，肇州，海陵时，尝为其支郡。庆原路的泾州彰化军节度，大定二十七年，原州成为其支郡。河北西路的卫州，明昌三年升为河平军节度，而以滑州为其支郡。定州定武军节度的支郡为祁州。如果参考唐代以来方镇的政区及州府间的地缘关系等因素，金代全国各路的支郡大体可推定如下表。

金代防御州长官为防御使，从四品。《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言，防御使“掌防捍不虞、御制盗贼，余同府尹”。其下设同知防御使事、判官等佐贰、幕职官治理州务，并通检推排簿籍。

金代防御州置于沿边之州，如河北路的清州、洺州、浚州，天会七年，皆“以守边置防御”。在金代三十八座“边境置兵之州”中，有“泗、颍、蔡、陇、秦、河”六防御州。金制，“诸路各设兵马都总管府，州镇置节度使，沿边州则置防御使”。由此推断，防御州也应与总管府、节镇一样有兵权。

金代防御州之设，除边州防务的因素外，还有相关州的等级考虑。如河南路的亳州、山东路的沂、棣、德、博四州，并非边州，也为防御州，当是从其地位来评定的。亳州，宋代因尊崇老子，升为集庆军节度，金降为防御州。同样，陈、蔡、郑、颍诸州，多因处于宋代京畿地区，因当时的政治因素升为节镇，金代也一律降为防御州。山东沂、棣、博三州则宋代即为防御州，金未做改动。河北西路的卫州，《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写得很清楚，“天会七年因宋置防御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刺史州，金代多称刺郡，其长官刺史为“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下设佐贰、幕职官同知、判官。《金史》对刺史州这一级政区的记载混乱而且多误，有必要予以厘清。金承辽、宋之制，因此有必要先谈一下辽、宋地方行政制度。宋代州分六等，有都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州之别。其中都督府、节度州两级都有军额，如兖州泰宁军、徐州武宁军、邓州武胜军、许州忠武军。宋代刺史州无军额，但在《宋史·地理志》等文献中，多称其为军事州。无论是哪一级的州，宋代基本上都有郡名。但宋代同下州的军，则无军额与郡名。辽仿唐制，州分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五等。五等州均无郡名，除观察、防御、团练三级大多不加军额外，节度、刺史两级基本都加。《金史·地理志》修撰者不加辨析，书写多误。

其误一，将军事州、刺史州视为二。如《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耀州，“宋华原郡感德军节度，皇统二年降为军事，后为刺史州”。其实皇统二年耀州是由节度州降为军事州，即刺史州。

其误二，将“××郡，军事”，误写成“××郡军”。如宋京东路的淄州，《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写作“淄川郡，军事”。河北路的德州、恩州，《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写作“平原郡，军事”和“清河郡，军事”。而《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则转述成“宋淄川郡军”、“平原郡军”、“清河郡军”，均将郡名与州等连书而少一“事”字。其误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陕西的商、虢、丹、坊、原、兰、河州，河东的汾、岚二州，所写一同《宋志》，全不误。或《金史·地理志》的修撰，出自众手，故有此差异。由此一误，《金志》在转述宋非军事州时，也出现了讹误。如宋河北路的莫州，《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写作“文安郡，防御”。而同下州的乾宁军，本无郡名。大观二年，升为清州。政和三年，始赐名曰“乾宁”。乾宁军在升为清州、乾宁郡后，乾宁军已不复存在。而《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在转述此二州时，则写成“宋文安郡军，防御”和“宋乾宁郡军”，完全是主观臆断，两“军”字属衍文。

金承辽制，在给一些原宋地的刺史州加军额时，都加成了“郡军”这样一种格式。如河北路的蠡州，《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言，“蠡州，下，刺史。宋永宁军，国初因之，天会七年升为宁州博野郡军，天德三年更为蠡州”。威州，“天会七年以井陉县升，置陉山郡军，后升为刺郡”。沃州，“军曰赵郡军”。磁州，“国初置滏阳郡军”。祁州，“国初置蒲阴郡军”。《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忻州，“旧定襄郡军”；隰州，“旧大宁郡军刺史”；吉州，“置文成郡军”。由对宋制的一知半解，竟演化成一代之制，也是件颇具讽刺意义的事！

金人的这种错误，造成了我们对金代地方行政制度理解上的混乱和困惑。如中都路的安肃州，《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言，“宋安肃军，天会七年升为徐州，军如旧。……天德三年，改为安肃州，军名徐郡军。大定后降为刺郡，废军”。宋代安肃军是同下州之军，天会七年升为徐州，安肃军按辽制成为徐州的军额，因此不能说“军如旧”。天德三年，安肃军改为徐郡军。大定后废军，只是撤销了该州的军额，等级并未降低，与废军前一样，仍为刺史州。遍观《金史》等文献，未见有军额之刺史州高于无军额者。所谓“降”云云，不可拘泥其常义去理解。同卷贵德州条言，“辽贵德州宁远军，国初废军，降为刺郡”，亦然，不可认为废军即意味着降等。在《金志》东京路所领中，有“刺郡四”，即南海军澄州、昭德军沈州和贵德州、复州。其中，两州带军额，两州则否，均被认为是刺郡，北京路、西京等路亦然，均可引以为证。又如解州，《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解州，上，刺史。宋庆成军防御，国初置解梁郡军，后废为刺郡”。应当说，解州无论带“解梁郡军”否，都是刺郡，地位不变。再赘一句，宋防御州无军额。庆成军，是大中祥符四年由河中府荣河县升建的同下州之军。熙宁元年降为隶属于河中府的庆成军使，属县级政区。而且，庆成军与解州地里不相接，因此，庆成军与解州无涉，完全是《金志》修撰者的窜入、误书。

其误三，将“××郡，军事”，误写成“××军”。如石州，《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石州，上，刺史。旧昌化军”。如这“旧”指的是金朝前期，那么，《金志》无降而复升的记载。如这“旧”指的是宋朝，那么，石州在北宋朝，既不是节度州无军额，也不是同下州之军。北宋有昌化军，但这个昌化军在海南岛上。石州在北宋的地望是什么？是“昌化郡，军事”。因此，这个“军”是“郡”之误，或“郡，军事”的错误缩写。不过，这类错误，《金志》仅此一例。

裕州，本唐州方城县，泰和八年升为刺郡。金末，杨宏道在《裕州防御使题名记》中言，“国朝刺史职五品，受约束于大镇，而不得专。是州县之名虽殊，其施为举措亦无以大异。今上即位之四年，有司再以为言，乃更刺史为防御使”。相比较而言，刺郡之于防御州，自主权似乎要小些。另外，在地方学校的规模上，两者之间也有相当的差距。金代“陪京、总管太（大）尹府、节度使镇、防御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则视州镇大小为限员。幕属之由左选者，率以提举系衔。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这样看来，金代刺郡的地位与防御州相比，其间高下轩轾，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节 金代县的等级

金朝县的等级划分标准，国初似承宋制。如平阳府，领十县，临汾为倚郭，（国）初为次府。“天会六年，定临汾为次赤，余并次畿”。这与宋制完全相同。试以宋颍昌府、真定府为例。两府均为次府，除倚郭县长社、真定为次赤外，余县并为次畿。海陵时，金的县制已经形成。金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京城地区的县，这类县分为两等。中都大兴府的倚郭县大兴、宛平为赤县，“在诸京倚郭者曰京县”。另一类则按户口多少划分。凡县二万五千户以上为次赤，次赤县又曰剧县。二万户以上为次剧，万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为下，共五等。但实际执行中可能并不完全照此定等。如沂州临沂为剧县，但沂州全州人户仅“二万四千三十五”，显然是不够标准。再如密州，全州人户为一万一千八十二，而其诸城为剧县，则相去就更远了。赤县令从六品，次赤县或剧县令正七品，诸县令从七品。县设丞、主簿、尉为佐贰。“中县而下不置丞，以主簿与尉通领巡捕事。下县则不置尉，以主簿兼之”。

第四节 金代京府州县等级制的作用

金朝制定州县的等级，在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规范的作用。第一，它规定了地方政府官员的配置和品级，同为府，京府、总管府、散府是不一样的。州、县亦然。

第二，州县等级的不同，官员的公私人从也不一样。如牵拢官，诸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及留守，五十人。诸府尹兼总管，四十五人。节度使，四十人。防御使，三十五人。刺史，三十人。公使，诸府尹兼总管，七十人。节度使，上镇七十人，中镇六十五人，下镇六十人。防御使，上州六十人，中州五十五人，下州五十人。刺史，上州五十人，中州四十五人，下州四十人。从己人力，诸京留守、大兴府尹，五十人。诸路兵马都总管，四十五人。节度使，四十人。防御使，三十五人。诸州刺史、知军事，三十人。赤、剧县令，八人。京县、次剧县令，七人。诸县令，六人。

第三，州府等级的不同，在接待官员的规格上也不同。如“天德二年正月，禀定随衙门与送赦使臣钱数，以公用钱充，馆待同送宣仪。行省、元帅府五百贯，留守、总管、招讨、统军司三百贯，府详稳、统牧、都运、节度使二百贯，转运、防御、群牧一百贯，誊下去处。不得率敛馈遗，并例外受者，科违制”。

第四，州府等级的不同，配置的民兵数量也不同。金规定河东顺德军及各路效节军，“京府、节镇设三十人，防刺设二十人”。

第五，州府等级的不同，各地的学校规模也不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扩大州府学校规模。府学由大定中的17处,增加到二十四处，学生总计九百零五人。其中，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归）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府各二十人。州学从无到有，增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其中，节镇学三十九处，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一千八百人。医学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余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

第六，国家庆典施舍，州府之间也有等级上的差异。如天寿节，施舍老疾贫民钱数，“在都七百贯，诸京二十五贯，诸府二十贯文，诸节镇一十五贯文，诸防刺州军一十贯文，诸外县五贯文”。

第五节 金代后期的准县级政区——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

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辽代创置。辽在五京置警巡院，其职责在于审理案件，维持治安，检括户口，清查资产。《辽史·马人望传》载，人望，“迁警巡使。京城狱讼填委，人望处决，无一冤者。会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可证。辽又在诸府州置录事司、司候司。据宋人余靖的记载，辽置左右司候司，“掌刑狱”。又置录事司，并说录事司“如中国之府司”。所谓“府司”，即开封府司录司，它与左右军巡院合称三院，是负责京师刑狱公事的衙门。总之，辽代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是三个以司法为主要职责的管理机构。金承辽制，在诸京置警巡院，在诸府、节镇置录事司，在防、刺州置司候司，以治理城区狱讼、治安为务。从传世文献来看，以上三种机构金初就已设置。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后，差除“契丹韩睿为都城警巡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有相关记载，只不过是以“知代州刘陶为都城警廵使”，或许是金同时任命了正副两名。既然汴京有警巡使，那么，原辽朝的五京当然也会早于此设置此职，因此金的京城警巡院当设于建国之初。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至晚也在天会时。《金石萃编》卷一五八有《进士题名记》，该碑载阜昌六年（天会十三年，1135）至兴定时的京兆府进士，其中有籍贯属录事司的刘晋□、郑之纯、程少连、崔元亮、吴□，其中，刘晋□最早，中阜昌六年第四甲。另外，《滨州司候飞骑尉墓柱记》立于天会十五年，由此可知，录事司和司候司均创立于金初。关于司候司还有《□□寿建陁罗尼经幢》，该幢立于天眷二年（1139），是“大金国燕京涿州司候司市内坊使人□□寿奉为亡过父母”所建，时间晚二年，但也可作为佐证。总之，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均设立于金初，这是毫无疑义的。

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管辖区域是各京府州的城区，在上引的《进士题名记》中，载籍贯为京兆府咸宁、临潼、栎阳、高陵四县的及第进士，与占籍录事司相提并举。这表明录事司已成为京兆府诸县之外的独立的行政区。据《金史·百官志三》记载，录事、司候与府镇都军司的都指挥使、防刺州的军辖“同管城隍”、“同管城壁”，其下仍旧是北宋时出现的厢及坊、巷、街，这表明三院司所管为各京府州的城区部分。

金朝在诸府节镇设录事、判官各一员，司吏的配置则按城区户口的多少。《金史·百官志三》言，“司吏，户万以上设六人，以下为率减之。凡府镇二千户以上则依此置，以下则止设录事一员，不及百户者并省”。则除京府以外的诸府节镇的城区人户，一般而言，大约在万户至二千户之间。《元史·百官志七》言，“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1261），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元代设置录事司及配备官员的标准与金代大致相同，这说明金代诸府节镇和元代路府的城区规模，应在此范围之内。金代诸京警巡院设警巡使副各一员，判官二员，司吏的设置，各京府多少不一。中都十八人，南京十人，上京六人，东京八人，北京六人，西京十人。若以“户万以上设六人”的标准计算，则中都警巡院辖区应有三万户，南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七千万户，上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户，东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三千万户，北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户，西京警巡院辖区应有一万三千万户。金代防刺州司候司置司候、判官各一员，“司吏、公使七人，然亦验户口置”，则其城区人户的规模当相应地低于诸府节镇录事司所辖。

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设置之初的职能，据《金史·百官志三》记载，警巡使“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所）部”。录事，正八品，“掌同警巡使”。司候，正九品。因此，三职之间，职能在于巡捕盗贼，审理案件，维持城市社会治安，职能单一，这与宋朝厢巡是一样的。如姬平叔，“中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摄寘于狱，守怒，不为屈，改巩州通西令”。完颜伯嘉“调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晋国夫人家奴买漆不酬值，伯嘉钩致晋国用事奴数人系狱。晋国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价，则奴释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宝坻丞”。故皇统五年规定，“警巡、市令、录事、司候、诸参军、知律、勘事、勘判为‘厘务官’”，而“京府尹牧、留守、知州、县令、详稳、群牧为‘长官’，同知、签院、副使、少尹、通判、丞曰‘佐贰官’”，不为同一类别。一般而言，金代的长官、佐贰官，方称为亲民官。《金史》卷五四《选举志四》言，“刺史、县令，亲民之职”。卷九七《移剌益传》言，“亲民之职，惟在守令”。卷一〇七《张行信传》言，“丞、簿、尉亦皆亲民”。可证。厘务官与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且，司候、录事的品秩低于从七品的下县县令。故为入仕的初官和除令前之职务。金制：“律科、经童，正隆元年格，初授将仕郎，皆任司候”。“凡进士所历之阶，及所循注之职，贞元元年，制南选，初除军判、丞、簿，次除防判、录事，三除下令，四中令、推官、节察判，五六皆上令”。或许由于皇统时对于警巡、录事、司候的定位是负责城市治安的厘务官，故所辖区域亦未被视为正式的行政区，而载入《金史·地理志》之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三院司的职能由单一向多元方向扩展。如承裕，世宗时，“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称其平”。百姓既“称其平”，则此事当与治安无涉，而与赋役有关。上引辽警巡使马人望“括民产”之语，可为旁证。并且三院司逐渐地形成了与县地位相当的一级政区。如大定六年五月壬子，“诏云中大同县及警巡院给复一年”。泰和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贞元之初，就出现了“司县”这一提法。《金史·食货志四》载，“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这是《金史》中最早出现的“司县”一词。大定二十一年六月，“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为定制”。贞祐四年，为养活南迁诸路军户，金朝讨论开垦河南牧马地的方案，枢密院官提出，“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的办法。承安四年，推行茶的专卖，命山东、河北四路“各司县鬻之”。章宗即位之初，诏令司县举荐草泽隐逸及“齐民之中有德行才能者”。承安三年，为解决军储，定制“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三千石两阶”。张景贤，“壬辰（1232）二月，迁南京左警廵院副使，属岁饥，县官作糜粥以食饿者，日费菽米数十斛，景贤区处有法，鼠雀无敢耗，人受实惠，多所全活”。南迁后，南京不置市司令，“以左右警巡使兼”。综上所述，三院司的职权范围已扩及赋役、盐钞、劝农垦田、榷茶、举荐人才、入粟、救灾、市易等方面。因此，在金朝后期，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与县一样，成为国家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点在泰和八年十一月癸卯的诏令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该诏曰：“国家之治，在于纪纲，纪纲所先，赏罚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县之间，律度弗循，私怀自便。迁延旷岁，苟且成风，习此为恒，从何致理”。“泰和四年，定考课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严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候、判官也”。司县官员的考核标准是一致的，这说明两者的权限相同，所不同者仅在于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行政管辖范围是管理城市，而县令、丞簿的行政管辖范围是管理乡村而已。诚然，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三者的品级不同，分别为六品、八品、九品，但这并不能由此认为它们不具有相同的职能与性质。金代的县有赤县、剧县、诸县之别，品级则分别为从六品、正七品、从七品，但作为低级政区的性质无人认为是有区别的。因此，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作为隶属于府州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政区，在金代后期职能广泛地扩大后，均应视为准县政区。元承金制，初年也设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元代警巡院，“领京师坊事”，或“领京师城市民事”。“录事司，领在城民事”。“司候司领在城事”。对三院司职能的表述与《金史·百官志》就截然不同，这是有金一代城市行政管理职能由单一向多元演变的结果。但是由于人的观念和制度修定的滞后性，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官员，在有金一代的定位仍然是“厘务官”。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所辖区域，未能获得与县同样的正式的行政建制地位，未能载入《金史·地理志》中。

金朝州府的地望，是依据政治、军事、经济、户口等多方面的因素确定的。因此，各地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当然也是依据上述多方面的因素确定的。从传世文献来看，金朝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了上述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滥设。金朝初年，大规模、持久的战争严重地摧毁了淮河、秦岭以北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史言，“遭宋靖康兵革之难，海内俶扰，饥馑荐臻，郡邑凋残，□盗充斥。齐国建立，创痍未瘳，用兵不休，赋役烦重，故伊□（洛）、淮甸之间，户□萧条为甚”。这条史料未讲到陕西，但陕西也不例外，皇统元年（1141）金宋和议前，陕西正是双方激战的主战场。但金朝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恰恰就设立于此时。因此，京兆府此时设录事司，绝不是因为京兆府的城市经济繁荣、人口稠密，而是城市治安管理的需要。实际上，河南、陕西至大定（1161-1189）初年仍旧经济残破、社会萧条。史言，“是时河南、陕西、徐海以南，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因此，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不会过于稠密，以致要设立专司进行管理。据《金史·地理志》统计，泰和八年，金有京、府、州一百八十三座，因此，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也应近于此数。而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元代在原金的版图内仅设了二十四个录事司。金代的大定府、大同府、开封府三警巡院，元代降为录事司。元代保留了金代的十七个录事司，即金中都路的平州、保州，河北路的河间府、真定府、邢州、彰德府、卫州，大名府路的大名府，河南路的河南府，山东路的益都府、济南府、东平府，河东路的太原府、平阳府、怀州，京兆府路的京兆府，临洮路的巩州。元废除司候司，仅升金代洺州、博州、济州、淄州四司候司为录事司。又于大都、上都设警巡院。故院、司总数为二十六个。两相比较，金朝的城市管理机构是元朝的七倍。可见金朝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过多过滥，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元代对州府司县设置的户口标准较重视，至元二年闰五月丁卯，颁诏：“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元在原金的版图内所设二十四个录事司，十三个城市是金的京府和总管府、转运司、提刑司治所所在，可见多是当时的通邑大都。元代录事司成为正式的城市行政建制，与路府辖县并列于《地理志》中，录事也与县尹一样获得了亲民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