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
人物简介 北京人
◎我是被人民大学挖过来的
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北京景山学校度过的。景山学校是个非常好的学校，“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所教改学校，最开始是九年一贯制，后来就改成十年一贯制。
1966年，我刚上完八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于是，那年6月份就中断了学业。1968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我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28团。其实当时我已经被分配到北京轻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厂，但是当年的革命浪漫主义深深影响了一代年轻人，我也不例外。那时有个纪录片叫《军垦战歌》，描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战士屯垦戍边的故事。我深受这个电影的启发，不愿留在城里面，立志去边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就一定要去黑龙江边疆屯垦戍边。1968年6月18日，我离开北京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一共待了8年，1976年回到北京。这八年期间干了很多农活，后来又当了中学老师，做过副连长，干了很多工作。这段艰苦岁月的经历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我回北京以后，很快就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中学老师这段经历对我考大学有很大帮助，基本不用复习。考的成绩也很不错，分数比较高，排名比较靠前，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就少了很多限制，多了很多选择。我是一直喜欢历史的，但是那年北大只有世界史专业招生，而我想学中国史，所以我就转而报了北师大的中国史专业。而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解散以后，一直没有恢复，所以1977年的招生简章里面没有它。然而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民大学的招生老师找到我家。当时高校招生办公室在崇文门旅馆，离我们家非常近，只隔着一个东单公园。人民大学的招生老师前来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来意，希望我可以到人民大学读中共党史专业。当时我有点犹豫，但因为我的邻居们都是一些老大学生，他们也建议去人民大学。就这样，我可以说被人民大学挖过来了。
◎复校伊始条件差，师资力量很强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大学被迫停办解散，校园大部分被二炮占领了，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复校难度比较大。人民大学当时没有教室，没有宿舍。只招了3个专业，就是政治理论系的3个专业：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其他两个专业招了50人，我们中共党史这个专业招了40人，实际入学39人，我们班全是北京人。人民大学是1978年才正式复校的，1977年时人民大学没有完全恢复，甚至没有招生办，是委托北师大的招生办来走完招生手续，录取通知书都是北师大发的。我们是冬天招生，来年春天开学，但是我们比一般77级的开学还晚一个多月，我们是4月报到的，因为要解决上课条件问题。
我们是人民大学复校的第一批学生，在我们入校以后，人民大学正式复校的文件教育部才批下来。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亲自题写的校名，所以我们发的第一批校徽都是华国锋同志题写的“中国人民大学”6个字。
在学校里，我们三个系是在木板房里上课，一个系一间木板房。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条件还是很艰苦的，但是当年不觉得，因为上学的愿望实现了，是非常高兴的。我们班最大的和最小的整整差12岁，最小的是当年的高中应届生，最大的都有孩子了。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经历了十年荒废，能有机会上学，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而且那个时候学习不是为了考分数，真是自觉地学，也从来没有无故缺课的人。
那个年代，社会主流还是非常强调集体主义的，所以大家的班级荣誉感非常强烈。期末的时候，大家自愿分成几个学习小组，小组里既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差一点的，学习好的带着学习差的一起复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那是很值得回忆的大学生活，校园气氛非常向上。
非常幸运的是给我们上课的都是最有名的老教师。他们也有十年没有上课了，重新走上讲台的他们也是带着十分的热情。比如：经济学家吴树青老师、史学家郑昌淦老师。郑昌淦老师讲历史，一上来，就写了一大块板书，讲大一统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老师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名气很大但教学民主，讲课当中你可以和他讨论，可以质疑他的观点。我们下了课就围着郑老师辩论，甚至有一次同学们围着追着问他，把他逼到了墙角，可见当时师生间的关系之融洽。上研究生以后，讲《资本论》的老师中有一位是孟氧老师。孟氧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后来平反以后他继续讲《资本论》。孟氧老师是一位年轻时就才华横溢的人，他编写了一本《资本论》的典籍注释，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第一批学生受到了最好的老师的教学，也获得很大的教益。
学校的课程设置分为基础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而且不是学分制。学校规定多少课学生就上多少课，但考核方式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考试，有的叫考查。考试就要计分，考查就稍微宽松一点。教学结束了以后一定要有教学实习的过程，教学实习有很多方法。我们党史系就是考察革命老区，主要是考察革命历史。比如：去井冈山看当年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南昌看南昌“八一起义”历史，到武汉参观抗战时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二七大罢工”历史事件。教学实习主要是为了辅助我们的专业课学习，回来以后就开始做论文。那个时候的毕业论文一个老师对应一个学生，学生的题目报上来以后，经过班主任和其他老师认可以后，就根据题目匹配相对应的老师，面对面地辅导。学生提纲出来以后老师对学生进行辅导，论文出来以后要给学生修改，这种对症下药式的辅导对学生的帮助很大。
当时的学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时事紧紧结合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正在兴起，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的城市改革，这期间还经历了理论争论，比如人道主义的争论，后来又发生整顿党组织和党员重新登记这些问题。那时候我们正年轻，再加上就读的中共党史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大家对时事政治都非常关心。我们好像并没有个人利益的概念，而都只在乎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也是因为当时大学生毕业工作都是统招统分，国家包分配，所以我们不愁工作，自然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公共事务，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尤为关注。
党史系的传统是对于基本理论要求很严格，很多书目被列出来学生就得按要求阅读。我在上学期间学习态度也比较认真，学习也还可以，因此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在人民大学的学习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到毕业3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审教材、审课题的时候，还能够及时地发现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政策性的、理论性的内容我可以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这就是因为在人民大学的学习要求下，基础非常扎实，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仍然不曾忘怀。
我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硕士，我在本科的时候是担任学习委员，到研究生的时候还是担任班长。我们那一届党史系招了7个研究生，本校直升了3个人，4个是外校招的。我的研究方向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这个领域在这些年成了热门，但是当年还是比较一般的专业。1982年刚刚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一场关于谴责日本篡改教科书行为的讨论会。
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我开始担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这个教研室除了教本系专业课外，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上公共课，公共课有一个教学环节就是放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作为帮助学生理解这段历史的背景和情节的材料。那个时候，我自己去联系有关部门来放电影，就在八百人大教室。不限于上课的学生，学校里所有学生都可以免费去看。这种教学与娱乐并行的教学方式是非常有效的，我的课堂还是比较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和认可的。1984年我被学生会组织学生投票评为“全校最佳授课教师”，这是对我当时教学活动的认可。
现在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绝大部分都是人大党史系毕业的，包括有很多当时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大都在中央文献文件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些机构里供职，所以党史系还是很重要的。
◎顺利的工作经历，良好的性格品行
1984年，我毕业的时候面临着好几种选择，好几个机关都向我抛来橄榄枝。因为“文化大革命”10年人才断档，加上改革开放正在兴起，各个单位都急需人才。因此我们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都能分配到非常好的工作，尤其是我们这种专业基本都是去党政机关工作。
因为我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个留校青年，留校以后很快就受到了重用，先是担任教学室的副主任，后来担任系的党组织副书记，也当过一段时间的系副主任。1990年我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当年一共破格提了10个年轻教师，我是其中之一。
1990年破格提升副教授的时候，有个机会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叫作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机构成立了，正在各处招揽人才。当代中国研究所是研究、编纂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搜集和编辑有关国史资料，参与国史的宣传与教育，联系与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国史研究工作的研究机构。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向当代中国研究所推荐了我，于是他们便找到了我，我经过一番斟酌也答应了。答应跳槽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研究国史比研究党史范围更宽，研究领域更广。而我正好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党史的研究，想要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第二就是到这样的专门机构工作，比起在学校教学，可能更有机会看到档案材料。搞历史研究毕竟还是以历史资料为重，丰富的史料有利于我的研究，所以我就答应了。
回首过去，我的人生道路比较顺利。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的起伏：我小学到中学八年级，8年；上山下乡，8年；本科和硕士研究生，7年；留校工作，10年；然后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一直到退休。在每个阶段我基本上都是处在比较先进优秀的梯队：小学的时候我是少先队中队长；上山下乡的时候当过副连长、指导员；到大学以后也是学习委员、班长；留校工作后也是比较早就走上领导岗位；到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官修国史，我参加了第一卷的编纂，是第一卷的主编；后来我又担任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创办的杂志《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从正处到副局。《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94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当代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学术期刊。1995年，我被评为研究员；2000年升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兼社长，是正局级干部；后来我又先后担任过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文化中心主任，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9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我的社会兼职也很多，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中央党史研究室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点图书选题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三科教材审读特聘专家；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北京市教委特聘专家组成员。同时我也写了一些书，出版独著九部，发表论文260多篇。我也拿了不少奖，我与别人合著的《中国革命史》获吴玉章教学奖；合著《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解读》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获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一等奖；独著专著《中国共产党治国社会方略研究》，是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建设学习型政党指定教材。我还主持、参加了一些国家级、市级的项目，比如国家“八五”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十五”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中国抗美援朝研究”、北京市“十一五”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当代所五年科研规划重点课题“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论中的地位”以及国家级课题“党中央在延安13年”等。
我人生能够比较顺利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搞歪门邪道，我当领导干部一直是比较洁身自好的。第二，我做事认真，凡是同我合作过的机关、个人，都能长期合作下去。凡是交给我的事情，我就尽量做好，非常负责任地去做，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得我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都比较融洽。所以我觉得人生这两点很重要：第一个是作风正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做人要老老实实，正正当当；第二个就是干事认真，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我的人生体验就这么两条，所以我到哪都立得住。
◎对人大人的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所没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其他大学。”这是刘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过的一番话，现在听来还是非常鼓舞人心。人民大学这所学校，从它诞生起，就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的一所新型的大学，所以它带有这样一个烙印。我就希望人大的学弟学妹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好一个人大人，争做21世纪新型人才，既是时代的弄潮儿，又可以把人大的特点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