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广阔的瞬间：故事向感觉敞开

事实上，在苏童、格非、余华等人的实验小说里，叙述向着故事还原的机能就带有了故事向感觉还原的意向。因为故事变化的线性逻辑被解除，叙述感觉就成为故事线性滑动的枢纽，并且故事被“事实情境”催化。依靠“变异”的感觉——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感觉”融合了荒诞和神秘的诗性，使得这些故事经常变得难以解析甚至不可解析。当然，写实主义的叙述也要依靠艺术感觉，但是，其一，写实主义的“感觉”为现实的可能性所约束，其二，故事的编排依照预期的逻辑程序发展，“感觉”充其量只能起到一种润滑剂的作用，其三，感觉进入具体的情境描写时仅仅是“手段”，它依附于对象事物的“事实性”存在，“感觉”实际上被事实消耗了。

在故事性较强的“先锋”小说那里，例如苏童的那些关于家族历史的小说，感觉经常只是对事实情境加以荒诞的诗性催化。那些被感觉化合过的情境总是突然显得异常广阔，所有这些诗性的感觉都脱离叙事意念约定的故事意义，并且偏离了现实的可能性。它们在瞬间造就一种奇异的“陌生化”效果，那个瞬间突然开阔而辽远。这些感觉的碎片散播在故事中，它们像闪闪烁烁的鬼火，无比鲜亮又奇怪地幽深，它们使故事失去内在整一的永恒秩序，却又在不可思议的时刻使叙事变得意蕴横生。

当余华的叙事获得向感觉还原的最大可能时，叙事表现为一种自在的流动状态，叙述人的感觉和角色的感觉达到完全自觉的双向流动。余华习惯于把现实的感觉和幻觉再和梦境中的想象混为一体，由于幻想与现实在感觉的时空里如此自由地滑动，它们难辨真假。存在被彻底感觉化了，“真实”的存在受到严重的威胁，“真实”也因此变得飘忽不定。余华的叙事实际上拆除了物理时空的常规界限，某种物理的时间标记（例如“四月三日”、“一九八六年”等）反倒成为一个时间之谜，一个对绝对时间的诱惑，一个丧失承诺的拒绝，它渗透在“此在”的时空中。作为无始无终的感觉之流，它流向永恒的虚无。如果说苏童的感觉特点是荒诞的诗性的话，那么余华的叙述都是从感觉入手，他使你觉得他是在仔细品味“感觉”，这种感觉是如此细致而缓慢地向前推移，世界突然间变得遥远而不可企及，瞬间变得漫长而难以等待。余华在把时间拉长的同时也把空间扭曲了，他的每一个时间片断都是没有终极的诱惑。你进入他的“感觉”等于中断你的存在，你投入其中无疑是一次性的经历，然而那又确实是你从未有过的经验，或许在这一时刻你经历了一个新的感觉方式的替代过程。当然，这种“感觉方式”的改变未必像马尔库塞在后工业社会里唯一看到的生活变更的可能性，它只不过是在用纯粹的感觉来替代更敏锐的现实激情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怯懦方式。如果说它是改变生活唯一期待的想象性满足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先锋小说的可悲，也是当代生活的不幸。

继《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1987）之后，《世事如烟》（1988）、《难逃劫数》（1989）、《往事与刑罚》（1989）是余华叙述感觉最好的作品。在这里，余华把怪异、荒诞、罪恶、丑陋、宿命等掺和在一起，组成一个阴冷幽暗的地狱。余华的角色总是幽灵般地出现又幽灵般地消失，它把所有的生存价值都撕碎，并且非常认真而冷漠地玩弄这些残缺不全的碎片。对于余华来说，历史已经不存在，历史萎缩成原始罪恶的宿命原点，作为原点，它没有起始也没有发展，它是一个抽象的罪恶之源。正因为如此，余华的叙述可以任意越过历史的存在和事实的时间秩序，历史仅有作为罪恶之源才存在，现实是它的偶然转世，“现实”的来源性被剥夺了历史。因此所有的感觉、幻觉、预感、梦幻构成叙事的“原材料”，而非历史性的“感到……”语式构成故事的重心，它预示了叙述转折变化的任意方向。存在的历史性被剥夺之后，余华理所当然爱好上“死亡”，而阴谋、惩罚、报复等原始罪恶系列作为“死亡”的补充，形成它们构成生存的基本网络。因而余华的“死亡”像失踪一样随处可见而又无处可觅，它不过是丧失历史性存在的生存延续性偶然中断而已。如果说余华的叙述是力图把那些事实的存在变成“怪异”的感觉的话，那么格非则是试图把那些幻觉转变为“真实”的存在，余华是用感觉来铸造语式。因此余华的感觉总是微观的，格非则是用叙述来制造幻觉，格非的感觉是宏观的存在。当然，格非是在《褐色鸟群》里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点。在格非叙述的故事里，时间和空间存在的确实性被消除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回忆”）受到根本怀疑，格非并不是简单模糊真实与幻觉之间的界线，而是制造一个真实与幻觉互相否定的悖论圈。

这个“悖论圈”促使《褐色鸟群》（1988）里的第一个“真实”产生二元分解。由于每一个“事实”都被另一个人重新解释而截然相反，因为每一个人都占有一个观点（世界“观”），都拥有创造（或毁坏）自己的世界的能力和权力。这是因为时间瓦解了人的记忆，还是人的全部存在都是语言虚构的呢?每个人的生存都面临着时间和语言的双重威胁。时间可以摧毁事实，而语言可以再造事实。在《褐色鸟群》里，格非的叙述进入了时间与语言的双重游戏。时间把一切真实的变成幻觉（不真实），语言把一切不存在变成存在（真实），于是真实与幻觉的悖论圈变成时间与语言的对抗。格非并不是在“表达”这个悖论圈，他的叙述恰恰是在“进入”这个悖论圈，他的那些人物的观点与他的叙述视点重合在一起。随着叙述时间的推移，格非把任何“过去”的事都否定了。“过去”一旦重新出现，它就不是“过去”，它就否认了过去，过去被时间消解了，语言重新创造出一个过去的“事实”。一个是为时间所摧毁的过去，另一个是被语言塑造的过去，它们的真实性根本上值得怀疑。“棋”后来不认识“我”正如“我”开始不认识她一样，时间使一切存在成为过去：“褐色的候鸟天天飞过‘水边’的公寓，但它们从不停留。”时间循环往复而又从不停留——这是存在难解之谜。当时间使一切存在成为过去的时候，存在就不存在了，因而真实与幻觉在时间流逝的轮回里可以双向互换。我惊异于格非对存在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格非的《褐色鸟群》纯粹是关于存在还是不存在的叙述。

实验小说进入纯粹的感觉无疑是一种“突变性”的变化，它是当代文学丧失历史依据之后所不得不寻求的世界“观”。当代先锋文学无力瓦解实在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板块结构，它只能偏执在奇异的瞬间扭曲世界的实在存在方式。世界因此变得陌生、遥远和荒诞，变得不可思议地奇妙和神秘。先锋文学依靠感觉汇聚而成的“现象之流”试图唤起生存的创化力量，纯粹的自我经验在极端偏执的伸越进向中穿透世界的无限可能性而无边无际蔓延，先锋文学由此走进了一条狭窄、阴暗而无底的峡谷，那里面充满自以为是的怪诞和荒唐以及无可救药的偏执。特别是在作者那冷漠而残酷的叙述里，分明听到了世界末日的嘶哑的幸灾乐祸的笑声。“先锋派”群体在远离现实的个人感觉状态中任意沉浮，铤而走险的结果只能是毫无止境地损毁过去，而对重建未来世界的期待已经完全为暂时的感悟和随意的破坏所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