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龚自珍“六经正名”

经数增衍，看似时代风潮，其实不然。当时学术界正有另一股力量，从学术史的角度探本溯源，从源头上分析何谓经，何谓六经，辨经史之异，反省历代经数变化的意义，有本有末地梳理出一套经学发展史。龚自珍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他的《六经正名》，就是要证明经的数目是六，不得增减，六经经目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可变易（不含乐则是五）。龚自珍的辨源有重要意义，述论于下。

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受段氏文字训诂之学，但他对六经经数与经目的看法与段玉裁完全相反。换言之，龚自珍面对的时代是经数经目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反对段玉裁等人的主张，然则他的主张又是如何？

龚自珍的理念可以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六经正名”；另一方面是批判历代经数增加的不合法性。龚自珍首先确立经数为六，经目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不可增减。他论六经的来源，说：“孔子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六经是三代以来用以治教的典制，蔚为一地之人文风范，所以孔子才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因此，龚自珍认为六经作为学术文化传统之大本，是不可以增删的。至于周末官失其守、私人讲学兴起之后所出现的簿录书册，当如何定位，和六经有何差异？龚自珍则引用《汉书·艺文志》班固（汉建武八年—和帝永元四年，32—92）“序六艺为九种”的目录理论，很清楚地把经、传、记、群书一一划分开来。他说：

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43]

龚自珍的立论和章学诚“六经源出于史”的看法相近，都认为古代典籍掌于史官，受学者学于官，并无私人讲学之事，亦无非官守之学。春秋以降周天子失势，官失其守，于是有私人讲学的兴起，孔子为其始，当时学术传授是由老师口授，弟子各录所得。弟子记录师传之言，或经师解经而为一家之言者，则都只是“记”或“传”，如《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公羊传》、《穀梁传》等。因为传、记都是受学者的记录，是经师讲学言论，不可列名为经。

龚自珍把经数还原为六，遂进一步斥责后世所谓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云云全是错误。他指出错误的源由有三：其一，把“传”视为经。他举《春秋》为例，指出十三经经目中的《春秋》就是把《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都当作经，把春秋三传讹成了春秋三经。龚自珍说若据此逻辑，则《诗》也可以分成鲁诗、韩诗、齐诗、毛诗，岂不是该有四种诗经？若然，则十三经之数，怕还得再增加呢！其二，把“记”视为经。刘宋以降至唐代，经数增衍不断，其中礼经的经目一直包括《礼记》。事实上，大、小戴礼记乃西汉人选辑而成，这些文本在古时原本是单篇行世；后世把选辑成的礼记纳入经目，根本就是把记当作经。若回考史实，当初单篇行世的礼《古文记》约有百三十余篇，难不成礼经也得有百三十余经乎？其三，把“群书”视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史记》等。龚自珍认为这些“书”的作用是“辅经”，载录当时的历史、文字、文化等数据，但其本身属于独立的载籍，因此不能纳入经。据此，从学术本源观察，经数为六，其他数字，全系臆言。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除了严明经数为六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学术探源意义。他分辨经与子的差别，主张六经乃周史之大宗，故经解的目的在辅佐王室。但子书的地位却不同，他说诸子是周史之小宗，可以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必然为王室服务，因此子书和子学有其独立的思想价值，可以在现有政权之外，自由建构理想政治图景。所以他对《论语》和《孟子》被纳入经，感到十分不平，认为完全是降低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独立价值。他批评纳《孟子》于十三经，说：

然且以为未快意，于是乎又以子为经。汉有传记博士，无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术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传记。传记也者，弟子传其师，记其师之言也；诸子也者，一师之自言也。传记，犹天子畿内卿大夫也，诸子，犹公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专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于诸子，而夷之于二戴所记之间，名为尊之，反卑之矣。子舆氏之灵，其弗飨是矣。^[44]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直接影响到晚清刘师培。1905年刘氏刊刻非常著名、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国人写的《经学教科书》，^[45]开宗明义首章“经学总述”就引述龚自珍的“六经正名”，肯定经数为六，只有六经才是经之正名，历代学者无论以经数为九、十三、十七，全属荒谬无稽。至于把礼记中的两个单篇文本《大学》、《中庸》拿来当作经，更是宋儒的扬举，在刘师培看来全属流俗之论，积非成是。他说：

及程朱表彰《学》、《庸》，亦若十三经之外，复益二经，流俗相沿，习焉不察。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此则不知正名之故也。^[46]

清儒以专门经学的研究著称于中国学术史，正名若此，实可为学界之鉴。若仍将十三经打成一气，不分经、传、记、群书之异，势必将丧失梳理经典正统与流派变迁之诸多可能议题，亦有碍于建立经学学术史观念与经学学术史之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