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知识分子对科学、宗教与迷信的再思考

黄克武

一、前言

清末民初，中国的知识处于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简单地说，可谓经学的没落与科学的兴起，或说是“俗世化”（secularization）的发展。然而近代中国俗世化的过程颇为曲折迂回，如果仅从线性、目的论式的进程，亦即重视物质的实证科学逐渐成为研究典范之角度来观察，往往会忽略一些复杂的面向。^[1]同时，在“启蒙”论述的笼罩下，一些与启蒙作用不直接相关的西学，往往甚少受到学者之关注。其实，清末民初打着“科学”的名号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学问，不但有大家所熟知的正规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也有各式各样具有神奇色彩的新知，其中在目前学科分类中属于心理学与宗教研究的灵学、妖怪学、仙佛与鬼影照相、催眠术、转桌术、灵魂制造机、返老还童术等，尤其脍炙人口，曾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随着这些西方奇技之引入，引发人们对科学、宗教、迷信等议题的争论。何谓科学、何谓宗教、何谓迷信，这些议题是清末之前的中国知识界所不曾出现的。

本文以灵学为中心来探讨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并以此反思“俗世化”的曲折过程。本文所谓“知识”并非实证性、物质性的科学，而是有更广的意涵。“知识”（knowledge）与“信仰”（faith）或个人的“意见”（opinion）不同，意指“合理的观念”或是柏拉图（Plato）所谓“有道理而能配合真理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而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往往因学派、时代与文化而异。知识也包括“智能”，亦即针对人生终极问题所提出的看法。这样一来，科学知识或实证性的知识，只是知识范围中的一部分。这一种对知识的定义与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所谓“典范论”，以及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所主张知识是社会的“建构”也是一致的。^[2]

“灵学”（spiritualism or psychical research）即“心灵学”或“灵魂之学”，是指探讨灵魂、心灵沟通、特异功能、死后世界等议题的学问。^[3]在上述的定义之下，灵学因同时具有信仰与科学双重色彩，它是否能纳入“知识”（如心理学）的范畴，就成为许多人讨论的议题。这也显示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科学作为知识之定义，知识就成为一个范畴开放与边界模糊的概念，知识史所处理的课题，其重点就不在于判定何者为“真知识”、何者为“伪知识”（如“伪科学”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的概念），而是更关注于“知识”宣称与相互辩论的历史过程。^[4]

有关“灵学”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一课题，2007年时本人曾以“上海灵学会”为例，探讨1917—1920年间灵学在中国社会的起源，以及五四新知识分子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对灵学之批判，不过对于上海灵学会之思想面向、后期的发展，以及灵学对中国知识界的冲击等议题，该文则较少着墨。^[5]本文将参酌一、二手史料（尤其是利用近年之数字数据库），一方面描写与分析上海灵学会和相关的一些现象（催眠术、扶乩等）之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立场，另一方面则以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有关“灵学”议题的讨论为中心，围绕着严复（1854—1921）、梁启超（1873—1929）、胡适（1891—1962）、陈大齐（1886—1983）、林宰平（1879—1960）等人之观念，探究知识转型的过程。拙文的焦点为：近代中国灵学之源起、发展及其对于知识转型的影响，尤其探讨在灵学的冲击下，不同人们对科学、哲学、宗教、迷信等观念之界定所形成的思想光谱，以及如何争取对“科学”之诠释权，并将自己所反对的观点界定为“迷信”或魔术。清末民初灵学之议题对1923—1924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或称“科玄论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过去许多学者都曾研究过科玄论战，^[6]但少有人注意到无论是科学派，或这些人所批评的“玄学鬼”，在语汇与观念上都受到灵学议题的冲击，因而形成了从灵学辩论到科玄论战的持续性发展。“五四”之后，此一争端并未止息，科学与灵学之间的张力一直延续到今日，成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一条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