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基于历史唯物论的哲学创造，试图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哲学上的支持。这样的创造也基于他的一种判断，即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摒弃那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需要一种“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1980年代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巨大的差异。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泽厚也有其独特的理解，比如李泽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体现了他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李泽厚认为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者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多元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层面的肯定，他反对毛泽东过于强调斗争的思想，他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军事马克思主义”，即用军事斗争的经验搞经济，搞文化，所以李泽厚承认他要消解的是军事马克思主义，“打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深化，重新说明马克思主义‘硬核’——生产力的发展才是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真正动力”。基于此，李泽厚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表示支持，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是与军事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刘再复认为，李泽厚因为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就强调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实践，因而已经在为改革开放进行理论准备。这隐晦地表达了李泽厚与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间的关系。对此，李泽厚并不否定他是在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理论。“我从不掩饰我支持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也就是以‘吃饭第一’来代替毛的‘造反有理’。批评者认为是客观形势使邓不得不搞改革开放，好像没有邓，任何人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种必然论。我不赞成。我始终认为历史由人创造，人对历史负有责任。政治领导人更是如此。历史之所以有各种可能的选择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当然，邓小平等人在进行改革的理论准备过程中，在何种程度和何种关系上接受了李泽厚的看法，是有待于考证的一个史实上的问题，但是，李泽厚自己认为邓小平所进行的注重实际反对玄思的改革是“实用理性”的一种表现。这起码是要说明李泽厚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在致思角度上的一致性。所以，李泽厚既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重点放在文化批判上的做法，也反对毛泽东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做法，而是认为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即对于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点上来。

基于此，李泽厚提出了饱受批评的社会发展的逻辑顺序路线图：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个说法受到了很大的质疑，比如邹谠先生就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不同类型的社会发展路线图。但我们从李泽厚的路线图中可以看到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之间的相似性。在邓小平的思路中，首先要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富裕了，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才能实现，个人自由才能保证。

李泽厚这样的思路或许看上去有点像是对于现实的妥协。因为改革的思路就是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并不随着经济改革而同步开展。但是这样的做法更应该被看作是李泽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所要告别的革命，既是一种对于现有秩序的颠覆式的革命，也包括对于社会变革的激进情绪。由此，他对于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之间的调和恰好成为他选择改良而反对革命的理据。

在回答人们对于四个阶段的社会发展路径质疑的时候，李泽厚虽然认为这并非绝对，但是基本上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保持国家的稳定十分重要，因此，在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度。这样，李泽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必要的威权主义。他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复杂性的强调，也可以被理解为经济目标对于政治改革的压制。

李泽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可能会一直争议下去，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李泽厚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或高高在上的，而是将之视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一个比较合理的思想图景，是融合儒家传统、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与后现代，最终形成一个“以工具本体（科技—社会发展的‘外王’）和心理本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圣’）为根本基础，重视个体生存的独特性、阐释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享受（实现个体自然潜能），重新建构‘内圣外王之道’，以充满情感的‘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范导（而不规定）自由主义理性原则的社会性道德，来承续中国‘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度的艺术’的悠长传统。”

（原载《文化纵横》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