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阶段

李泽厚在收录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发生的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从1918—1927年、1927—1949年、1949—1976年、1976之后这四个阶段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既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使命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息息相联。李泽厚认为第一阶段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主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实践性品格，而且一开始就带有中国特色。即李大钊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强调了其民粹主义、道德伦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而这基本上也构成了1976年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特色。

1927—1949年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代表人物从瞿秋白到毛泽东，更多的是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的思路，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是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角度而是从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来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和万事万物。李泽厚在分析毛泽东这个时期的思想的时候，认为毛泽东比较注重辩证唯物论，但毛注重“自觉能动性”与“经验理性”的统一，因此，作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并不是以“工具更新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唯物史观，而是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实践论’”。在这个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重视的民粹主义和道德伦理主义的色彩继续保持着，具体表现为各种类型的思想改造和灵魂革命，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凝聚方式。

1949年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毛泽东本人也继续保持延安时期的一些思考特点，即重视以矛盾和斗争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创造。比如，提出了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突出以政治统帅经济。而且由于毛泽东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与主体自觉性互为依赖的经验理性被忽视，最终沦为绝对的主观主义。

1976年之后，除了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来恢复经验理性的意义之外，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讨论也喧嚣一时。李泽厚对这两次讨论的理论意义都不甚看重，比如他认为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只是一种空泛的、片面的历史观。所以，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正像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如何前进的关键时刻一样。马克思主义之需要创造性的发展和这种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在中国这样突出。”据此，李泽厚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仅仅坚持革命理论仍不够，而应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建设的哲学。

李泽厚提出的创造性发展，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回归历史唯物论，明确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具体地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同时还要研究文化心理结构，以丰富主体性的实践哲学。其二是对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理论研究，包括《资本论》、《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对此，李泽厚在后来的作品中有更为复杂的看法。比如在《说儒学四期》一文中，李泽厚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下中国依然具有意义的三个方面，即一，吃饭哲学论。所谓吃饭哲学是历史唯物论的一个通俗的说法，其要点是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确认科技—生产力是社会存在的根本；二，个体发展论。即《共产党宣言》中所申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反对集体主义名目下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剥夺；三，心理建设论。即相对于历史唯物论而形成的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模式。

很显然，李泽厚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化的一些特点，主要的目的是要说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乃至变异，实质是为了提出他自己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并不反对强调中国的国情，因此，他并不认同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性定位于历史唯物论，并由此来建构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吃饭哲学”便是基于此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