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与集体认同之载体：历史、记忆、教科书

沙培德

一、前言

以各种历史典故、故事情节或所谓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来做铺陈的历史教科书，大抵都反映舆论与官方的观点。而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往往会引发争辩。当然，历史教科书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于是就跟其他种类的历史撰述一样，会进一步地演进，但不同于大多数的历史撰述，历史教科书并不是由单一的作者所完成的，而是在一群编辑委员的编校下所完成的产物。

历史教科书不管有意无意，都是在塑造认同，但通常是有意地。然而，世上绝不可能只有一种认同。历史教科书或多或少都会强调爱国主义、世界主义、宗教或文化等认同。但自19世纪以来，各国修史都以纂修“本国史”为主，而其叙述的主题，不外以国家民族的故事为主轴。所以说，历史教科书虽然有很多功用，但从过去的这两个世纪以来，其最主要的功用，还是在建构国家民族的故事，亦即本国史。不过，我们也别忘了，历史教科书同时也能“抹灭历史记忆”。何以这样说？当历史教科书选择性地建构它所要建构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就将其他未被选择纳入的历史记忆给抹灭了。

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st Renan）在其1882年撰写的《何谓国家》这篇知名文章里说道：“抹灭历史记忆，虽连我都认为是历史错误，却是建构国家民族的基本手段。”修史最怕就是导致错误的历史记忆。勒南还说：“说到底，国家之所以能形成，就在于它的人民具有很多共同点，也同时遗忘了很多往事。没有一个法国公民知道他的祖先究竟是Burgundian、Alain、Taifale、还是Visigoth人。每个法国人一定都想不起St.Bartholomew’s Day大屠杀，也一定不会记得发生于13世纪的Midi大屠杀。”这句话，说穿了，就是在说：要在大家原本各有各的地方认同之下建构一个共同认同，势必需要经过一段曲折离奇的磨难。勒南很庆幸，法国人已忘记彼此早前各个不同的地方认同，也超脱了先前彼此不同的宗教认同，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法国认同。

勒南表示，国家建立于武力基础之上，所以国家以武力并吞各个地方族群的历史记忆，就都必须被抹灭。尽管如此，各个地方族群却从中得到了国家的保障，而被赋予作为其国家人民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勒南如是说道：“让我打个比方：‘个人’是在每天不断的生活认同下存在着，而国家则是在日复一日的公投认同下存在着。”而勒南的意思是：当一个地方族群不再认同其国家，它就该脱离国家，并被应允脱离。美国林肯总统一定不同意他的说法。

我们可以接受勒南所谓“地方族群有权决定脱离并自组他们所认同的国家”的这种观点，但不能接受其“国家建立于武力基础之上”之观点所暗示的“国家一旦建立了，就不再以武力作基础”的看法。或许他在暗示“国家建立以后，为了生存竞争而使用武力”的这种历史记忆，也必须被一并抹灭。或许这也等于印证历史教科书能依照国家所需，而立即发挥“抹灭历史记忆”的功用。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历史教科书只是他们取得历史知识的一个小环节而已。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知，大致来自代代相传的家族史与小说故事。到了今天，活在现代媒体科技时代的我们，谁说不能从《甄嬛传》这种描写雍正嫔妃故事的古装剧来了解清朝呢？也许此一古装剧中没有一个对白与场景是有历史根据，证明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但它却能型塑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不过，历史教科书说来总是比起老师讲的，要来得更具有独特的权威性。依照历史学家阿斯曼（Jan Assmann）的说法，认同是以“文化记忆”做基础。^[1]而“文化记忆”则是每一个族群的一种知识宝库，用以和其他族群作区分。这种说法，事实上很接近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的观点。^[2]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观念，不过是把我们常说的集合了风俗、仪式与共同故事而成为代代相传的“传统”，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达。文化记忆就跟传统或集体记忆一样，大抵皆能流传久远。阿斯曼的特殊之处，就在他说明了文化记忆是如何从“沟通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形成而来。人们会随着一个事件的发生，或者一连串事件的开展，彼此流传事件的始末，而产生沟通记忆，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彼此交换他们的经验。沟通记忆是经过几个世代（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所形成，接着沟通记忆要是没有转化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就会因为人们停止流传而被遗忘和消失。不过，要将“沟通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传统社会的精英通常必须将人们彼此流传的故事（亦即沟通记忆）化为某种正式的文字之后，才会变成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对哈布瓦赫来说，这种正式文字化的文化记忆，等同他所说过的“客观化的文化”（objectivized culture）。但是，客观化的文化并不只限于文字形态，它也可以从图像、仪式、建筑、纪念碑、城市，甚至是风景等形态来表现。不同于记忆的不稳定而多变，客观化的文化大多透过历史叙述来保存。但是，阿斯曼认为，历史与记忆彼此会互相渗透，不是分开的。阿斯曼将“文化记忆”（即哈布瓦赫的“客观化的文化”）的形成过程，都称作是一种“认同的具体化过程”（concretion of identity），其理由就是：文化与记忆一样，都是离不开“认同”的，而文化记忆虽然比沟通记忆较为长久，但也几乎一直在变动。

我们认为，哈布瓦赫与阿斯曼两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像阿斯曼自己所认为的那么大。而我们也都很清楚地知道历史教科书连同一般的教科书在内，都是现代社会的文化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教科书将“认同”烙印在族群叙述里，有了认同的族群叙述，就成了历史叙述，有了历史叙述，才可以清楚区分谁才是拥有同一历史的族群，所以族群叙述就在这种同一历史叙述下建立了认同。此外，文化记忆打造社会价值观所依据的基础，正是族群所具有的知识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