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钢
人物简介 吉林九台人
◎与人大档案系的缘分
我1954年10月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母建国以前就参加了革命，1948年跟随解放军进城参与接管沈阳。我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由于父母工作忙，从机关幼儿园到寄宿制干部子弟小学，一直过的集体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生活突然发生了一场剧变，父母被打成“走资派”，学校停课，生活一下坠入了社会最底层，无学可上，虚度光阴。1968年“老三届”下乡离开学校，我们才得以升入中学。中学由军宣队、工宣队管理，主要是学毛选，开批斗会，只有很少的文化课。好在沈阳五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有许多学识渊博的老师，他们冒着挨批的危险，给我们加课补习数理化，填补了一些知识的空白。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工艺美术品出口创汇，相关工厂来学校选拔会画画的学生，这使得我提前中学毕业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躲开了上山下乡。
来到工厂，尽管物质生活相比于下乡的同学要好一点，但精神生活同样贫瘠。“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能读的书有限，接触到的知识很少，周围充斥的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说教，高考取消了。可我当时内心有一个想法，总想着大学肯定还要考的，于是我没有放弃学习，业余时间就会和朋友们读《资本论》等书，其实能读到的也只有这样的书。等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宣布恢复高考，我很兴奋，觉得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义无反顾报名了高考，决心拼一下，最终成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和我一样从沈阳考来人民大学的一共七八名同学，我们都是不同系的，有农经的、法律的、科社的……几个人非常投缘，也因此结下了一辈子的友谊。
说到专业，其实当时我报考的不是档案系，而是经济系。档案专业在1978年招生时属于保密专业，招生栏目上没有，但是我到学校后，学校老师找我谈话，因为我出身比较好，希望我能够去读档案系。虽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档案专业是什么，但由于是组织和学校的安排，就欣然答应了。
这样我就进入了档案系，学习档案学，与档案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在人大的学习生活
我对在中国人民大学生活、学习的4年记忆犹新，回忆起来总是心怀感激，这一段时光是我一生珍贵的回忆。
学校学习氛围很好，每个同学都很拼命，铆足了劲儿学习。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10年都没能好好读书，现在终于考上大学，能学知识，自然都很珍惜。记得我在人民大学时，每天6点多就起床了，跑去图书馆占位子，在图书馆门外排着大长队，一开门大家就都轰地一下冲进去，撞得椅子、桌子直响，急急忙忙，和打仗似的。我一般都跑进去占自己习惯的位置，到最后和周围的同学都熟悉了。在图书馆占完座后，就去上课。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教室资源紧张，总是没有座位，我们就自己拿个小马扎，坐着小马扎上课。每天课程结束后，就又去图书馆占的座位自习了。这基本是我每天的学习生活。
虽然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就像刚才说的，同学们都很珍惜上大学的机会，总想着能多学一点是一点，每天教室、图书馆、宿舍连轴转，有时间就用来读书。我从来没想着放松娱乐，再者也没有那经济实力支持自己出去玩，买几本书，基本就把一个月的钱花光了。还记得当时为了学英语背单词，不得不买了一个砖头录音机，98元一个，是好几个月的工资呢！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是工作满5年带工资上大学的，每月是38元，因此在同学当中还属于富裕的。而有的同学是从农村来，家里贫苦，每月只能靠六七块的助学金生活，十分困难。
学校的总体环境也很艰苦，除了教室紧张外，也没有饭厅，我们都是打了饭，就在院子里找个地方蹲在那里吃，后来才慢慢修建了食堂饭厅。宿舍资源也不足，我在人民大学时住在红一楼，上下铺，7个人挤到一个小屋里，房子很小，有些闷。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同学都能住上宿舍，在北京的同学只能走读，白天上完课，就要骑着车子回家，每天来回跑。
但是，困难的环境并没有困住我们学习的热情，艰苦的条件更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好好学习。我们的学习氛围特别好，同学们热情高，老师讲课也讲得扎实。总之，那段学习生活十分愉悦。
学校里有很多知识渊博、学问高深的教授。我有幸听到了很多著名老师的课，像胡华教授、冯其庸教授等。还有我们系的几个老师，比如韦庆远教授，他是做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学者，学术成就突出，著作等身。
大学4年间，我与很多老师的关系都很好，一直到现在，我们见面也很熟悉。其中，我与班主任王德俊老师关系尤其好。在大学时，他就十分关心照顾我，对我帮助很大，我们很亲近。后来，他调到我的工作单位中央档案局做报社的主编，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就一直互相关照着、扶持着，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我就会向他请教。可以说，我们的关系不仅是师生，更是朋友，从师生情变成了一辈子的友谊。
总之，所有的老师都很认真负责，关心帮助学生，和宝荣老师、韩玉梅老师、陈兆武老师等都让我不能忘记。我认为人民大学档案系的老师都是平等地对待学生，支持学生的学习，鼓励学生的大胆探索精神、首创精神：你有想法可以提，你有文章我帮你发表，你有译著我帮你校对。在这样积极开明的指导下，我们学习更加积极热情了，有很多同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大学期间，我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翻译过一些外国的档案学文章和著作，黄坤芳老师、韩玉梅老师都一篇一篇地帮我校对。后来，我的这些文章得以在国内的期刊上发表，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他们，也觉得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我上大学时曾在档案学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其中也和老师们的尽力帮助和支持分不开。当时是陈兆武老师、和宝荣老师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认为我写得很好，就直接帮我推荐到专业刊物上发表。我自然感觉很兴奋，作为一名学生就能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是很难得的。这也更激励我不能放松，不能辜负老师的帮助与鼓励。
师生关系融洽，同学间相处得也很好，留下了很多共同的美好回忆。我们班曾在2012年出过一本回忆册——《青春从未远去》，以纪念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78级入学30周年，里面记录了我们班很多有趣的事。确实，我们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班集体，同学们的年龄差距、职业差距很大。刚入学时，最大的同学32岁，最小的只有16岁，平时年龄大的同学照顾着偏小的同学，像哥哥照顾弟弟，是一个大家庭。另一方面，我们的职业经历千差万别，有插队的、当兵的、卖豆腐卖菜的、做工人的……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每个人提出的看法角度都不一样，这时候总是火花碰撞，十分激烈，一番讨论后每位同学都收获很大。
总的来看，我认为自己大学四年收获很大。在老师的尽力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下，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学得很扎实，为以后参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收获了真诚纯粹的师生、同学情谊，结下了一辈子的友谊。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和老同学们聚在一起都会特别亲切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我所经历和参与的档案部门的3件大事
“文化大革命”10年后，各项工作都开始恢复正常，档案工作也开始重建，全国各地都很缺档案人才。而人大档案系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档案系，所以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分配比较顺利。我是被分入中央档案馆，自此正式进入了档案领域工作，主要进行档案的保管、编目、编研工作。档案保管，就是把档案收集、保管起来，能为后人所利用；档案的编目，就是将资料分卷整理，便于查找信息；档案的编研，就是把珍贵的档案从历史档案中发掘出来，能为现在的工作进行服务。
我很喜欢档案工作，也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中央档案馆是保管党中央档案的地方，直接归中央办公厅领导，而我能一毕业就来这里工作，感觉很幸运也很难得。于是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从科员到处长再到司长，三十多年的档案工作，每天都严谨办公，不放松自己。
自2007年1月，我被任命为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司司长，一直到2014年年底，我在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司司长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8年，其间经历和参与了3件大事。
一、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后的档案应急响应机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强烈地震，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强烈地震。这两次强震给灾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伤害，也给灾区档案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两次强震发生后，国家档案局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由副局长李和平、技术部主任王良城和我组成工作组，紧急飞往灾区。飞往玉树时商业航班已经停飞，我们是拿着抗震指挥部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与专业抢险队和医疗队一起乘坐专机抵达海拔4000米的玉树高原的。我们工作组的任务是了解档案及档案馆设施受损情况，慰问遇难档案人员家属，与地方政府协调档案部门的灾后重建。汶川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是北川县档案馆，两名工作人员遇难，馆库坍塌，所有档案被埋。为防止疫情发生，北川县城实行了最严格的封城，禁止任何人进入。经过与当地政府协商，特别是张仲仁老局长的攻关，6月19日解放军和武警第一次破例进入北川县城挖掘被埋档案，先后三次挖掘出7万卷。根据工作组了解到的情况，国家档案局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协调，将四川省41个灾区档案馆和青海省玉树州县2个档案馆纳入了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并组织全国档案部门对灾区各县档案馆实行对口支援。这两次大地震后启动的档案应急响应机制，使我有机会在第一时间目睹了灾区人民的苦难与坚毅，体会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大灾大难时的巨大优越性和国家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两次应急赶赴灾区的经历令我始终难忘。
二、“中西部县级档案馆建设规划”和新疆与四省藏区援建规划中的档案馆项目
2008年8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对于档案部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在做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后，2009年7月14日，我陪同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专程来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负责投资工作的穆虹副主任、投资司王晓涛司长进行工作会商，敲定了中西部县级档案馆建设规划的投资项目。这个项目计划在2011年到2020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中央财政投资110亿，为2066家中西部县级档案馆建设新馆库。与此同时，我又找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彭森副主任，请他帮忙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省藏区的十余家档案馆纳入了国家援建规划，共投资8个多亿。这两个规划的实施，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档案部门投入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投资项目。为了抓好项目的实施与督查，几年中我先后跑了近400个县，每到一地看选址、查工程、核数据。对那些不及时提供建设用地、配套资金不到位、设计面积不达标的地方，处以通报、约谈、撤回投资等处罚。为这两个项目我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因为既然命运把我推到了这个位子，又赶上了“4万亿”计划的难得机遇，使我有可能为档案事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就要担当起来，没有任何理由推诿懈怠。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两个项目自实施以来至今进展顺利，预计到2020年将如期完成。201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曾刊发过我的一篇文章《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档案馆体系》，既是对这件事情的肯定，也是一份真实的记录。
三、“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2014年2月26日，我和国家档案局外办副主任王红敏到外交部参加会议，主题是如何应对日本方面提出的“神风敢死队”申遗问题。会议决定，启动“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国家档案局领导指定由我司牵头组织这项工作，我们随即召开了有关档案馆领导参加的会议，做出工作部署。我们是抱着“背水一战”的信念投入工作的。一面是30万南京死难同胞的冤魂，一面是日本侵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和日本政府否认历史的蛮横。此刻，我们是代表民族、国家、历史为人类的良知和正义而战。那些日子里，我们进入超负荷工作状态，组织论证、撰写、修改、翻译申报材料，反复核对数据。申遗成败的关键是评委的理解和认知，我们利用部分评委来华开会之机，请他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人类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本性和珍视生命与人权的价值观是相通的，一些评委在南京大屠杀情景展示面前掉下了眼泪。2015年10月7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的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获得通过，正式列入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日本侵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被永远地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档案工作给我的财富
回忆起来，我对自己的档案工作生涯，很知足，很满意。
因为档案工作本身是一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工作。尽管档案工作在社会上受了解不多，但其实是一个很必要、不可或缺的行业。国家是一个大机器，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档案保存人类活动的记录，包括整个国家运转的原始记录。档案是一种人类文化的记忆，也是全世界共同的事业。
我一直认为，看档案就是看历史、看人生。档案当中记录了最真实的资料，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能接触到这些最真实的案例、记录，其中就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起起伏伏。观看这些资料得到的体会和人生感悟，是一般人很难得到的。在看档案时，能得到很多人生教训，历史上有的人位高权重时为了一点利益，把握不住自己，触碰了底线，结果下场很惨。所以我在工作岗位上，即使主管分配着十几个亿的时候，也对自己丝毫不放松，绝对不会犯错误。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文章中讲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选择职业时应该将个人的完善与社会的美满统一起来。而档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档案工作很适合我，让我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我热爱档案工作；同时也对国家、对社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觉得自己在多年的工作中，做得很有意义、让我一直很骄傲的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一是发现毛主席在八大上推荐邓小平同志进入党中央领导层的珍贵史料。
在1990年、1991年前后，我部门接到一个为党的八大出一期专辑刊物的任务，在那时，我翻阅了很多有关八大的历史档案，研究档案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则毛主席在八大上的讲话，是一篇用铅笔字和钢笔字书写的会议原始记录。内容是关于毛主席在八大上介绍邓小平，要将邓小平从西南局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档案记录显示，毛主席向全党介绍邓小平，说邓小平能力很强，我们决定把他调到中央来工作，任我们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推辞说，自己以前当过秘书长，还是做秘书长，对于总书记职位不太习惯。毛主席又说，总书记和秘书长在英文当中是一个词……档案记录很长，意思是说明小平同志能力很强，应该到中央来工作，我们全党要接受他。于是，邓小平自八大开始进入了中央的领导层，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成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我看到这个档案记录时，心里一振，很兴奋，觉得这是一份珍贵的史料，能够说明邓小平同志是怎么从一个地方的领导，变成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于是，我就立马着手和另一个同事共同把这段资料整理出来，上交给领导。领导也很兴奋，认为这个资料很重要：毛主席的推荐意见，对于了解邓小平是怎样成为中央领导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经过商讨，我们将原始档案与整理后的文字，一起上交给了当时中央书记处负责档案管理的胡乔木同志，由他亲自做了文字校对后，终于作为一个正式的稿子发布。
这段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推荐资料解决了党史研究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即考证清楚了邓小平同志是怎么从一个地方领导变成一个中央领导的，毛主席是怎样认识、评价与推荐他的。而且，同时毛主席还推荐了陈云。这两个人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怎样进入这个领导集体的，在这份档案中得到体现。这份材料的内容被中央党史研究室写入了党史正本，邓小平同志去世的时候，讣告和悼词当中也都引用了这段资料，以说明邓小平同志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因此，这件事也一直让我很骄傲，档案工作的意义，就是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找出有价值的东西、对国家有用的东西，为现在的工作服务。
二是撰写《伟人之初：周恩来》。
我的工作使我能够接触到很多最真实的资料，其中我读过很多关于周总理的档案。我依靠这些档案为周总理写过一本书，叫《伟人之初：周恩来》。这本书讲述了周恩来从出生一直到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宣传周总理的成长经历很有意义，对现在正处于青少年时代的同学们来说也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周总理应该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这本书曾经荣获中宣部的奖，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比较好。
通过档案看周总理的一生，我们发现周总理做什么事情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慎负责，以这样的精神去做工作，为人民服务，才成为了人人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的这种精神也给我个人很大的启迪，鼓励我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不要投机取巧。
三是主编《初心——共产党员纪念册》。
这本书是2018年6月出版的，体系和内容按档案学原理设计，真实再现了共产党员一生的经历，提醒党员们时时不忘初心。本书精选了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郭汝瑰、甘祖昌、雷锋、邹韬奋、谷文昌、麦贤德、钱学森、杨善洲、黄大年、黄旭华、梅兰芳、李雪健等共16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展现其在成长之路、信仰追求、齐家修身、不忘初心等方面的感人事迹。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鸣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这本纪念册，是出版方尝试着把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与每个党员思想建设的个体基因有机结合起来，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熔铸在每位共产党员的成长之路上。“如果每一位党员都能怀着敬畏之心认真填写这本纪念册，留存自己的红色档案，并在人生每一个节点上认真反省激励自己，那么，短暂的重温就能变成一生的相伴，使入党初心与党员的成长如影随形。”
《初心——共产党员纪念册》出版不久，曾作为入党纪念品赠给牛犇老艺术家，老艺术家摩挲着封面，迫不及待翻阅起来：“纪念册非常珍贵，不仅提供了很多学习榜样，还为珍藏者留有足够的书写空间，可以写下入党感受、粘贴面向党旗举起右臂宣誓的照片、抄录入党志愿书，时刻提醒自己不忘责任担当，走好未来的艺术之路。”
回首30多年的档案生涯，心中充满激情、敬畏与感恩。电影《无问西东》中有一段问话：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我的回答是，当然，我依然选择档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