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会
人物简介 浙江绍兴人
◎对人大心向往之
我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市的嵊县（现为嵊州市），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出过不少名人。在上大学之前，我既当过兵，也在工厂工作过。我先在军队里度过4年岁月，服役满期后我便退伍，去了一个工厂工作。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从小有大学梦，然而那一年我并没有参加。那时候的我已经25岁了，感觉自己岁数不小了。按照家里的说法，这是个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所以家里人一直给我介绍对象要准备结婚。到了1978年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和朋友被大学录取了，我非常羡慕，我自己从小学习成绩也比较好，因此我还是想去上大学。所以上半年的时候就下了决心要参加当年的高考。实际上那个时候我的复习时间比较紧张，幸好我原先就有一些基础，并且部队期间也一直坚持学习。由于我写作不错，语文这方面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我就跟一些朋友商量着去参加1978年的高考。我很幸运，考的成绩挺不错的。
为什么我选择了人民大学呢？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把北大、人大和清华这3个校园都走访了一遍。那个时候一圈转下来，我就特别喜欢人民大学，一到人大门口，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几个字就觉得非常亲切。那时的我还在读初中，我就想以后要考大学的话就一定要考中国人民大学。高考复习的时间很紧，并且我对自己的能力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水平也没有明确的定位。所以当初只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那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考进大学。我们那一年是成绩公布以后再填的志愿，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我坚持自己心中的想法，毫不犹豫将第一志愿填为中国人民大学。这整个过程究竟是如何的我也说不清楚，冥冥之中我觉得自己就应该是上人大的，幸运的是最终我被人民大学录取了。
◎在人大的岁月
被学校录取后，我是贸易经济系。在人民大学的这几年，我深深地感觉我跟这所学校的精神是融合在一起的。在母校70周年校庆捐赠仪式中，我为母校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在捐赠仪式中，我感谢母校能够给予自己此次珍贵的捐赠机会，能够为母校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是我的荣幸也是一直以来的心愿。
因为我当过兵的缘故，所以早在1974年就入党了，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除了政治方面表现良好，我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1979年，北京市第一次评选市级三好学生，分配到学校的名额很少。那时候，市级三好学生相当于市劳动模范，当初的不少报纸都有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两个系才有一个名额。我们贸易经济系就出了一个，我后来被评选上了。市级三好学生是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的，当初出席这个颁奖典礼的有国家副主席王震、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还有我们的老校长成仿吾、郭影秋。开会之前，学校领导还在人民大会堂旁边的一个厅里边接见了我们，给我们讲了很多鼓励性内容的话，我备受鼓舞。在人民大学读书的这四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这件事情了。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这么一次会议。
在校期间我上过这样一个老师的课。老师的名字叫雷正孝，他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专家。那一堂课我去得比较早，但是教室窗户外面都站满了人。他讲的是人生的自我设计，不少内容和理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超前的。当时他提出来：对于人生，要自己去设计，自己去规划。那时，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我们国家对于就业方面都是统一分配的，想要自我设计是很困难的。但在内心中，这个讲座对我后面的事业和人生的路，还是起了微妙的作用。
我是南方人，到北京很不习惯。当初我们大学生的月粮食定量是36斤，36斤的定量分成3个部分，大米9斤、高粱7斤、面是20斤。面和高粱我吃不惯，但是9斤的大米又吃不饱。幸好有些同学愿意把他的面票给我换米，而高粱票是换不出去的，因为没有人要。
我之前在部队待过四年，每天锻炼，早上起来都是先全副武装跑10公里，才回去吃饭，所以身体特别棒。那时候，在人大的体育课中，有几项需要达标。半年后，学校统计下来我们班是比较糟糕的，43个人就我一个人达标了。但是到了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身体免疫力就下降了，因为我从小有支气管炎，而且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这对我的健康非常不利。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跟家里人商量好了，为了身体健康不能留北京，我坚决要求回南方。
◎商海沉浮
当初我们分配工作，总的工作分配原则叫“全国统一分配”，简称“统配”。在统配之前，有一个优先录取的单位，他们到各个系去选人，要等他们选完以后才能进行统配的工作。这些单位中有很多国家机关和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机构。那时，优先录取单位看到我是北京市市级三好学生和8年党龄的老党员，对我非常感兴趣，但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还是要回浙江去。
最后如愿以偿回到了杭州，当时我被分到了浙江省丝绸集团，也是一个很好的省级机关单位。那时候我们人大的学生分到丝绸公司，按照当时的情况是属于分得不怎么好的，被分到政府机关的更多一点。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要当官，想从商，因此去了丝绸集团我是很高兴的。
我非常喜欢丝绸公司的工作，因为跟外贸有关。贸易做进出口，思考如何将中国丝绸发扬光大，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正好这个时候，浙江省要在深圳去设窗口企业，于是丝绸集团就决定在深圳组建一个印染厂，通过引进意大利先进的设备技术，来改善我们民族工业技术比较落后的局面。公司的副总找我谈话，我一听这个事不错，就应了下来。后来我被派到深圳，在那里的中外合资企业做董事。1983年12月，开了第一届董事会，成立了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那时候我31岁。
1984年，深圳的格局是什么样的呢？按照国家想法是要做窗口，但不同人对窗口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大多数的人，都是把国外的零件进口到深圳组装，再把产品卖到内地。这之中又以电子产品为主，也包括“三大件”。比如说三洋电视机，这个品牌老早就在深圳落户了，它做的彩电生产出来就内销，包括洗衣机和比较小件的838计算机。这些当时在国内都没有，都是通过一些进口零件生产组装然后内销，甚至有一些是直接走私进来的。我们去了之后将整个格局改变了。我们使用国产的原材料，应用国外的先进技术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然后将其出口。做这个事情的，我们是第一家。那个时候公司让我去向深圳市领导汇报这件事，我汇报时，深圳很多的领导都惊呆了，很多人没想到事情原来还能这么办，因为正好反过来了。
我们的这个合资工厂属于浙江省丝绸集团的窗口企业，当初做出口，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去公司看了以后，马上就准备大型研讨会，题目是“内联企业如何外向”。我是被他们邀请去做演讲的，在研讨会上我做了汇报，将他们的整个思路做了很大的调整：把国产的东西通过深圳引进技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出口创汇。原材料、劳动力都是我们自己的，再通过引进技术，然后开辟出口渠道，把我们生产的产品卖向全世界。那次研讨会以后，深圳大学也邀请了我去讲课。
华丝后来发展壮大，我做到了副总经理。1984年，当时企业希望我去独立再办一个丝绸服装厂。董事会原本的想法是进一步开印染厂，没有想到要做服装。我过去后，下半年去香港考察看了很多工厂，发现香港的整个生产总值里，服装生产量占30%，比重非常大。这让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因为香港并不具备服装生产和出口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做服装出口有3个必要条件：一是廉价的劳动力，服装出口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个香港并不具备，香港的劳动力一点都不廉价，员工的工资高我们10倍到20倍；二是充盈的纺织品原材料，这也是靠内地运输过去的，那内地原本应该更具优势；三是交通运输条件，这个是香港具备的，同时深圳也具备，香港仅仅只具备这个条件而已。
所以我回来以后，给董事会写了一篇报告认为在深圳发展服装工业大有可为。董事会开完以后马上同意了我的说法，表示支持在深圳办服装厂。所以我们当初就办了一家公司叫红牡丹丝绸服装有限公司。那个时候我只是做董事而且还在华丝企业做副总经理，后来做得非常好。后来跟招商局合资我们又设立了一家敦煌服装厂，应该说敦煌服装厂那一段是我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
以前做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香港纺织品经销商，包括丝绸，我们当初在香港地区有10个经销商，给了香港商人很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去开拓国际市场。我们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对港贸易，卖到香港就完事。而当初自己年轻，却一直在思考怎样越过香港地区，直接出口到美日欧呢？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个日本客商要来我们这里参观工厂，想洽谈出口的业务。这个公司是伊藤忠商社，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企业。因为当初在出国考察的时候，我去找他们，双方交换了名片，并且我当即招了一个日语翻译，要他介绍我们的公司，并了解对方企业的要求，看看能不能让他们不通过香港，直接与我们合作。以前我们是渠道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而且语言障碍不存在。我自己也会日语，但是我们还是请了更专业的翻译。很快，出于双方的利益他们就决定来看看，他们对我的报价比较满意。第一次来的是一般职员，第二次来的就是高管级别，直接和我谈出口的问题。他们的订单需求量非常大，而且要求非常严格。这个过程很漫长，伊藤忠商社要培训我们达到一定的水准，然后才会把订单下给我们，所以派了三位专家进驻在我们的厂里。这三位专家每天早上先到我那里问候，后来我发现伊藤忠商社其实也在考察我们，比如上班时间是否有迟到早退。一段时间以后日本总部就来通知说，他们一个在下单之前负责考核的最高领导要来，要我们做一些准备。我看了他们的提纲非常细致，对我这个总经理的要求从仪表穿着到产品管理都更为严格。他们从言谈举止到专业技术，都是一项一项做的，但还是以技术分为主。他们回去不到一个星期，来通知说考核通过了，要开始下单了。这单很大，而且我们马上就可以扩大生产，利润非常高。
我报的价格是留有余地的，本想着给他们留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想到他们根本不还价，因为香港那边报价比我的报价高得多。对于我当时做的这件事情，市政府是非常认同的。市政府和招商局的人几次到我厂里，说这个小朱年纪很轻但是很厉害。当初我那个厂，初期投资投了400万元人民币，头一年挣了2000万，人均创汇、人均利润在深圳市乃至广东省都是第一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伊藤忠商社的社长要来视察，和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一行先去看了印染，然后再看我们工厂，看完以后在我的会客室里边坐了下来。书记就问伊藤忠商社的社长：看了两个工厂有什么样的感受？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书记先生，到了东南印染厂我的感觉是在苏州，到了敦煌服装厂我的感觉是在日本。”全场记者那么多人，第二天深圳各大报纸全篇报道了这件事。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激动的，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那段时间，各种荣誉朝我奔来，荣获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称号，还获得了1989年广东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那时，我们的工作方方面面得到了认可。
然而好景并不长，1994年国家开始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对我们企业，却是使我们变得非常糟糕。由于我们的成功，很多人都想到深圳去搞服装出口。创办服装厂的特点是：门槛很低，投资不大，规模可大可小。那个时候全民办工厂，深圳从我们一家两家到最后有6400家服装厂，产能肯定是过剩的，最后出口被压缩，就变成了抢订单。抢订单产生的结果就是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的结果就是价格越做越低，利润越做越少。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初一套丝绸做的运动服，一套是24美金，成本12美金，美国人很喜欢，所以订单很多。第一个和我竞争的是我自己招进来的徒弟，他跟着我干了几年业务，后来他自己办了一个服装厂跟我们抢订单。因为我的客户他也认识，他就直接找我的客户说他也办了工厂，能不能给一些订单。于是客户把我做的单子让他报价，他报价16美金，我报价24美金，客户悄悄地就把订单给他。之后我发现了，骂了他一顿，那天他被我说得哑口无言。但是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了，最后，价格一路跌。我们最后一批订单是13.2美元，只有10%的利润。客户最后问我能不能做，我说做不了，因为我们12美元成本，何况宏观调控了以后不能随便贷款，融资的成本很高。所以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也就倒闭了。
1997年我经历了人生的低谷，那个厂办不下去了，我就把它停产关掉了，当然这个也是股东同意的。在经营过程当中，我个人跟一些银行和企业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公司老总为了帮我，把一些资金借给我。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讲非常郁闷，而且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因为担心按照破产处理有一些人会被追究责任，所以还是选择了停产处置债权债务，整体来看，亏损大概有3000万元人民币。
那时我已经去深圳大概13年了，在这期间，赶上炒股大潮，当时我刚好有银行存款3000万元人民币，但也是非常犹豫。这3000万是否拿出来，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想明白。后来我下决心，钱是身外之物，钱不是最要紧的。所以我就把这些钱全部拿出来，把所有的该还的债务全部清理干净。
然而客户对我非常好，一些客户仍然找我，要借钱给我再办一个服装厂。那个时候我已经移居香港了，以港资企业身份在深圳设了一个工厂。当时投资不大，才200万元人民币，一听说我办厂了，我原先的那些员工和技术骨干全部回来了，客户一看这个阵容，都很愿意把订单给我。原来的香港客户也是一家上市时装公司，公司的老板找我，给了一笔利润丰厚但是要求比较高的订单。后来，我第一个月就把300万挣回来了，于是把两百万的钱还掉。慢慢地，我和我太太一起将服装厂做了9年，也把3000万挣了回来。
制衣行业是经久不衰的一个行业，但是这个行业技术含量并不高，文化要求更不高。到后来我考虑必须要做一些调整，想做点别的事。后来我来到北京，人大的校友也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我的同班同学贾放是当时信达的总裁助理，梅兴保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他俩建议我做不良资产处置服务商。于是我就跑到老家，很多人听说我要做不良资产处置服务后便报了名帮我。我从3000万一下子集资了4个亿，有7个股东，占股最多的人做董事长，我做总经理，成立了大连东方安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子公司，开启了我的第三次创业。
从制造业到类金融，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校友之间的一些感情，尤其是感情维系所产生的业务上的一些往来，对我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行业，对我个人来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2006年正式注册公司做到现在，我们为国外的一些基金连续做了好几个资产包，我们主要做服务。去年财经杂志还有一个不良资产联盟做了一个评比，在全国评了十大优秀投资机构和十大优秀服务机构，在十大优秀服务机构中我们被评为全国第一名。现在房地产调控形成的房地产业的不良资产，比如烂尾楼，还有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一大笔出口企业的业绩下滑和部分企业慢慢倒闭，也为我们整个的不良资产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业务。
2013年，浙江爆发经济危机，产生大批不良资产，所以我应邀到浙江开了一家分公司，开始从浙江做到上海，现在又做到成都、北京。这个市场越来越大，可以说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时代。
◎自我回顾与反思
回顾过去的人生，其实我也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因为我的性格就是适合经商的。我的人生感悟就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太多了，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所谓的“小人”，搞得大家不团结，但我信奉“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只有这样的文化，一个社团或企业，才能够和谐发展。我在公司也经常谈这个观点，谈宽容、包容，因为只有非常团结的一个团体，才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团体。这是我这些年最主要的一个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