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
自写作《巴黎手稿》到《伦敦笔记》为止，马克思在长达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形成了一些研究模式和批判手法，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1857年8月底，马克思在笔记本M中写下“导言”，详细地论述了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标志着其“原本批判”旧有模式走向终结。然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并没有摆脱旧有模式的影响（这符合一个思想家的真实思想历程，而且他本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在1857—1858年间是不断变化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这两个部分是以《哲学的贫困》为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和深入。在具体解读这两部分手稿的内容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做简要回溯。
（一）从遭逢现实问题到寻求变革出路
结合本书导论部分的内容，综观马克思本人所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中遭逢的复杂问题是激发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因素。马克思首先做的是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和解决上述现实问题。他会为此圈定所读书目，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思路来做细致的摘录或者扼要的评注。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一些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的阐发上，与“当前的经济事实”存在着许多不相吻合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马克思一方面阅读和摘抄更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进行对比与辨析，以证实它们是否为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结合逻辑论证和现实分析尝试破解这些问题，并形成较长篇幅的阐释。通过这样两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借助并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提升了自身对复杂现实问题的理解，而且指明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或社会变革的根本性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工作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往往呈现出循环的方式：他在遭逢新的现实问题时经常反复研究和摘录同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对同一个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做出深层解析和多角度探究。简而言之，遭逢现实问题→研读他人的著作→分析和批判他人的理论与思路→产生自己独立的思想并做准确的表述→指明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遭逢新的现实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就是马克思在系统地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前的“原本批判”模式。特别是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清算了思辨哲学的影响，建构了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从现实出发来理解人、社会和历史，在生产力普遍发达的基础上真正地实现社会变革）之后，他的研究模式就逐步固定起来。[1]而且，在这种研究模式下，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内在整合。[2]
首先来看《巴黎笔记》和《巴黎手稿》，其直接动因是遭逢物质利益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尽管阅读各种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目的是为解答现实问题，但马克思并没有急功近利，而是先通过这些著作去熟知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础理论。对于初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而言，认真谨慎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在最初阅读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以及重商学派、重农学派、货币主义信徒、李嘉图等的著作时，他都只是做了大略的浏览和简要的摘抄。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的各方面代表及其思想的熟知，马克思的摘录笔记数量开始增加，其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甚至囊括了不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以便于他从它们之间的彼此对立或互相补充中获得新的理解和认识。[3]正是经由反复的比较阅读、细致的摘录和缜密的思考，才让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见解日臻完善，写下了大量的逻辑性摘抄和评论性文字。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基于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并完成对前人理论的超越。
比如，在《巴黎手稿》笔记本I中，马克思是分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栏进行摘录和评注的，并试图“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4]来进行阐述。他此时发现，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用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要素分配社会财富并没有实现他们所说的富裕状态，反而是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就越贫穷——这正是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5]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促使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视为必然性的理论前提，而后者恰恰是需要先做说明的[6]；这一学科虽然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却不考察劳动同生产的直接关系，掩盖异化劳动的事实。为此，马克思提出要用异化劳动说明当前的经济事实，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类本质和他人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在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阐明分工、货币等范畴之前需要完成的两个理论任务：一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二是劳动异化、外化如何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7]
此外，在反思与批判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还对包括价值、分工、货币、信贷等在内的重要的经济学范畴，以及对比这些范畴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不同意义的方式，做了集中的考察。以价值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为例，马克思先是摘录了斯密、斯卡尔培克和萨伊关于价值的不同看法，然后在摘录李嘉图著作时写下了这样的评注：“李嘉图在价值规定中只抓住生产费用，萨伊只抓住效用（有用性）。在萨伊那里，竞争代表生产费用。”[8]当马克思注意到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有关于类似主题的评述时，他又将这部分内容摘录了下来。正是对价值问题的不断追问和分析比较，才使得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全面否定到放弃否定再到肯定吸收，进而为自己的价值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无独有偶，马克思写作《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也是由现实问题引入的。承接《巴黎笔记》中的《毕莱笔记》的内容，马克思继续关注资产阶级社会中英法工人的贫困问题，并在摘录西斯蒙第著作时回到了考察劳动阶级贫困现状的主题。通过摘录和对比萨伊《民族与个人的富裕和贫困的主要根源》、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尚博朗《论贫困，古代和今天的状况》和巴格蒙特《基督教的政治经济学，对法国和欧洲贫困性质和原因的考察及缓和与防御的对策》等，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规定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贫困问题带有异质性，如基督教经济学面对的是欧洲中世纪的贫困问题，而呈现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其二，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着研究者对贫困问题的不同态度与判断，萨伊、西斯蒙第和毕莱就是分别从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贫困问题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萌生出理解政治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不同体系乃至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研究构想，而这成为他接下来摘录和研讨的重要课题。
同样，对现实中贫困问题的持续关注，加之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被译作德文后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传播甚广并导致他们思想混乱，使得马克思断然与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及其最新体现者蒲鲁东决裂，“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9]。与前文带有手稿性质的著述稍有不同的是，马克思此时形成了自己新的哲学历史观，使得对蒲鲁东著作的摘录和评述成为表述其独立思想的佐证。具体而言，马克思是从“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形态必然依附于社会机体之上”“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等哲学观点出发，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进而推翻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无效性的错误论断，消除《贫困的哲学》对变革社会的现实运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批判蒲鲁东分工天命观为例，马克思是在充分认识到分工的实质（即私有财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类活动）、分工所表征的历史过程（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分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与环节中的表现形式及作用、分工的后果和前景等的基础上，直接切中蒲鲁东分工理论的要害：一是将分工视作永恒范畴和永恒规律，用“分”的观念抹杀了分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质的差异；二是没有做任何实质上的创新，只是夸大了、重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论述分工的好处时所得出的结论；三是用简单的观念或范畴来揭示分工产生有害结果的原因，人为地虚构出不同时代的分工之间的对立。[10]
至于马克思创作《伦敦笔记》的直接动因，则更为研究者所熟知，那就是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摘录和对比了图克、泰勒、加尔涅、毕希、桑顿和斯密等人的著作，从他们的国家货币学和信贷政策中找寻经济危机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的蒲鲁东和格雷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批判了他们通过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危机的错误做法。货币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事物，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才具有了普遍性，进而奴役人并同人相对峙。蒲鲁东和格雷的错误缘于没有认识到货币的本质，他们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11]。正因为这样，他们仅能认识到只有消除现行的货币体系并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自由；他们的认识只能局限于表面的流通领域，而不是作为本质的生产领域。蒲鲁东和格雷的做法是一种矛盾的幻想，他们既要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货币体系，又要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直接的交换并没有改变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个总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其存在性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先在性，即掌握资本的资本家决定着工人的命运，资本也成为一种社会关系。正是社会财富普遍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才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性变化。由此，马克思得出了讨论资本生产过程的结论，而这恰恰是“1857—1858年手稿”的一个主题。
（二）推导逻辑矛盾和“追根溯源”批判
批判与建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与之密切相联系的则是其“原本批判”的一般手法：第一，从批判对象的理论前提本身出发，得出与前提相左或与现实相矛盾的结论[12]，从而反证出批判对象的理论的不合理性，或者直接呈现所批判的理论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第二，追溯批判对象的思想先导或主要创立者，通过批判后者的方式来从根本上驳倒前者。
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斯密必然会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批判，其理论也首先成为后者“原本批判”一般手法的“试验品”。按照斯密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通过研究社会财富的主体、性质、动力机制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而到达一种财富日益增长的富裕状态。在他看来，财富的根源在于劳动，其动力机制则内在于由劳动分工、商业贸易和法制规则所共同构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基本范畴起着主导作用，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依据，而工资、利润和地租则相应地成为价值的主要构成因素。由此不难推论，对工资的所有者工人来说，社会财富日益增长是最为有利的状态，此时工人所分配的财富也会增加。但实际生活中的情形却正好相反。马克思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细致的探究：首先，财富的增长会导致工人为了获取生存资料的唯一来源（工资）而过度劳动甚至放弃一切自由，这势必会导致工人寿命的缩短。其次，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大量劳动的积累、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聚。此时，由于“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3]，所以，工人的劳动产品，也就是他们的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会被积聚到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少数资本家手中，工人最终沦为资本的奴隶。而分工的扩大则会导致工人的数量增多和竞争加剧，进而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片面的和机器般的劳动，最终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沦为机器。此外，资本的积聚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这将使得一部分小资本家破产而成为工人，从而使工人数量的增加和资本家之间对于工人需求的竞争减弱，最终导致工人之间产生新的竞争和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最后，当财富的增长达到顶点即完满的状态时，工资和资本的利息都会变得很低，工人之间的竞争会激烈到工资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而这个结论恰恰是斯密本人得出来的。由此可见，斯密所向往的社会财富日益增长的富裕状态却导致大多数人口（工人）的痛苦和不幸，“国民经济学（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14]。
在体现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全部著作中，运用一般手法最为“纯熟”的当属《哲学的贫困》。在批判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时，马克思采用的是批判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方式，他认为后者本身就有着将一切事物最终抽象为逻辑范畴的极端倾向，只学到了“皮毛功夫”的蒲鲁东的哲学方法更是漏洞百出。只要揭示出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抽象化的实质和错误，那么“冒牌的黑格尔词句”就会不攻自破了。在批判蒲鲁东关于价值二重性的解释时，马克思直接从作为蒲鲁东批判对象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本身出发来反驳其各种谬误，深刻地指出蒲鲁东只是在重复斯密所创立的“循环论证法”。[15]在剖析蒲鲁东所“发明”的构成价值的实质时，马克思指出，所谓构成价值的成因、决定因素、形成过程、作用、新特性和意义等，不过是在模仿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抽象地谈论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及其运动而已。如果说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尚且带有空想主义的性质，那么，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则更是一种“玩弄辞句的企图”。在驳斥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理论的实际应用时，马克思通过大段的引用、评论约翰·布雷的观点来暗讽蒲鲁东的理论无任何新意，他认为既然布雷的学说已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被证明是失败的，构成价值理论就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这种“追根溯源”式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随处可见，正是这种间接的和不屑一顾的批判方式彻底终结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友谊。
当然，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主要方式还是从前提出发推导矛盾，或者直接呈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不相符，且这种方式是基于他此时已形成的新的哲学历史观的。例如，基于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一根本性认识，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机器观时指出，要把机器置于历史视域中并结合现代大工业及作为其组织形式的自动工厂来考察，要将机器生产作为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非将机器本身视作永恒的经济范畴。蒲鲁东将作为“经济范畴”的“机器”界定为分工的“反题”和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新归于统一的“合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机器大生产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机器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而是劳动工具的集合。机器的真正发展过程是：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合成的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机器即生产工具的积累不是分工的否定，与之相反，这两者是彼此不可分割的。而且，机器的应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工厂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及其劳动进一步被分割。
以上内容就是关于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和一般手法的概述，接下来，笔者就要结合“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这两个片段，来论证这种旧有模式和一般手法是如何被马克思延续和终结的。
注释
[1]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后已经弄清了其新的哲学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而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成为他阐述这些基本特点的重要契机。（参见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9.）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一个典型。
[2]在这其中，唯物史观的历史性思想是观照和把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式，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并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范畴视为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而非永恒的事物。政治经济学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描述，它只有经由科学的和系统的考察（批判）才能从中找到通向未来理想社会形式的道路；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恰恰揭示出这条道路，即社会变革的前景和根本性方向。
[3]例如，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阅读英国经济学家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紧接着便阅读了德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4.
[5]“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同①156.）
[6]“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同①155.）事实上，早在《让·巴蒂斯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以评述萨伊关于财富性质和流通原理的方式表述了上述至为重要的观点：“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MEGA2，IV/2，1981：316，319.）
[7]关于《巴黎手稿》内容和结构的分析可参阅拙作：原始手稿本来面貌的直接呈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描述.教学与研究，2011（11）.
[8]MEGA2，IV/2，1981：11.
[9]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5-426.
[10]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86-294.
[11]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41.
[12]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说，“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2）。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0.
[14]同①122.
[15]例如，蒲鲁东只是在交换价值已经产生的前提下论证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由于满足人类各种需求所进行的不止一个人的生产就意味着分工已经存在，有了分工则意味着有了交换，因此，需求决定生产应该被扩展为这样的逻辑顺序：需求→生产＝分工＝交换→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8.）而斯密很早就采用这种论述方式：“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又以分工和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1981：336.）又如，蒲鲁东一方面通过确定价值尺度推导出劳动者工资的平等，另一方面却把任何劳动日都是相等的即一定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的工资都是相等的），当作既成事实来确定价值尺度。多么奇妙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