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吃饭哲学与历史本体论

李泽厚把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归结为追求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并认为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的心理结构，可以使中国人放弃历史观和自然观，而接受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并将之视为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思想武器。

19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泽厚试图建构起他自己的一套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哲学理论。标志是他对于“实践”、“人性”等概念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李泽厚对于“人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批评和辨析基础上的。李泽厚说，人性既不等同于阶级性、不是动物性，也不是社会性，而是“感性与理性的互渗，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应是感性（自然性）中有理性（社会性），或理性在感性中的内化、凝聚和积淀，使两者合二而一，融为整体。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基于这样的人性论，李泽厚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个体都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现实中的。

要从社会历史的总体情景下认识个人、个体的意义，但如此这般，并非是要抹杀个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庸俗的历史决定论，而是要意识到个体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重视实践中的个体和个人，就是要重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和人的主动性成分。

按照邹谠先生的说法，这是李泽厚先生有选择地阐释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而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问题，从而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否定了机械性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既然社会发展不是机械的、必然的，那么必然会肯定个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性。“泽厚先生从康德哲学中，提炼出来理性的概念，提出中国走自己的路，就是‘理性之路’的主张，批评中国目前缺乏建设性理性（包括学术建设方面的理性），指出儒家的精髓，中国的传统就是‘实用理性’。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反对激烈主义，提倡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

李泽厚哲学中的背反性，是1980年代所面对的背反性社会经验的反映。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使中国人在经历现代性洗礼的同时，需要考虑中国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李泽厚既肯定总体性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时又肯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选择。这样的思路决定了他对于激进社会革命所带来的后果的警惕，而他所关注的近100年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给李泽厚提供了提倡改良、警惕革命的历史经验。

李泽厚将自己的哲学概括为历史本体论。他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形象地称为“吃饭哲学”，指出“吃饭”和“人活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性因素。

李泽厚对他的历史本体论有三个要点式的概括，即“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然后透过这些略显模糊的描述，有一个观念却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李泽厚哲学的一个核心词汇，即特别具有中国思想特色的“度”。

“度”确切地说是一种实践智慧，“‘度’并不存在于任何对象（object）中，也不存在于意识（consciousness）中，而首先是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即实践——实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创造（creation），一种制作”。“度”的肯认与李泽厚一贯以来强调实践的倾向有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度”在建构历史本体论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是人对神的依从关系，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与自然（包括内外自然）通过‘度’的历史构建所形成的人化关系及其前景，才是‘历史本体论’所要探讨的课题。”“度”作为历史本体，是李泽厚先生实用理性的一种哲学上的概括。他指出：实用理性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对性、不确定性、非客观性，但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这样的实用理性有历史和社会的基础：“第一，它毕竟建立在‘人活着’——吃饭哲学这一绝对准则的基础之上。第二，它仍然认为，由这种相对性、非确定性、非客观性，经由积累，却建立了人类共同适用从而被一致遵守的‘客观社会性’，即所谓的‘普遍必然性’。”而这样的合理性，“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因为这个理性依附于人类历史（亦即人类群体的现实存在、生活、生命的时间过程）而产生，而成长，而演变推移，具有足够的灵活的‘度’”。

所有哲学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和为现实的发展提供思路，而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和对于历史合理性的“度”的重视，归根到底就是要强调选择改良是目前中国最为合理的政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