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文学和文化

1945年5月，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延续近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在欧洲结束，维持了12年的第三帝国（1933—1945年）宣告覆灭。作为战败国，德国不得不吞咽战争的苦果。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和盟军的狂轰滥炸使德国满目疮痍，主要城市几乎成为废墟瓦砾；德国被盟国的军事力量控制，国土被分成四块各自独立的军事占领区；战争的失败使原东普鲁士地区的居民被大规模驱逐，约有1200万德国人被迫西移，其数量之大可称得上是又一次民族大迁徙；战后物质状况极为恶劣，饥饿和疾病如同可怕的幽灵在战争的废墟上游荡，黑市交易取代了正常的贸易。比起物质上的匮乏，人们遭遇的精神危机更为严重，大多数德国人陷入困惑和迷茫、负罪和解脱交织的情感。战后不久，东西方便已初步形成“冷战”格局，各占领区都加强对自己占领地区的控制。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不仅政治界和经济界一片狼藉，精神文化界也混乱不堪。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脱离了世界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潮流。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被分成亲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第三帝国分崩离析后的德国又从地理和意识形态上被人为地分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恐怖历史，德国人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在纳粹时代生活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纳粹思想的灌输和影响；另一部分人是年轻的一代，经验使得他们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和信仰。战后文学界对“血与土”文学没有进行过多的评论，出版界由于受到军方控制，纳粹文学作品在1945年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尤其是在苏联占领区，禁止发表任何种类的法西斯文学作品。一些在纳粹时期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作家，战后也粉饰自己为“内心流亡”，因此在战后有关于“内心流亡”的争论。在文学界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些曾经在纳粹时期影响很大、很出名的老牌民族主义者和作家，如格雷姆、容格尔等又开始陆续出版作品，甚至在阿登纳时期也受到官方的赞扬。战后青年一代作家认为纳粹时期的语言和文学也受到纳粹意识形态的污染，提出首先要对德国的语言进行清理和消毒，1945—1949年的文学被标志为“砍光伐尽”时期，它要作家在语言、内容、构思等方面与国家社会主义一刀两断，从“零点”（Null Punkt）开始新生活。但是总的来说，文学界并不愿意直接触及纳粹问题，包括“零点”这种隐喻“也含有一种排斥讨论国家社会主义或其垮台的残余影响的意思”（注：[英]J.M.里奇，孟军译：《纳粹德国文学史》，31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因为第三帝国时期毕竟是一段大多数人伴随着痛苦记忆而宁愿忘却的岁月。

战后的西方占领区当局组织了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制定了广泛的拨乱反正和“再教育”政策，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压制了纳粹文学。“再教育”政策建立在所谓的“集体罪责”的理论上，即每一个德国人都对纳粹的罪行负有责任，因此必须对每一个德国人实行“再教育”，具体操作的办法就是以一种繁琐手续和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审查每一个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表现。这种非纳粹化措施针对的是生活在纳粹德国的每一个人，其结果是许多纳粹政权中的小人物和随大流者受过，而许多大人物和骨干分子不但毫发未损，而且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激化，他们中的某些人还受到了占领当局的重用。如此看来，与国社党的德国一刀两断只是一种理想，“零点”其实并不存在。阿登纳时期，在政治上是一个复辟时期，复辟被法西斯统治中断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资产阶级传统，对纳粹德国的历史则讳莫如深；在经济上是一个追求“经济奇迹”的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德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具有了较强的实力，“克服过去”（Bew.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则表现出联邦德国初步具有了容纳历史的能力。在经过了初期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回避之后，在联邦德国人们已敢于逐步在艺术中直面种族迫害、集中营、大屠杀等主题，敢于正视涉及罪责以及道德遭受践踏等问题。

在联邦德国文学恢复了被第三帝国中断的欧洲现代派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超现实主义、新小说派等被年轻一代的作家普遍接受并实践。伯尔、霍赫胡特、格拉斯、恩岑斯伯格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