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沈涛“十经”与段玉裁“二十一经”说
清代学者对经数与经目的历代变化十分敏感，知识界对此一学术现象的辩论是历代最剧烈也最多元的。主要的学者有：戴震、章学诚（乾隆三年—嘉庆六年，1738—1801）、沈涛、段玉裁、龚自珍、刘恭冕（道光四年—光绪九年，1824—1883），和晚清的廖平（咸丰二年—民国二十一年，1852—1932）、康有为（咸丰八年—民国十六年，1858—1927）、刘师培等。
目前看到最早且较全面整理出历代经数经目变化的是戴震。戴震在《经考附录》写了一系列经数、经目变化与历代石经的文章：《汉立五经》、《唐大经中经小经》、《六经》，《汉一字石经》等；并引用南宋王应麟（宋嘉定十六年—元元贞二年，1223—1296）、明顾起元（明嘉靖四十四年—崇祯元年，1565—1628）之言，罗列出历代所谓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最后还自加按语，指出宋代已有纳《大戴礼记》而称十四经者。[24]《经考》共五卷，是戴震早年读经时所写的札记，不见于年谱所列著作，具体成书时间很难考订，大约在乾隆十八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3—1757），即戴震31～35岁，入京前后的作品。[25]戴震这几篇文字属数据性质，无多论述，但依序罗列历代经数经目的变化，还特别指出宋时已有十四经之称，经数并非止于十三，可见他已经注意到经数变化的问题，应可视为戴震早年读经的一项重要心得。
另外，特别关注经书数量变化并提出极具批判性反思的是章学诚。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一书中，特别针对“六经”之名提出澄清，他说六经一名虽出于后世，但因《庄子》书中也如此用，可见确有所本，并非捏造。但后世把《论语》、《孝经》都称为经，则是一大错误，至于或称七经，或称九经，或称十三经，更是纷纷扰扰无复规矩绳墨，完全背离了《汉书·艺文志》目录编辑的部次原则。[26]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完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时年38。这本书的著作目的是批评当时目录学只重视目录编排，完全忘了学术辨彰的任务，所以他著书声明校雠学的原则应该是——部次甲乙得先辨彰学术、考镜源流，唯有学术流脉梳理清晰，之后的目录编辑才有本有源。因此他讥诋经数的历代变化绝非为了展示经学史的流变，但这种从《汉书·艺文志》大脉络爬网经、史、子、文学术流辨的眼光，确实开启了日后（尤其是龚自珍）的经学流辨观念。
清儒对经数与经目提出大胆且具开创性主张的，首推段玉裁和他的学生沈涛。[27]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沈涛致函段玉裁，请为其“十经斋”作记，十一月段玉裁写成《十经斋记》，同时也邀沈涛为他的“二十一经堂”作记，以为回馈，并言：“唯沈君知我，不敢以老自懈，其勤犹沈君也。”[28]同月沈涛写成《廿一经室记》，称美其师：“吐教陈机，钩河摘洛，叔重五经之学，人谓无双；康成六艺之论，文成有万，沉沉覃思，老而弥笃。”[29]这相互欣赏的师徒二人，不仅改变了经数、改变了经目，甚至改变了经的定义，其间缘由值得细说。
前面提过，从经数增衍与经目变化的角度来看，段玉裁在经学史上最特别的，就是他提出了二十一经的说法，把经书数目增加到历史以来最高。段玉裁为何要提出二十一经呢？他在《十经斋记》中说：
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既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此东原先生《原善》一书及《孟子字义疏证》不得已于作也。
余谓言学但求诸经而足矣。六经，汉谓之六艺，乐经亡散在五经中。礼经，周礼之辅，小戴记也。春秋之辅，左、公羊、穀三传也。《孝经》、《论语》、《孟子》，五经之木铎也。《尔雅》，五经之鼓吹也。昔人并左氏于经，合集为十三经。其意善矣。
愚谓当广之为廿一经。礼益以《大戴礼》，《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六艺之书、数，《尔雅》未足当之也，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以益之。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憭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余持此论久矣，未敢以闻于人。[30]
显然，段玉裁的关怀在“政事”。他并不反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修为，但他认为这只是个人内在的道德意识，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问题，要解决人生活面对的具体难题则需要具体的相关知识，唯有掌握具体知识才可避免“执意见以为理”造成的个人主观判断。他特别指出这就是他的老师戴震写《孟子字义疏证》破除宋学“以理杀人”的主要目的。段玉裁把十三经扩张为二十一经，所增加者：《礼》益以《大戴礼记》；《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益以《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这二十一经包含的治世知识是循名物、制度上达民情、物理，不仅包含经世实学，也上达天道人情。
这篇《十经斋记》是段玉裁为他的得意弟子沈涛《十经斋室初考》所写的记。沈涛把经数增加为十，在五经之外纳入五种纬书。他认为“纬”实始于太古，和“谶”同出而异名，谶杂占验，为后世所弃，纬则辅俪经书，不可弃置不论。他甚至认为七纬之名，乃源自孔子因七经而定，所以纬书含有丰富的大义微言。他自述十经斋立名之因与纬书的重要性：
因依周赓之五经、五纬之名曰“十经斋”，又欲刺取载籍中纬候之文都为一编以为阴嬉撰考，实洙泗之微言，握河括地即东序之秘宝；春秋属商感精运斗之符，与四始而共序；孝经属参援神钩命之理；偕一贯而并授，所以中垒校之于前，高密注之于后。[31]
“纬书”，学界一般认为乃假托儒家经义宣扬符录瑞应之书，相对于经书，故称为纬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孝经都有纬书，称为七纬。内容相当复杂，大多是附会人事吉凶预言治乱兴废，颇多怪诞之论。纬书兴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南朝时官方开始禁止，隋代禁之最切，隋炀帝搜天下谶纬之书尽烧之，谶纬几亡。[32]明儒开始辑佚。因其中多记录和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字、天文、历法、地理、神话等历史知识，清儒致力尤勤，最著名的是嘉庆时刊刻的赵在翰《七纬》，同治时刊刻的马国翰（乾隆五十九年—咸丰八年，1794—1857）《玉函山房辑佚书》；前者恪守四库之说，严格区分谶纬，在各纬书的叙目下解说命名之旨，贡献很大。
“以纬注经”是沈涛十经说的重要理念，但他认为的注经不只是经义，还包括文字、声韵、天文、历算等古代知识。他说纬书八十一篇传自上古，有裨于声音训诂文字之学。沈涛早年曾有志收辑载籍中的纬候编成一书，虽未成就，但文集中每每引用纬书作为考定文字的重要引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考证“卯”、“柳”同字，进而引纬书证明古“刘”字作“卯”，汉代纬书的卯字就是刘字。[33]沈涛研治《说文解字》，对古文字有深刻造诣。他曾详细考证《古文尚书》所谓古文究竟为何，他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载马融（汉建初四年—延熹九年，79—166）《尚书注》十一卷、郑玄（汉永建二年—建安五年，127—200）《尚书注》九卷和王肃（汉兴平二年—魏甘露元年，195—256）《尚书注》十一卷皆非孔壁真古文，唯独许慎（约汉建武三十一年—约建和三年，约55—约149）曾亲见壁中书，又从贾逵（汉建武六年—永元十三年，30—101）受古学，所以《说文》一书所言古文，虽与当时师说各异，但他深信许书所存实乃孔壁尚书之正文。同时，他也指出《尚书纬》中《考灵耀》、《璇机钤》等篇都是孔门解释百二篇之书，多孔子微言七十子大义。因此欲恢复古文经学，必须兼采纬书，并和许慎书互证，钩沉古学才有可能。[34]他甚至标举他的尚书学是“十经斋真古文尚书学”[35]。他引刘熙（东汉经学家，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60年）释名：“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虽然《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中无谶纬，后人遂视之为伪书。实际上汉志所录图书秘记多为谶纬之书，连《史记》中也有很多载录。他更近一层指出汉志天文家载图书秘记十七篇就是纬候。纬书记录许多古代天文知识，沈涛不仅指出这个事实，还根据纬书中的资料考证汉代岁法，撰写《史记太初元年岁名辨》，纠正钱大昕（雍正六年—嘉庆九年，1728—1804）、孙星衍（乾隆十八年—嘉庆二十三年，1753—1818）的错误。[36]沈涛把纬书重新纳入经，目的是“永宏秘经，考信六艺”，[37]不仅发金匮之遗书，同时也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源头，使经之考古文献与经义阐释不限于六种（或十三种）文本。这是清儒“开发学术新资源”的大工程。[38]
段玉裁与沈涛对经数与经目的增减方法并不相同，但两人却同时反思何谓经，何谓经学，以及经数变化与经学的关系。也因此段玉裁并不反对沈涛的见解不同于己，反而赞美说：
嘉兴沈君涛久从余游，今年八月书来，请作《十经斋记》，“十经”者，有取于《南史》周赓之《五经》、《五纬》号曰“十经”也。纬亦经之辅，此亦五经广为十三、二十一之意欤？汉之大儒若郑康成、何邵公时以纬注经，名流尟不甄综，故纬不可废。其文沉博渊奥，苟罗之也富，择之也精，则有裨于经，夫岂浅鲜！
沈君天资卓荦，十二、三时已背诵《十三经》如瓶泻水，长益泛滥辞章，苕发颖竖，离众绝致，而犹自恐华而不实也，乃沉潜于《五经》，以《五纬》博其趣，筑室闭户，著述其中，不为声华驰逐，其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之际，揅之深矣，此其志之远大何如哉，岂守兔园帖括，或剿说宋儒一二，以拾青紫、夸学问者所可辈哉！[39]
至于沈涛为段玉裁写的《廿一经堂记》，则颇似一篇简短的经学史。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经的意思是“常”、是常道，具有存治乱施诸四海的政教功能，因此经是可以随时代需求而变迁的。首先，他说孔子以前并无经名，纵使三代官府载录图书用以教授士子，但并无称经者。他认为六经之名起于孔子，把五经定为五常之道也始于孔子。[40]接着他就概略说明历代所谓经之内容的变化：汉时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唐宋以后因经术隆升，取士遂有九经（前五经中，礼分为三，春秋分为三）；直到宋朝王安石熙宁变法，废罢《仪礼》，所试大义又不需尽合注疏，士人自然不读《仪礼》，连书版都不大通行；明代又归返旧制，并加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成为十三经。沈涛的这个定义大为影响其经学观点，也因此，他才会提出如此具个人特色的十经说，以增加经数的方式，来开拓学术资源。也因为这个定义，他才能对段玉裁的经数扩增抱持肯定态度，同时提出解释，说：
大小二戴共事曲台；孔子三朝莫传庆氏，政穆昭穆虽篇目之难稽，迁庙衅庙实逸礼之可考；琅邪师说传述罕闻，冲远义疏毁灭滋甚，仅有范阳之注略而不详，遂致信都之业坠而中绝，则礼宜益以《大戴礼》。又如左邱大义远胜严颜外传，异闻亦高邹夹。马迁蚕室因成太史之书，班氏兰台复续前朝之史，皆古训所具存治乱之条贯。至于天水一朝，人尚清虚、家传道学，温公独能博综载籍、驰骋古今，继百二十国之宝书，编三千余年之实录，信非紫阳纲目所可庶几，亦岂陇西长编为能钻仰，则春秋宜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若乃一画孳乳创自史皇，六峜阴阳造于风后，保氏以之教胄，学者于焉游艺。盖自八体无传、六觚鲜识；重差句股，谬增夕桀之名；持十屈中，远昧形声之义；苟非臣冲书上，终止句而为苟；商高矩积，孰旁要以究祘；则《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尤为小学之至精，足补雅训所未备。是用顺考古道、卟合同异，撰集为廿一经，筑堂以授生徒扶微学也。[41]
大小戴记共事曲台，所以《礼》宜益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是续前朝之史、存古训治乱，功能等同于《春秋》，得以增益；至于《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更是周代小学之至要，足以补《尔雅》训诂之未备。因此二十一经的增衍完全是“应天人之法，尊性道之闻”，有其必要。[42]
段玉裁写《十经斋记》时已经78岁，应该是他学术生命最成熟时的定论，也是他晚年筑堂授生徒扶微学的最终心愿。他之所以在十四经外，纳入了四种史书、一种小学书、二种算学书，显然是因为他观察到随着学术的发展，被称为经典的知识范畴必须扩大。尤其是他发现《周礼》六艺之学中的“书、数”之学，并非《尔雅》一书所能承载，因此主张不仅应增《说文》以辅小学，更应增加《周髀算经》、《九章算经》两种算学书，以丰富“数”之学的知识内容。至于纳入的四种史书，则显然是有鉴于当时史学界所建立的史学经典。仔细考察段玉裁的意思，乃是指知识不断扩充，原初的十三经早已不敷“学”之需求，也不足以担当所谓“经典”地位，因此必须增补，建立新的经典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