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结束语
第三帝国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12年（1933—1945年），但是却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纳粹政权的罪行，尤其是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面对这些罪行，特别是非理性的大屠杀，人们或讳莫如深，保持沉默；或麻木不仁，选择遗忘；或直面现实，努力认知和思考，力图解释它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对于这场人类浩劫的反思，包括对曾被千百万人狂热阅读并信奉的纳粹文学的反思和研究，从未停止过，它已经长于第三帝国本身的历史，并且还将持续下去。在这部反思史中，遗忘与拒绝遗忘相伴相随。
在反思德国第三帝国时期的灾难根源时，许多人将其归因于希特勒的个人思想、性格、气质乃至心理。但是无论希特勒有多么独特，作为个体，他毕竟是社会、时代、环境和德意志文化传统的产物，是从20世纪上半叶德意志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恶之花”。
抑或是德意志民族的国民性培育了希特勒和他的大批拥趸们，滋生了种族主义和大屠杀？德意志民族无疑是世界民族之林中优秀的一支，它严谨、自律、勤劳、廉洁的素质和修养为世人称道，但是它又是那么扑朔迷离、矛盾神秘而令人费解。这是一个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灿若星辰的文化和科学巨人但同时又曾践踏和毁灭人类文明的民族，一个诞生了歌德、海涅却又孕育了希特勒、戈培尔的民族，一个在不长时间内在废墟瓦砾上实现“经济奇迹”的民族，一个经历了四十多年分裂又重新走向统一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一个好民族。它有英雄气概，创造了最了不起的成就。它精力充沛、刻苦勤劳。但这个民族的文明太年轻了！要利用它那永不衰竭却缺乏批评态度的理想主义，煽惑它那返祖性的冲动和充满原始性的欲望并不困难，因此他们便鲁莽行事，这便是事情的缘由。”（注：[英]J.M.里奇，孟军译：《纳粹德国文学史》，23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这是德国作家孚希特万格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评价，他似乎相信，天性善良、轻信的德国人是被疯狂而野蛮的领袖及其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引诱和蛊惑而走上歧途。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则提出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在他看来，直面自己的罪责问题是为了挽回作为人的尊严，因为“罪责问题不应只是别人加诸于我们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要自己问自己的问题”。（注：Karl : Schuldfrage,Heidelberg,1946,S.29f.）卡尔·雅斯贝尔斯不仅直面罪责问题，他还进一步指出：“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也就是说放弃。后果就是：彻底地和绝对坚持的不行动将会必然导致迅速的没落；这会是一种自杀的形式。不进入世界就是在现实——它作为向我提出的模糊要求出现——的要求——敢于去经历由此产生的事情——面前采取拒绝态度。在我的这种处境下，我为那种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我没有进行干预；我能够做某些事，也能不做它们，所以我对我的不做的后果负有罪责。这样，不管我行动或是不行动，两者都带来后果，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不可避免地处于罪责中。”（注：［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生存说明》，转引自[德]卡林·瓦尔特编，陆世澄等译：《哲言集——我与他》，9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
作家格拉斯最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用文学进行启蒙，他因为奥斯维辛写作，“试图针对消逝的时间进行写作，以免过去了的东西不再被人们提及”（注：［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16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他深切地感到，对于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民族实施种族屠杀的罪过，德国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从时间上来看，战后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对战争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也得一同承担罪恶后果以及精神创伤。他反对用“集体罪责”搪塞，主张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反思的重任。他认为德国的主要弊病在于德国式的理想主义，这也是纳粹德国时期包括文学等大肆宣传的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他反对战后把国家社会主义简单地妖魔化，反对冒充事后的反纳粹英雄，也不想象某些人那样只是肤浅地谈论“清算德国历史”或“克服历史”，因为“我们的耻辱既无法忘却也无法克服”，（注：同上书，335页。）他宁可更多地去揭开伤疤，不让伤口过快结疤、愈合，从而使人们记住纳粹德国历史的罪过，反思罪行的根源，不再重蹈历史覆辙。就像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洛兹所说的，“格拉斯的文学创作是对20世纪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战争所发出的抗议的呼声。这是一个使历史不被遗忘的尝试。他的文学使命在于，对自己国家的人讲真话。”（注：［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封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等纷纷对第三帝国的历史进行反思，他们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还应看到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面对这段人类共同的黑暗历史，无论是出于个体的良知还是其他原因，每一个个体都不容回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轻信蛊惑的庸碌之辈的拥戴和沉默的大多数成就了所谓的元首和他的第三帝国，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具有自主思考和判断能力以及反思能力的个体。
格拉斯在《蜗牛日记》中以但泽为例描写了纳粹法西斯分子对犹太民族的迫害。对于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令人发指的罪行，不但是格拉斯，就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个体都一再地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因此有必要对种族主义进行追本溯源，这既有助于了解和反思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以及新时期的新纳粹主义，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格拉斯及其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