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篇　凶德致败

咸丰八年戊午岁

三月初六日（1858）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借悉一切。

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

家中四宅平安。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1]之不肖，曰傲曰嚚讼[2]，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静中默省愆尤[3]，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4]。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解读

这一封信，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论述修德的重要性。在儒家看来，修养德性的人生不仅是一种应该过的生活，同样，它也意味着一种现实的“果报”。当我们谈论基督教或者佛教的时候，我们似乎很容易去理解现实中做的好事，最终会成为某种“果报”出现在我们“将来”的人生中。基督教说的是“末日审判”，依据上帝的旨意行事就可以进入天堂；佛教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与宗教思想相比，儒家似乎并不谈来世，因而德性的人生似乎只是一种规劝。

但是，这封信中，曾国藩说了，人如果道德败坏，便会招致现实的恶果。这样的说法，比起彼岸世界的救赎而言，更有对现实的关注和意义。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德性有吉凶之分，所谓凶德便是常年的傲慢和经常的多言。狂傲和多言，都不是好的德性。尧帝的长子丹朱，个性浮夸，骄傲乖张，言语嚣狂。《史记》中说如果丹朱得到天下，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所以尧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可见，丹朱的凶德为他招致了现实生活中的恶果。曾国藩认为自己的缺点在于过于执拗，这是在德性上过于傲慢的表现；虽不怎么爱讲话，但是写文章时却有点接近于争执。每当他静思己过时，就不免察觉到，自己所遭受的暴恶的对待，其实都根源于自己的恶德。家中温弟和曾国藩的个性有些接近，但是说话却特别尖刻，这是很不好的。恃才傲物之人，有以言语去刺激别人的，有用神气去欺凌他人的，也有以表情动作去表达对别人的鄙夷的。温弟的神气有英气勃发的状态，面孔看起来也颇有几分刁蛮之相，所以最容易欺凌到他人。所以，心中更不可有半点傲慢，否则的话都会表达在脸面之上。论出身，曾氏家族不比那些显赫的家族；论才识，看军中的青年豪杰，便自知不如。所以更要低调做人，持忠信笃敬之道。国荃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更要提醒温弟时时刻刻改正，不要冒充所谓江湖老手，而堕入恶德的现世报中。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曾国藩之前对修身的认识，就会发现“自省”的功夫在他看来是尤为重要的。对于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而言，自省，是一种自我觉醒的本能，是立德积善的功课，同样，它更是一种现实中的修行。自省，意味着不需要上帝的审判，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心及道德的规劝来自我省察。凶德致败，尤为凸显这一思维的特征。所以，在今天，当我们说起现实世界中缺乏信仰时，往往是受到了外物的遮蔽，而忘记了每个人的本心之中就有信仰的种子。这种信仰，绝非求福求财的功利心，而是自我觉悟、自我反省的道德心。若是明白了这一点，则不难发现，信仰从未离开我们，只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完成自己信仰的主人。

注释

[1]丹朱：相传为尧的长子，因不肖，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

[2]嚚讼：奸诈而好争讼。

[3]愆尤：过失，罪尤。

[4]妥：安稳，妥当。叶：音xié，和洽。妥叶：妥帖，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