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历史性：经济和谐论批判
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有模式，马克思会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出发进行理论建构，要涉及的就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相关理论进行摘录和评述。在此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待经济危机的态度无外有两种，即“掩盖”和“正视”。前者的“典型代表”[1]是巴师夏，他认为经济危机是经济规律自然和谐的一种表现，只要发现和排除扰乱经济规律正常运行的因素，就能很快消除经济危机；后者的典型代表是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他直面经济危机在流通领域的各种表现，主张用改革货币制度的方式消除经济危机。
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两者，他首先批判的是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后者主张经济规律在自由发挥作用时的自然和谐，并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各种使经济规律不起作用的因素，如掠夺、战争、奴隶制、神权统治、垄断、政府剥削、假博爱或共产主义等[2]；认为经济危机只是一种表象，其存在性不是对作为本质的经济规律自然和谐的否定，而是一种反面证明或肯定。“因此，不仅要在其庄严的和谐中阐明社会范畴的自然规律，还必须指出使这些规律不起作用的那些扰乱原因。”[3]这种掩盖经济危机实质的做法，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颇为有趣的是，巴师夏的论证结构居然与其理论对手蒲鲁东[4]论述经济范畴的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5]。对于已经在《哲学的贫困》中彻底批判过蒲鲁东的马克思来说，批判巴师夏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以致他最后出于不屑[6]而终止了批判。
（一）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的和谐
从文本内容来看，马克思从哲学历史观出发，以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为前提，结合批判作为巴师夏理论先导的凯里学说展开了论述。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对凯里的经济和谐论做简要回溯。
凯里的经济和谐论是在其熟稔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发展现实[7]的基础上完成的。他认为，英法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环境差异和地理差异，决定着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适用于美国。于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构建新的经济理论，就成为凯里的主要理论任务。同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一样，凯里的批判和建构也始于价值理论这个全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凯里提出了再生产费用价值论，即价值的源泉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本或劳动牺牲而不在于包括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成本。生产的动态性决定了劳动的创造能力的变化，使得后者因不稳定性而无法成为价值的标准。具体而言，劳动的效率会随着经验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而不断提升，导致生产同样的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断减少，或者同等的劳动量所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加。也就是说，“产品的价值不断在下降，而人的价值则不断在提升”[8]。
价值决定因素的变化，必然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以李嘉图级差地租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优等土地的有限和人口的无限增长，使得劣等土地被耕种与劳动报酬降低，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收入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而这三大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直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和谐现象迭生——势必遭到凯里的批驳。级差地租论只适用于工业资本反对《谷物法》的时期，并不符合19世纪美国的现实情况。此时，土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资本，地租和利息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它们都产生于自然支配人类和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冲突中。起初，一块土地在一个新的国家中是不具有价值的，伴随着对它的改造和它因交通改善而更靠近市场等，它才逐渐获得价值。要言之，正是投资于土地上的资本才使得它有了价值。况且，美国的情况与李嘉图所论述的耕种从优等土地转向劣等正好相反：受位于河床下游的较为肥沃的土地极易遭受洪灾而绝收的影响，美国人最初在靠近山顶或半山腰的较为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从而导致已耕作的远不如未开垦的土地要肥沃。此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需要，既提升了贫瘠土地的质量，也提高了肥沃土地的开垦率。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就不可避免地提高，社会财富进一步增加和积累。在人口和财富共同增长的同时，人的思想也会不断进步，并趋向联合与和谐，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和谐与财富增长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趋势。
不同于从结论出发批判李嘉图级差地租论，凯里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始于论证其理论前提的不可能性。他不否认英国社会中各种贫困惨状的存在，而是反对将它们作为如下前提和结论的事实依据：人口所呈现的几何式增长始终要快过生活资料所呈现的算术式增长，从而导致工人的工资降低和生活恶化，人口进一步减少。现实中和理论上不符合上述前提的事例比比皆是：自然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人类生育能力的变化，这说明人口的再生产速度是可变的；英国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工人真实工资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的现象，这说明社会的贫困惨状不能全部归因于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可以提高个人发明量及其实际应用速度，这说明人口增长的规模及趋势有助于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人均产出的增加；人类的机体和机能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在大脑功能不断完善的情况，其再生育功能可能会持续下降，这说明只从动物性的角度来阐述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是不合理的；等等。由此可见，人口状况不是受某种天意的摆布以呈现出几何式增长趋势，而是基本上受人为控制的，以致人口增长可以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质言之，马尔萨斯所代表的作为满足人口需要的人类社会制度的各种理论表现是亟待修正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口增长会随着交往增加、资本增长和技术提升而产生更多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伴随着文明进步而产生的替代规律作用，会使得人们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大为降低。
凯里批判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根本目的是强调再生产费用价值论的合理性，进而论证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是趋于和谐一致的。就他所观察到的19世纪美国经济现实而言，各个阶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普遍获益，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水平甚至要高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从再生产费用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日益改进和完善，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生产一定的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日趋减少，过去一定时间的劳动现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劳动在社会再生产费用中的份额日益扩大，资本所占的份额相应地日益缩小；工资会随着劳动价值的增加而不断提升，利润会随着资本价值的减少而不断下降；工人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得份额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在增加，资本家的绝对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其相对量却在减少。这样一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也会逐渐减弱。此外，由于土地可被视作一种资本，所以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工人的份额在比例上和数量上都得到增加，资本家的份额在数量上增加，但在比例上较少。这个规律总是要使人们处在平等的境地。”[9]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类生产要素的非对抗性，可以为社会各阶级的合作提供真正的机会，进而产生更多的职业和产业，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和谐发展。
用经济的和谐破解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美国社会现实的矛盾当然绝非易事。首当其冲的就是现实中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如工资并没有不断上涨、资本家的财富积累速度不断上扬等。凯里将这个现象归结为政府的一系列不正当政策，后者影响着经济和谐规律的正常发挥。只需改变或废除这些不正当政策，就可以恢复经济和谐的秩序。
英国强势地位造成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则构成了凯里经济和谐论的另一大挑战。为此，他提出了保护关税的观点，来扭转或避免美国与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不利竞争局面，使前者能够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和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凯里指出，英国所提倡的自由贸易的实质是对经济落后国家的剥削，“在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和以农业或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10]。同样，工业主导型国家和农业主导型国家也不可能结成一种非服从的和非操纵的联盟，以及在这样的联盟下开展对外贸易以发展经济。对美国刚发展起来的产业来说，恢复与英国的贸易交往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因此，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和保护关税，既能尽量避免同英国工业的直接竞争，又能推进产业多元化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政府的适当作用始终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问题。就这个角度而言，经济学家莫里斯对凯里的如下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尽管凯里不是第一个提倡贸易保护的美国人，但他是第一个充分且完整将贸易保护融入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美国人。他不仅阐述了贸易保护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最重要作用，而且论证了国家制度在经济发展和贸易保护之间所起到的纽带作用。”[11]
（二）“一切正当的利益都是和谐的”
不同于凯里从19世纪美国经济现实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入手创立经济和谐论，巴师夏以解决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问题为起点，围绕“一切正当的利益都是和谐的”展开论述。在他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如何看待它：如果从利益的自然和谐出发，将社会问题的产生归为扰乱经济规律自由发挥的因素，那么，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办法就是不妨碍和不转移利益；如果从利益的对立出发，并将社会问题的产生归因于此，那么，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只能诉诸强制，并让人们（即自由的主体）普遍接受。要言之，人类的利益在任由其自由存在时是否是和谐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此。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它们既不否认一般的经济规律的先在性，也承认这些规律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是有分歧的，即让这些规律继续起作用还是废除这些规律。这样看来，如果证明出一般的经济规律本身没有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就不仅可以消除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对立，还能推论出经济规律的和谐及其在自由发挥作用时，会实现个人利益特别是劳动和资本的和谐一致。在对待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态度方面，巴师夏是截然相反的：前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其原理无法完全证明利益的和谐而已；后者则将原本和谐的利益说成是对立的并诉诸强制来解决对立。因此，巴师夏只需批判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2]，把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用一种“正—反—合”的方式组合起来即可。[13]其中，正题：和谐的自然的经济规律；反题：干扰性的人为原因；合题：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具体而言，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和谐地组织起来的整体，这是由经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决定的，而后者又取决于人的本质。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以人为研究课题的。人的本质在于需要、努力和满足的结合，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一个人需要的满足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努力。需要、努力和满足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只有个人经济学，而没有政治经济学。需要、努力和满足这个完整的经济现象，是按照交换这一公正的法则在每个人身上实现的，而被交换的事物或者中介环节则是努力（包括劳动在内）。这个逻辑次序具体为：单独的个人通过努力实现了需要和满足在其自身的结合，然后通过从简单易货到买和卖所组成的复合交换，最后通过信贷、典契、汇票和钞票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交易过程，扩展到全部的个人身上。因此，从经济学来说，社会就是交换。交换的首要产物是价值（概念），它是两种被交换的服务之间的关系（比率），因为当两个人互相出让各自的现时的或以往的努力的成果时，他们都是互相提供服务。效用与价值不是等同的，前者是指大自然所创造的和无偿提供的、事物本身固有的用途，后者则是指人所创造的有偿服务。“任何人都无偿地享有大自然所提供或制造的一切效用，但条件是要付出辛劳去取得它们，或者用一种等价的服务去偿还那些代劳因而提供服务的人。”[14]价值是在有偿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在需要和满足之间存在着各种障碍，人们通过努力去克服障碍的过程，就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在上述论证过程中，巴师夏确立了两个原则：交换平等（服务交换服务）原则和无偿效用与有偿服务相区分原则。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巴师夏论证了作为财富表征的资本、财产（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地产、地租、工资、储蓄和人口诸事物所带来的自然和谐，并推论出社会各阶级利益分配的和谐与经济和谐的总趋势。以资本为例，由于它是由自然要素和劳动工具组成的，所以，它的出现会使一定比例的无偿效用代替一部分有偿服务，人们付出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取产品。换句话说，随着资本的增长，社会总产品会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资本的增长又必然导致利息降低，资本的比例份额同劳动的比例份额相比不断缩小；相应地，“资本家在产品总额中所得的绝对份额增加，而其相对份额则减少。与此相反，劳动者所得的份额却在两方面都增加”[15]。可见，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和谐的而非对立的关系。同样，“价值、利息、地租、人口诸法则以及任何其他伟大的自然法则，并不像不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所断言的那样，把失调引入了这个美好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这些法则产生了和谐”[16]。巴师夏由此总结到，作为经济和谐的表现的社会化与平等化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1）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在生产中所取得的绝对份额和相对份额都日益增加；（2）私有财产直接和不断扩大共有财产，后者愈丰富，财产的不平等愈要消失；（3）自由原则使服务趋于获得与劳动成比例的、正常的价值。
既然等价服务原则导向的是平等化与经济和谐，那么，一切扰乱等价服务的因素或事物都会导致过分的不平等即贫富的极端对立。巴师夏分析说，一切扰乱因素都源于对获取个人利益的无休止渴望，它使得人们只能通过更多的和更大的满足来应付过分的需求（欲望）。此时，作为满足和需要的中介环节的努力也会偏离方向。也就是说，祸害的首要根源是人们因判断上的弱点或激情的力量而产生的错误。当这种错误出现在个体身上即只具有道德性质时，其祸害程度仅局限于个体，通过思考、试验和共同负责就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而当它扩及全部社会成员即被系统化为社会性质时，其祸害程度非常之深，仅靠提高道德水平远不足以解决问题。不仅需要人的共同责任感的发挥，还依赖构成人的可完善性事物（智慧），才能使人从错误过渡到产生福利的真理。
综上所述，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是建立在一种人性论假设基础上的，用简单的“正—反—合”的哲学方法将各种经济范畴重新组合起来，以证明经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即永恒性；再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将各种扰乱经济规律自由发挥的因素归因为人的需要的过分满足；最后，从道德领域中找到可完善性的智慧，以一种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论断，在现实中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而言毫无裨益，因而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三）经济和谐论的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
秉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哲学历史观，马克思始终从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中去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视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坚决批判将它们永恒化和超历史解释的各种做法，巴师夏的理论亦不例外。马克思首先对巴师夏做了追根溯源式的批判，直接指出后者是以凯里为依据的。马克思没有忽略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贡献，他部分肯定了他们对当时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的超越。这种超越性表现为他们意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不是一味地模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罗列既有的经济学材料或扩充个别细节，而是从其各自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来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17]。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而是从内自生的，且它的生产力的空前自由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或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因此，凯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形成经济和谐论是十分自然的。只是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不足以证实凯里经济和谐论的全部合理性。相反，凯里实际上犯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家一样的错误，只是具体形式稍有不同：他将19世纪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天然关系。
用个别性代替普遍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凯里经济和谐论的非历史性和反历史性。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对凯里经济和谐论做了逻辑和历史（现实）的双重批判。从逻辑上说，英国和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都属于“个别性”，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表现。作为英国社会生产关系理论表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本就与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不相适合。既然如此，那么“英国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怎么能真实地、清楚地反映他们所不认识的现实呢”[18]？凯里用美国的经济现实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土地所有制、工资、人口和阶级对立等理论，然后论证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孕育”它的英国社会生产关系不相符合，这是讲不通的。从其本质来看，不论是经济和谐的规律还是政府的政策行为，都是资产阶级关系的产物。凯里的错误在于，只是将经济和谐的规律看作资产阶级关系的产物，将政府的政策行为看作这种关系之外的、影响经济和谐的规律发挥作用的因素，肯定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他那里，只要“抽掉”赋税、国家垄断行为等的干涉，工资就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殊不知，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是相伴而生的，例如在美国，政府权力是同资本积聚一起增长的。
就历史（现实）而言，凯里用保护关税维护经济和谐的做法是天真的和不切实际的。撇开仅靠保护关税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不利竞争局面这一点不谈，单看凯里的理论本身就有矛盾，他一方面将政府行为视作破坏经济和谐的唯一的因素，另一方面却又把保护关税这一政府行为说成是抵制英国大工业生产的破坏力量、维护经济和谐的有力“屏障”。凯里没有看到英国大工业生产的真实作用，反而以主观解释为依据，人为地勾勒这样一条路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理论（阶级利益冲突论）→作为世界市场统治力量的英国国内经济的不和谐→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不和谐。“在他看来，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上表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等），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促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统治，并作为这种统治的结果而成为破坏性势力的那些内在关系时，他就认为是不和谐的。”[19]对于如何看待大工业生产和资本积聚的作用，凯里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执行着双重标准：如果大工业生产在某个国家内部瓦解了家长制生产，即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及其瓦解作用，那么这就是和谐的；但如果英国的大工业生产瓦解了另一个国家的家长制的生产形式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即英国的资本积聚所形成的垄断及其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资本的瓦解作用，那么这就是不和谐的。“他无论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或者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都同样是一个美国人。”[20]马克思认为，凯里不仅不懂得他所谓的世界市场不和谐只是作为被抽象出来的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而存在，而且还忘记了这种瓦解过程在世界市场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正是凯里所说的和谐的情形，即对一国内部现实关系的抽象反映。
既然凯里经济和谐论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那么远不如它的巴师夏经济和谐论亦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凯里经济和谐论尚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巴师夏经济和谐论的方法和结构则一无是处：凯里所理解的和谐是对美国经济的现实关系的抽象，巴师夏的和谐则是“彼岸”的事物，它不是基于法国经济的现实关系，而是一种想象的形式；凯里基于他所总结出的英国大工业在世界市场中所带来的不和谐现象而提出保护关税的主张，巴师夏则从头到尾都在做关于和谐的循环论证；凯里是从政治经济学本身出发，认真研究了包括信贷、地租等在内的若干经济学的议题，巴师夏则只是用最简单的逻辑形式和伦理学（人性论）语言，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重新编排了一下次序而已；凯里掌握了大量作为对现实的部分反映的经济学材料并进行整合，巴师夏提供的则是虚构的历史，且充斥着理性形式和假想形式之间的矛盾；凯里因其作为李嘉图的对立面而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理性，巴师夏则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立面（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而始终未能真正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样看来，马克思确实没必要再从巴师夏经济和谐论的方法与结构本身出发来做专门的批判了，尽管这种批判对于早已进行过类似批判（批判作为“冒牌的黑格尔词句”的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的马克思来说，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更为重要的是，凯里和巴师夏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凯里那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提出几个一般论题。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的正常现象加以想象的编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21]这就意味着马克思要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来加工他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学材料，以从根本上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建构。
注释
[1]“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其典型代表就是弗雷德里克·巴师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4］。
[2]事实上，巴师夏在《经济的和谐》中只简单论述了掠夺和战争对经济规律自由发挥作用的影响。
[3]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
[4]1850年，巴师夏和蒲鲁东曾就生息资本、无息信贷和银行信用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5]蒲鲁东的结构为：经济范畴的合理性→干扰合理性的因素→解决矛盾的办法；巴师夏的结构为：和谐的自然的经济规律→扰乱经济规律的因素→解决问题的办法。
[6]“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谐和》集庸俗之大成。只有癞蛤蟆才能搞出这种谐和的烂泥汤。”［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0.］
[7]凯里很早就仔细研读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并深受其影响。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凯里早在1835年就对模仿李嘉图理论并将其庸俗化的西尼耳的“节欲论”（将利息视作货币所有者为积累资本放弃当前消费而“节欲”的报酬）进行了猛烈抨击，撰写了《关于工资率》和《全世界劳动人口条件不同的调查》等文。1837—1840年，凯里创作了《政治经济学原理》（3卷本），在充分认清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首次对价值、分配、人口、土地、货币和价格、保护关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系统论述，完成了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的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凯里称作“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8]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2015：37.
[9]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2015：113.
[10]H. C. Carey.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Scholarly Publishing Office an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2006：84.
[11]G. F. Vaugh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Pioneering Roles of Henry C. Carey and Van Buren Denslow.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3（9）：686.
[12]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凯里和巴师夏的一个共同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13]“作为开始，我将确定几个经济学概念。借助于我的前人工作，我将竭力把政治经济学概括在一个真实的、简单的和富有成果的原理中；这个原理，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对它有所认识，并不断接近它，而现在也许是到了为这个原理确定一个公式的时候了。然后在这个火炬的照耀下，我将试行几个尚有争论的问题，如竞争、机器、对外贸易、奢侈、资本、地租，等等。我将指出政治经济学同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或者不如说同它们之间的和谐，并谈一谈个人利益、财产、共有财产、自由、平等、责任、连带责任、博爱、统一这些词所表达的严重问题。最后，我将请读者注意人类社会和平的、正常的和渐进的发展所遇到的人为的障碍。从和谐的自然规律和干扰性的人为的原因这两个观念中，人们将推论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3-44.）
[14]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商务印书馆，2009：230-231.
[15]同①218.显然，巴师夏的这一提法借鉴了凯里的再生产费用价值论。
[16]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97.
[17]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18]同①7.
[19]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0]同①10.
[21]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事实上，凯里直到最后完成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时也没有克服这一致命缺陷。从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社会科学原理》（3卷本）的部分章节目录中可见一斑：“论价值。第一节 价值概念的起源。价值尺度。价值取决于再生产费用。第二节 价值概念同比较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每当联合和组合的力量变得更加完善时，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品的价格便下降。第三节 每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时，人的价值便提高。第四节 再生产费用的减少，必定引起为使用生活必需品和物品所作支付的份额减少。价值的定义。第五节 价值概念依附于哪些事物之上？这些事物为什么具有价值？它们的价格是多少？第六节 亚当·斯密同其他经济学家在价值的源泉问题上的不一致。土地及其全部组成部分和产品的唯一源泉。分别表现于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中与土地上的价值相关的现象。第七节 分配规律。它的普遍适用性。第八节 全部的价值都只是大自然给人们获得其渴望的东西的障碍的尺度。第九节 所有的事物都要趋向于对人的有用性。事物有可能成为这样，人必须有能力掌握这一趋势。效用是人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尺度。而价值则是自然战胜人的能力的尺度。”（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2015：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