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安佛教思想的社会作用

道安创立本无宗的最主要根源，只能从当时政治、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它的客观作用，也必须从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进行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道安的思想适应了当时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需要，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

东晋时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异常尖锐，到处是正在爆发或一触即发的火山。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偏安江南，过着兴败遽变、得失急骤、祸福无定和生死无常的日子。自秦汉以来农民斗争力量的威胁，一直使他们心有余悸；其他民族统治者的扩张侵犯，使他们坐立不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火并也常使他们有朝不保夕之感。紧张烦躁、恐惧惊疑、颓废空虚和悲观绝望等各种复杂心情困扰着他们，因此他们迫切地需要有为自己苟安和寄生生活作辩护的护身符，需要有逃避祸害的精神避难所，需要有掩饰血腥的残酷统治的虚伪面纱，需要有愚弄人民群众和麻痹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的思想武器。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也是投合了统治阶级的这种需要。

道安懂得愚弄人民，他引用《论语》的话“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劝说人们要“无为”、“无欲”，他说：

……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注78

人民这样做，统治者就更可贪欲无厌，胡作非为了。他在《大十二门经序》中影射社会阶级斗争，透露了取消阶级斗争的议论：

怨憾之兴，兴于此彼，此彼既兴，遂成仇敌……是以如来训之以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注79

这是说人与人之间互相敌对是由于怨憾，而怨憾是由于分别了彼此，只要有不分彼此的平等的心，就不会互相视为仇敌了。这里在客观上暴露了道安思想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实质。道安思想的社会政治作用，正是通过宣扬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彼岸世界是真实的，使人们不留恋、不执著、不关心现实生活，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禅定成佛上，从而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放弃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使剥削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加强。

由于道安的“本无”思想对统治阶级极为有利，道安又善于宣传，所以在道安教化所到之处，各地官僚都力争请往开讲，而道安也甚为卖力，以致博得“道俗欣慕”^注80。正由于道安麻醉人民有“功”，得到了东晋孝武帝诏书表彰：“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注81这也充分地表明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东晋时，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在武力上是强大的，但是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更为发达的汉族，他们则缺乏统治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武器，他们是心怯的。匈奴族靳准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注82，就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因此，他们也极为迫切地需要保护自己和统治汉族的思想武器。佛教是外来的宗教，正好可以利用来作为从思想上钳制和奴役汉族的工具。石虎就下书：“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注83道安是东晋时期宣传佛教的旗手，所以成为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对象。据《高僧传·释道安传》记载，晋帝和秦王苻坚曾激烈地争夺道安，为此苻坚发动十万大军攻打襄阳，取得道安，苻坚把道安看做“以天下不易”之人。显然这些都是《高僧传》作者的吹嘘和夸张之词，苻坚攻打襄阳，主要是为了扩张地盘，他也绝不愿以自己的天下易道安。但是，这也的确反映出道安及其佛教思想对统治者的价值和作用。

道安以宣传佛学来忠诚地为当时地主阶级服务，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经济根源的。道安出身于士族家庭，从小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出家后又得到师父的赏识，醉心于佛学，热心于教化。当时，佛教寺院尚未形成独立的经济力量，生活来源需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支持，在频繁的战乱中，道安等僧侣也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人身保护。道安深深懂得不依靠统治阶级是不行的，他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注84当时佛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完全依赖统治阶级的。道安及其弟子的生活、寺庙建筑和佛像塑造的经济来源都是来自统治阶级的大力捐助、全面支持。《高僧传·释道安传》记有晋孝武帝下诏，道安的“俸给一同王公”。道安在襄阳时，高平郗超赠米千斛。道安建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凉州刺史杨弘忠“赠铜万斤……助成佛像”。可见道安的经济地位是完全依附当时的统治阶级的。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在宗教理论上必然反映为对玄学的附和，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