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三帝国时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的特点及渊源

所谓的第三帝国时期文学其实不仅仅限于第三帝国时期，它的发端要远早于国社党和希特勒执掌政权，这一时期的文学不能简单地用纳粹文学统而概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诸多原因，人们的世界观经历了重大震荡和改变。随着纳粹战斗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建立，以及希特勒的自白书《我的奋斗》（Mein Kampf,1924）的面世，纳粹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那时，一些自由和左派知识分子及作家、艺术家就因他们越来越受限的行动和创作空间而经历了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潜在的法西斯化，这种法西斯主义随着1933年1月30日国社党分子攫取政权而公开化。一大批作家、戏剧家和诗人试图以“内心流亡”（也可译为“内部流亡”）的方式同情纳粹法西斯或与之妥协；一部分人成了纳粹政权的追随者和御用文人，他们在对元首及其使命的坚定信仰的驱动下，追随由宣扬理想主义和“钢铁浪漫主义”的戈培尔一伙制定的国家指导路线，通过他们创作的小说、戏剧、诗歌等表达了国社党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为国社党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构成纳粹文学；许多作家由于纳粹统治的反人类政策、种族迫害等原因，被迫流亡国外，形成流亡文学；还有少部分作家以文学为武器展开对国社党的政治抵抗，形成了反法西斯文学。（注：Beutin,Wolfgang（Mitarb.）：Deutsche : d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1979,S.303-304）

法西斯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秉持倒退的艺术观。艺术表现变通常的前瞻为后顾，文学要清一色的日耳曼化，要彻底清除一切外来因素，尤其是犹太因素。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堕落思想受到讨伐，现代主义受到排斥。按照国社党“非亲即仇”的思维方式，世界、文学和文化被分为敌与友两部分。他们赞成健康的、种族的、英雄的、直觉的、来自民间的有血有肉的作品，反对知识分子的、怀疑的、讽刺的、表现了大城市病态和堕落且离心离德的文化的作品。在他们看来，都市是堕落和浮游无根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去表现阶级冲突。应当把阶级冲突从文学中清除出去，代之以德国人和谐的社会理想。在这理想的社会中，只有一个同心同德、同宗同族的日耳曼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民族性”（Volkstum）和“德意志特色”（Deutschtum）备受推崇。德国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注：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宣传鼓动家、历史学教授，为普鲁士的解放积极工作。他曾说：“作为一个战士，首先必须想到德意志，然后考虑国王和贵族。祖国和人民是永垂不朽的。”）被国社党奉为精神祖师爷，因为他以“有人说德语的地方就属于德国”回答了“德国人的祖国在哪里”的问题，为日耳曼帝国的范围问题提供了一个语言学的答案。这本是一种文化理想，希特勒却把这种文化理想化为领土要求，解释成雅利安种族的优越和对生存空间的要求，这包括剥夺所谓劣等种族的一切，乃至其生命。在文化和文学领域，像作家荷尔德林的《德国颂》（Gesang des Deutschen）等诗歌经常被引用；音乐家瓦格纳因表现了德国神话中日耳曼人英雄的“民族性”（Vlkisch）被利用来向人民灌输纳粹版本的“民族联盟”思想；还有像尼采等反自由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被翻出来，有选择地为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服务。

持不同政见者、共产党人等成为纳粹政权恐怖法令的牺牲品，许多人受迫害被逮捕。不符合或者违背纳粹意识形态的作品遭查禁甚或被焚毁，作家、艺术家则遭迫害和驱逐。1935年通过了反对犹太人的纽伦堡法案，1942年提出了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注：“最终解决”：德语Endlsung，英语FinalSolution。1942—1945年德国纳粹提出的对欧洲犹太人采取肉体消灭政策的代用语。）方案。纳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散布、反犹主义的逐渐升级、小市民阶层受蛊惑或成为追随者和参与者，或成为作案人和牺牲品，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在格拉斯的《铁皮鼓》、《猫与鼠》和《蜗牛日记》等小说中均有表现。本书将在下篇中详细论及。

一、“血与土”文学

“血与土”（Blut und Boden），顾名思义就是指纯净血统与扩张生存空间，它鼓吹带有浓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鼓吹殖民扩张和战争，是国社党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术语，也是纳粹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文学表达。有人把“血与土”文学的基本要素归结为：第一，安居乐业；第二，为保护安居乐业而进攻。（注：[英]J.M.里奇，孟军译：《纳粹德国文学史》，18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出现在“血与土”文学中的“人民”、“血”、“元首”、“国家”、“家乡”等都是些赤裸裸的纳粹词语。一些民族主义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宣扬“生存空间”的理论，号召民众为建立自己的德意志帝国而战，为完成血统的召唤和民族的荣誉而战。“血与土”文学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

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的名字几乎成为国社党政治宣传的同义词。作为演讲大师，戈培尔对他的读者能施加一种具有魔力的影响。他通过文学作品宣扬“和平必须通过战争争取，不能用棕榈叶，而是用剑。平等根本不存在；自然界就是反民主的”（注：同上书，45页。）。他的小说和演讲成功地吸引了一个战败民族中那些耿耿于怀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在国家社会主义影响下的精神转向。

纳粹党宣扬种族主义和非雅利安种族理应受到压迫的思想，它的作品一般都是按照“非敌即友”的模式展开。纳粹对“血与土”戏剧的要求就是不要去复制现实，而是去制造新的日耳曼神话。（注：同上书，125页。）希特勒特别强调一个民族形成过程中伟大人物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认为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的作用就是把日耳曼的英雄表现给年轻人看，这样年轻人的心中就会充满坚不可摧的民族情感。

在德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比国家社会主义具有更强大的传统。极端民族主义者汉斯·格雷姆（Hans Grimm）创作了长篇小说《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1926），它的题目立刻被国社党接受，并用作政治口号。F.L.卡斯滕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量出现于德国的政治口号中，没有一条像“德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那样对这个国家年轻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产生了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年轻人在德国的学校里都接受这样的教育：德国被毫无正义可言的《凡尔赛条约》夺去了它的殖民帝国，日耳曼人已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注：[英]J.M.里奇，孟军译：《纳粹德国文学史》，33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和格雷姆一样，另一个作家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宣扬的民族主义也为千百万青年提供了生死与共的理想。他不厌其烦地写到战争，因为战争对他本人和他那一代人都是一种基本的人生体验和最重要的人生景观。容格尔的第一部可能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钢铁的暴风雨》（In Stahlgewittern,1920，又译为《在枪林弹雨中》）表明了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直到现在都被当作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作品来读。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点明的那样，此书是“突击队长日记”，目标是客观地再现实际生活，对此目标的追求后来形成一代作家的风格。《钢铁的暴风雨》早在1928年战争作品蜂拥出版之前就出现了，并一版再版，它正好与埃利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宣传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想的小说《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1929）唱反调。容格尔在作品中不断提起战争，指出接受共和制度是不可能的，表达了对专制、军事化的德国的渴望，这些都在群众运动中起到了作用，他的读者和赞赏者绝大多数都靠拢了纳粹党，因为他们发现正是纳粹党把容格尔寄予最大热望的主张变成了现实。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个篇章中对此有专门的描写。

二、纳粹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措施

一俟大权在握，希特勒在政府声明中就文化政策直言不讳地说道：“帝国政府同时将对我们公众生活采取政治解毒措施，以使民众躯体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护理。整个教育事务、剧院、电影、文学、新闻、广播都要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纳粹政权开始实施文化领域里一体化的迫害措施。通过一系列严厉措施，纳粹政权成功地完成了文化领域里的一体化，有效地控制了文学创作活动，并开始了大量群众性的、旨在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生产、制造，以求把文学变成捍卫雅利安种族、增强民族弹性的利器。对广大民众有着巨大影响的媒体受到格外重视。（注：高中甫，宁瑛：《20世纪德国文学史》，86~89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希特勒用《我的奋斗》以身说法。纳粹政权在文化领域的一体化政策，一方面是对进步作家进行迫害和清洗，另一方面，它试图建立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文学。他们打着捍卫理想主义、伦理道德，捍卫人类灵魂尊严和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旗号，把与法西斯主义思想不相符的著作加上“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害人的”、“颓废的”、“堕落的”、“犹太化”等罪名，加以查禁、没收，并于1933年5月10日在波恩、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哥廷根等许多城市同时开始了焚书这一世界近代史上最丑恶的暴行。许多伟大、优秀的作家、学者凝聚着德意志民族文学和文化精华的著作被付之一炬。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在所有的大学校园里都可以见到焚书的仪式，因为从魏玛共和国时期起，德国大学就成为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观念的“温床”。在焚书行动中，教授和学生们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不但鼓与呼，还伴随着冲锋队和党卫军乐队演奏德国民歌和进行曲，亲自动手没收、焚毁书籍，一边焚书还一边宣扬纳粹意识形态。（注：参见[英]J.M.里奇，孟军译：《纳粹德国文学史》，7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第一个发言者：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捍卫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付之一炬。第二个发言者：反对堕落和道德败坏，捍卫纪律和家庭、国家的伦理！我把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格莱瑟和埃里希·凯斯特纳的书付之一炬。第三个发言者：反对政治冷淡和政治背叛，拥护为民族和国家献身！我把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姆·福尔斯特的书付之一炬。第四个发言者：反对依据害人的精神分析学夸大无意识冲动的意义，捍卫人类灵魂的尊严！我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付之一炬。第五个发言者：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我把艾米尔·路德维希和沃纳·黑格曼的书付之一炬。第六个发言者：反对犹太人的、民主化的新闻主义，捍卫在国家重建过程中的精诚合作！我把西奥多·沃尔夫和格奥尔格·伯恩哈德的书付之一炬。第七个发言者：反对文学出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捍卫相互信任的精神对人民的教育！我把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书付之一炬。第八个发言者：反对肆意诋毁我们德国的语言，捍卫对人民最宝贵财富的培育！我把阿尔弗雷德·科尔的书付之一炬。第九个发言者：反对卑鄙无耻和狂妄自大，捍卫对我们不朽的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敬畏和尊重！大火，把图霍尔斯基和奥赛斯基的书吞掉吧！）

纳粹政权认为全民都必须认清这种动向的重要意义，他们利用诸如电台、电影、录音部门及其他现代传播媒体所能提供的一切宣传渠道，使那些未能亲临焚书现场的人也能够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现场的实况转播，听到戈培尔关于“犹太人的极端理性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蛊惑性演说，听到那些作家的名字和把他们的著作被付之一炬的原因，听到经过排练的、极具煽动力的歌曲《人民，拿起武器》的合唱。（注：参见[英]J.M.里奇，孟军译：《纳粹德国文学史》，80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纳粹初期，国社党组织了一批剧团在全国巡演，向老百姓灌输纳粹有着崇高伟大的政治和道德的新德国的信仰。希特勒的“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像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强，像猎犬一样敏捷”成为当时广为人知、最常被引用的语录之一，它后来成为希特勒青年党的口号。（注：[英]J.M.里奇，孟军译：《纳粹德国文学史》，87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在强大的纳粹意识形态宣称的攻势下，深受现代社会压抑且感觉彷徨无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党；在纳粹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在群众集会上，在嘹亮的进行曲中，高唱着同样歌词和曲调的、来自各个阶层包括小市民在内的人都穿上与众人相同的制服，感觉自己变成了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肩负起了为民族共同体、为德国效力的责任和使命，几乎变成了人人在党，因为“党代替了军队，而且在国家内部没有给党设立界限。每一个德国人——男人、女人、孩子、士兵或平民——都可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这对以前本身不是士兵的德国人尤为重要，因为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参与平时不允许他参加的活动”（注：[德]埃里亚斯·卡内蒂，冯文光、刘敏、张毅译：《群众与权力》，127~12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