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工资固定论批判
在对巴师夏和凯里的理论做一般性评论后，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是详细评述《经济的和谐》的具体内容。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摘录和评述某部经济学著作时，很少将其全部内容做一番评论，而是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择要而行。即便是被他批判得最为严厉和翔实的《贫困的哲学》一书，马克思也是选择了分工和机器、垄断和竞争、所有权这几个经济范畴来论述，没有遍及蒲鲁东所谈论的全部经济范畴。这是因为：只有竞争和垄断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成“正—反题”，分工和机器只能勉强算是，准确地说应该是分工和使用机器。其他诸如税收、对外贸易、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和人口等，根本无法从中找到一对“正—反题”，并且除了所有权之外，都是蒲鲁东虚构出来的理论，不值得做任何探讨。出于相似的理由，马克思在讨论巴师夏的著作时，也只是选取了“工资”（《经济的和谐》第14章）进行剖析，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展开相关评判。更为重要的是，巴师夏试图通过工资固定论来调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化解经济危机。这样一来，“工资”章自然而然地成了马克思摘录和批判的核心。[1]马克思此时的哲学历史观仍偏重于阐释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他通过揭示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来批判巴师夏的工资固定论。
（一）工资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固定性的渴望
如前文所述，巴师夏是从人性论出发构建其经济和谐论的，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斯密，后者试图将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囊括到整个道德哲学体系中。在讨论工资这个范畴时，巴师夏仍然遵循“需要—满足”关系和交换平等原则，论述了工资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在他看来，工资从根本上源于人们渴望固定性和规避风险的需要，后者是人的一种有利的、道德的、普遍的和不可被消灭的自然趋势。人们热衷于谋求公职，以获取一种可靠的地位而不是公职所授予的荣誉，就是人类珍视固定性的有力证明。当然，满足人们对固定性需要的首要产物是固定收入，而不是工资；工资只是固定收入的一种特殊性规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同利润和利息一样，工资的实质是人们遵循交换平等原则而制定的一种交易办法。正如巴师夏所说：“人类交易产生了众多的办法，需用大量的经济词汇加以表达，但是利润、利息、工资这些用来表达细微差别的词却并不改变事物的实质。产品换产品，或者不如说，服务换服务，在经济观点上，这始终是人类进化的基础。这条法则对于雇工们并不例外。”[2]从其起源和性质来看，工资都是有利于固定性的。“固定性也在取得很大的进步。两种持久的现象有利于固定性：（1）人渴望固定性，（2）人每天都在获得实现固定性的办法。”[3]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缺乏经验和野蛮的时代，捕鱼、狩猎和畜牧是其中主要的生产方式；这决定着偶然性，特别是大自然的反复无常、季节变化和灾害意外所导致的劳动成果的偶然性，极大地制约着人类对固定性的需要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采取了“结社”的方式来共同承担风险。
此时的社团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的、初级的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结社行为就发生了变化。在两方共同承担风险和长期共同劳动的情况下，存在着评估风险的可能。于是，一方就给予另一方以约定的报偿，让后者来承担全部风险。这种“协议”必然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自由达成的，且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方因承担风险而获得独立经营权，另一方则得到了固定性；一方依靠“过往的劳动”即资本来获得报酬，另一方则依靠“现实的劳动”即劳动来获得报酬。这种分享收益的方式并不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是两者的共存或联合。不论协议的条款发生怎样的变化，协议双方仍将联合努力、分享收益，因此，社团不是在解散而是在变更：资本一方将得到一切额外盈利作为承担一切风险的补偿，而劳动一方将从固定性中受益。这正是工资的起源，它是与过去的劳动报酬形式不同的。由于风险是不能自行消灭的，所以，一方以承包方式来承担风险，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如果由资本来承担（风险），劳动就以工资的名义领取固定的报酬。如果劳动愿意承担风险，资本就以利息的名义取得固定的报酬。”[4]这种承担风险的承包方式，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雏形，后者产生于一种不能摧毁的自然趋势，是不同于过去的劳动形式的规定。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使固定收入分为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两个部分；换言之，利润和工资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
（二）雇佣劳动制度对维护工资固定性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阐述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过程，巴师夏将劳动者所处的状况划分为三种：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稳定性占统治地位和这两者的中间状态。他指出，雇佣劳动制度就是这个中间状态，尽管它无法确保全部的工人都被雇用，只是满足了一部分人对固定性的需要，只是使工人的工资更为平均。若缺少了雇佣劳动制度，劳动者将长期处于偶然性的支配下，人类社会就会后退到狩猎、捕鱼和农业这些雏形状态。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文明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使得人类社会从半野蛮状态过渡到现代状态。[5]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人对于地位的固定性和稳定性的需要，是无法消除的和不可停止的。劳动者决不会满足于雇佣劳动制度这个中间状态，在通往稳定性的道路上停止努力，他们创造出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这两个机构，不断完善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者的收入更为固定。正如巴师夏所说，为了满足在年老或患病而无法劳动即失业时期的需要，劳动者必须在有工可做的时候即就业时期进行储蓄。[6]然而，对劳动者个体而言，这种需要何时出现却是难以预知的。于是，互助会应运而生，毕竟由社团来为劳动者失业时期的需要提供帮助，要比将其交由个人命运来做更为有效。由此可见，互助会远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真正的“发明者”是需要，是人对于固定性的渴望，其目的在于“使满足得到普遍的取齐，把在好日子里领得的工资分摊在生活的各个时期上”[7]。
在互助会中，个体或单个行业的利益和困难成为共同的利益和困难。互助会成员处于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巴师夏据此指出，这种依存关系建立在责任的转移之上，互助会的困难正在于此。如果互助会成员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就必然会影响互助会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当互助会的部分成员最终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集资援助那些不能劳动或找不到工作的人时，他们也将因对惰性的自然倾向而变为坐享其成者，勤劳者就会被懒惰者欺骗。为了保证互助基金不被用罄，互助会需要一种监督机制，这既能保障互助会全体成员的生存，又能让他们免于受骗。这种监督机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才能得以实施并取得成果：互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是自由的、自主的但也是受限制的。此外，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即监督机制的主体是谁。政府首先是要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它只会假借集中的名义来占有一切款项。即便政府能够公正分配与合理使用互助基金，也需要包括审查员、检查员和监督员等在内各种庞杂的机构人员来维持运行。在需要和援助中间横亘着无数烦琐的手续。此时，互助会实际上就变成了警察部门。当政府增加一个新的职位、为自己擅自加上一个职权的同时，它就会增加一个新的、应对可怕后果的责任。这个可怕后果就是不断推迟对日益增加的弊端[8]的整顿，最终不得不诉诸那些思想败坏到已丧失正义感的政府首脑。若要使互助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就必须赋予其独立性，把它交由与之有关的人去管理。就像英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凡是个人利益足以自由地进行管理的地方，就无须运用政府行为加以干预，从而使英国的互助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独立性不仅能使互助会成员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且还使政府相对地不负责任，从而实现互助会的稳定性。
在互助会获得独立性后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机构中，巴师夏将退休基金会放在了首位。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每个互助会成员都希望“老有所依”，这是他们普遍、一致、强烈、衷心且自然的渴望。为了表明这种渴望的强烈感，巴师夏“设身处地”替一个工人表达了他每天醒来都会有的、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他的想法：“我年轻而身强力壮……可是，当我年纪大了或者生病不能劳动时，我将变得怎样，他们又将怎样呢？我必须克制自己，要以一种超人的力量、一种超人的谨慎从我的工资里积蓄一些钱，以应付不幸的日子……为什么没有一种社会机构，在我年轻时，甚至强迫我交出一些钱，以便拿来救济我的晚年？”[9]退休基金会源自劳动者对固定性的渴望，这意味着它必须要靠劳动者自身的“牺牲”，从固定报酬即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而不应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否则，这一机构就因丧失独立性而不复存在。除了保持独立性之外，退休基金会的建立还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一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互助会的财产不断增加；二是道德状况的完善，互助会成员具备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自愿捐款筹措资金而非诉诸捐税等强制手段迫使局外的阶级资助，更不能将退休基金挪作他用。也就是说，退休基金会的建立取决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它应该是高度文明即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下的产物。这种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进一步确保了互助会成员的收入固定性。
综上所述，巴师夏从探究工资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入手，勾勒出一个“历史结构”：劳动者出于对固定性的渴望，通过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这两个机构，不断完善雇佣劳动制度，实现从偶然性阶段向稳定性阶段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固定收入演变为作为资本报酬的利润和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这两种形式。具体如下图所示：
尽管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在稳定性方面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较为先进的组织形式，但它们给偶然性还留下了一个较大的空间。偶然性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挂在人们头上：工人只知道用劳动赚取工资来获得稳定性，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工作到何时、自己的劳动力能维持多久，更不知道自己是否获得了应得的报酬；而资本家则只知道靠资本获取利息，不知道所获得利息是高还是低。要言之，劳动与资本的现实对立仍然存在。巴师夏将这种对立限定在现实中，意在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命定的和谐。一方面，资本作为“以往的劳动”，其存在与否始终由作为“现时的劳动”的劳动掌握，它们在交换时所依据的是各自的价值即互相提供的服务或彼此的效用，而不是它们的强度或时间。另一方面，资本的存在远比它的不存在更有利于劳动，“不管它的奢望达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它在使奢望成功的努力中是如何幸运，它也绝不会把劳动置于比在孤立状态下更坏的状况中”[10]。这就是社会世界普遍法则的和谐性的体现。同样，作为劳动“领取”固定报酬的名义，工资及支配它的自然规律也会改变工人们的命运。工人趋向于上升到资本主义企业主之列，工资日趋提高，雇佣劳动制度向企业的过渡日趋容易。这就表明，巴师夏在强调工资是出于人们对固定性渴望的同时，也论述了它的非固定化即变动的作用。
（三）现存的雇佣劳动制度对工资固定论的否定
对于巴师夏的上述论证逻辑，马克思有着准确且全面的把握，从其摘录中就可见一斑。笔者在此择其要义简述如下：（1）一种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固定收入源自所有人对固定性的渴望，工资因作为劳动报酬的固定形式而成为一种合理的社会产物（“联合体的一种极完美的形式”）；（2）在联合体的最初形式中，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劳动者处于偶然性之中，雇佣劳动制度是偶然性阶段和稳定性阶段的中间阶段，稳定性阶段的实现要通过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工人养老金”）。[11]关于第（1）点，马克思评述到，巴师夏采用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诡辩手法[12]，除了反复阐述工资的一般规定性即固定性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至于工资的特殊规定性即它特有的性质，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工资的特性和作用，巴师夏丝毫没有提及。这种论述方式使巴师夏工资固定论注定只能起到说教的作用，诸如“对固定性的渴望”“自然和谐”“自然趋势”等，只适用于为雇佣劳动制度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于揭示工资所表征具体关系的经济学家而言毫无裨益。巴师夏只是一个说教者，而不是一位有着严格的学理性和强烈现实感的经济学家。先是用一般性代替特殊性，然后再用反问的语气陈述这个一般性是“好”东西，是人们出自对人性中的某个“好的”东西的追求。这种手法的现实危害性在于，它同样可以把某个“不好的”制度（如奴隶制）说成是“好的”。
用“收入固定性”代替“工资”，并不意味着巴师夏认为不固定性，即超过一个固定点向前发展是坏的东西。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点，指出巴师夏确实也提到了雇佣劳动制度的非固定化对于工人增加工资而转变为资本家所起到的作用。用固定性和不固定性都能说明雇佣劳动制度是好的东西，一方面，表明工资固定论的自相矛盾性（这一点比较符合马克思“原本批判”的一般手法）；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个理论构筑在空洞的抽象而不是现实基础之上。巴师夏完全忽略了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只是在空谈和诡辩，他首先将这种现实的关系归结为片面的规定，之后又解释这种规定的肯定性而非否定性，以此来证明它是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对第（1）点做了带有一般引论性质的批判后，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是对第（2）点，即工资固定论的实际结构进行分析和批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工资固定论的谬误首先表现为非历史性，它没有对人类社会从半野蛮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这种历史的过渡做任何解释。巴师夏将工人和资本家当作预先存在的前提，至于他们在稳定性阶段，也就是“联合体的更高的、双方自愿议定的阶段”[13]中，是何时出现的和怎样出现的、是如何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都没有做任何说明。同样，他也没有阐释在偶然性阶段，也就是联合体最初形式中的渔夫、猎人和牧人，是如何成为雇佣工人的。
其次是工资固定论的反历史性。雇佣劳动制度在现实的历史过渡中表现为不固定性，它是对工资固定性的否定。从社会所有制形式来看，雇佣劳动制度产生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公有制（主要是指东方社会和斯拉夫各民族社会）的解体。若进一步拓展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从囊括全部时代和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上来看，雇佣劳动制度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形式、农村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和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等的衰亡中产生的。在这些消亡的制度形式和生产方式（现实的历史过渡中的诸关系）中，作为它们的物质载体的内容、场所和规模等都是固定的，雇佣劳动制度则表现为这些关系的解体和消灭。“所以，雇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从非洲人的偶像直接过渡到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或者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都不像巴师夏所说的从渔夫过渡到雇佣工人这样荒谬和反历史。（此外，在所有这一切发展中，并没有显示出自愿的、根据相互的协议而发生的变动的任何迹象。）”[14]同样，巴师夏将英国的互助会视为雇佣劳动制度“最新成果”的做法，也是杜撰出来的、毫无历史依据的。
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特点是不固定性，巴师夏的“历史结构”则正好相反。马克思据此做进一步追问：（1）在这一“历史结构”中，雇佣劳动制度的不固定性和工资的固定性是如何共存的？也就是说，如何从这种非固定化得出一个固定的结构呢？（2）既然雇佣劳动制度作为偶然性和稳定性的中间阶段，它是比联合体最初形式更好的形式，那么，如何对此做历史性说明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涉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现存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指出，巴师夏在具体阐释上述关系时承袭并改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工资看作雇佣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和与作为资本产物的利润相对立的事物，也就是说，雇佣劳动是与资本相对立的；他们强调工资的固定性和利润的不固定性（即资本风险），其意图在于使工人懂得无权分享利润并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固定性只是工资和利润关系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工资的固定性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辩护性论断。而巴师夏却认为，工资是与过去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相对立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其对立面不是利润，而是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固定性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工资和利润又都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因此，固定性也是产生利润及其所表征的全部现存关系的历史基础。这样看来，原本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一个方面的陈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居然变成了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工资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也是不固定的。事实上，在供求规律的决定作用下，在经济危机、造成雇佣劳动过剩的机器和调配劳动的分工的影响下，工资是处于变动的即提高或降低的状态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认这点。马克思认为，所谓工资的固定性，亦即工资最低额，是指工资在某种平均状况下所实现的一个相当的平均量；它主要是确保在利润下降甚至消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支付工资以维持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的某种平均连续性。工资的固定性所表征的现存关系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整个工人阶级只能靠工资生存，而单个工人在平均状况下就取得了为工资而劳动的固定性，这就实现了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换句话说，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和工人工资的固定性，是一种“同义反复”，而不是巴师夏所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巴师夏没有正确揭示出工资固定性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只是在错误地陈述着上述“同义反复”。此外，他在阐述高度文明即资本发达社会状态下互助会成员收入更加固定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资本发达和收入更加固定也是一种“同义反复”，其所表征的现实是资本和雇佣劳动本身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生产本身的发展。“换句话说，雇佣劳动普遍存在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阶段，这一点谁会否认呢？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雇佣劳动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更高的发展为前提”[15]。由此可见，非历史性和反历史性、“同义反复”，决定着工资固定论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就不值得马克思再做任何评论了。
注释
[1]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编译者的如下判断是不准确的：“手稿笔记本第4页上半页至此中断。下半页空着。可以设想，继1—3页和第4页上半页之后，即在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立场作一般评论的《前言》之后，马克思打算更详细地评述他所研究的巴师夏的这本书。可能是想谈这本书前13章的某些内容。不过这种打算没有实现。在笔记本的下一页上，马克思评论的已是第14章的基本论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8.）事实上，正是通过对《经济的和谐》第14章的摘录、研读和分析，马克思才最终得出了该书不值得探讨的结论。我们可以找到两段马克思本人的话作为佐证，一处是“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这部分手稿的结尾处：“（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夏先生。）”（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18.）另一处就是笔者在前文注释中提到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的和谐》一书所做的简短评述。
[2]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93.
[3]同①387.
[4]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98.
[5]巴师夏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所运用的叙事手法是：“首先，以往的劳动与现时的劳动，在共同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在共同经营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在这样一种形式下的范围当是很受限制的。如果社会未曾找到其他的组合方法，世界上就绝不会完成过重大业绩，人类就会停留在狩猎、捕鱼和农业这些雏形状态中。后来两个合伙人听从双重感情的驱使，即对稳定性的喜爱和追求，以及甘冒风险来领导事业的愿望，议订由一方承包共同风险的契约，但并不中断双方的联合。双方约定，由一方给予对方一个固定报酬，并由他承担全部风险和主持事业。当这种固定性适用于以往的劳动，即资本时，它就叫做利息；当它适用于现时的劳动时，就称为工资。”（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2.）这与他的论敌蒲鲁东在阐述“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时的手法，是极为相似的。后者将雇佣劳动视为经济矛盾体系中机器时期的突出特点，并描述了分工、机器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假定某个人曾“注意”（remaqur）到分工能够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进而增加产品的总量。当他会抓住这个头脑中的线索进一步思考时，就会发现如果根据每个行业的自身需要选拔一批劳动者，并组成一个永久性集团即“工场”（atelier），就能够减少生产费用和提高产量，使生产持久下去。之后，这个人向劳动者提出了合作的建议，由他来保证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在工业的萌芽时期，这个后来成为工场主的人与其同伴们即后来的雇佣工人是彼此平等的。但由于工场主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地位，这种原始的平等很快就会消失。工场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单独的劳动，它在使劳动者居于从属地位之后，最终将他们从手艺人的行列中排除出来，彻底沦为小工。[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2-194.]这就是蒲鲁东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或“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的一个标本。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不见得能赶上他的对手巴师夏的同类著述”（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是极为准确的。笔者在后文还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6]“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文明的进步而上升到雇佣制的劳动阶级，在实现稳定性的道路上并未就此停止努力。当然做了一天工之后，准有工资可得；但是，当种种情况、工业危机，或仅仅患病迫使工人失业时，工资也停发了，那时，难道工人和他的老婆、孩子们就得挨饿吗？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有工可做的日子里储蓄，以满足年老生病时的需要。”（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3.）马克思在批判巴师夏时，摘录了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并把它作为劳动者达到稳定性状况的重要环节。
[7]同①404.
[8]根据巴师夏的描述，这些弊端包括：工人们将认为互助会中的基金与自己无关、在失业或生病时领取的救济不是预留的互助会基金而是社会的债务，他们既不承认社会无法偿还上述债务，又对领取的款项永不满意。此时，政府将被迫不断向财政委员会要求拨款补助工人，而这一要求迟早会有遭到后者反对的时候，这样就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9]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9-410.
[10]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29.
[11]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3.
[12]“把某种关系、某种经济形式的某个片面的规定固定下来，颂扬这个规定，排斥相反的规定——这种律师和辩护士的惯用手法正是说教者巴师夏的特点。”（同②13.）
[13]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
[14]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15]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