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清儒对经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方主张增加经数，一方坚持经数归回本源，不可增减。表面看来似乎是经数扩张与否的争论，其实涉及经学正统与流派的分辨，以及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造成经之观念的变化。现将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他们的差异，以说明经与经学在晚清遭遇的巨变。
段玉裁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论看似相似，其实不然。他俩的不同，绝非所举以配经的选项不同，而是两人对“经”的观念完全两途。
段玉裁虽然沿袭六经、十三经云云的传统叙述，似乎视经为一特定概念，但当他把所欲“增益”的八种文本也冠以经名时，他对“经”的观念已产生质变。段玉裁把四种史书、一种字书、两种算学书都视为经，显然，他把“经”当作一种冠冕，作为肯定某种学问之经典地位的冠冕。毋庸讳言，段玉裁和赞成他主张的刘宝楠、刘恭冕父子都已经考虑到在知识扩张、新学术开展的时代变局下，必须增加新的学问类型与学术典范，并且把这些典范纳入经，赋予其最高的地位。这是一种清儒面对新知识的开放态度，较诸固守六经乃唯一正统地位的保守者而言，已经打开了史学、子学和历算之学的新局面。但值得留意的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切学问的典范著作必须被称为经，所以对历代的经数增加及经目变更欣然接受，他们不只赞美十三经的出现，自身也同样以增加经数和改变经目的方法来接纳新知识。他们显然未曾深刻反省经之源起与经之本义。若与历代说法相较，或许可以说，段玉裁等人所谓经，已不是之前的六经之学的经，反倒较类似今人所说“典范”的意义，既是典范，个个学科皆可以有典范，典范层出，当然不必局限于任何数字了。
沈涛和刘恭冕的提法还有另一层的意义，也得略为说明。沈涛并未把当时的学问新典范如《史记》、算学等加入经，他纳入的是自隋唐以来被视为妄言的纬书。据清儒的考证，纬书传自上古，载录不少孔门弟子传经之言。因此当时纬书得以成为解经的参考数据。显然，经之文本与经之诠释，开启了十三经之外更大的空间。至于沈涛把经释为常、常道，若和章学诚的《经解》并观，显然又钩出一条经之概念变革的线索。刘恭冕把《荀子》纳入经，他的重要性不只揭示荀子的传经之功，上复两汉经学，前面说过，他还恢复了一条儒学的孔荀学脉，揭示儒学的另一传统，在道学之外。我称之为“学统”，清儒致力恢复儒学学统，是一个很大的学术工程。我在另一篇文章讨论过清儒如何努力于郑玄复祀孔庙、许慎从祀孔庙，企图从官方取得经学的合法地位；在屡遭顿挫后，于嘉庆五年（1800）在诂经精舍诸生呈请及孙星衍、阮元议定下，遂在诂经精舍仿照孔庙制度设立了“许慎郑玄祠”。到清同治五年（1866）时，又在俞樾（1821—1907）的主持下，完成规模宏大的从祀制度；同时也说明清儒如何借由编书与讲学授徒来重新建立《周官》中的六艺之学。[55]荀子——终清之世，都未从祀孔庙。[56]道统与学统之辨，在今日已有不同意义，但在清代却是重整三代学制理念的重要目标。《楚辞》的冠以经名，更是文学领域知识重省的重要课题。
段玉裁、沈涛、刘恭冕的广经说，一方面看来是扩大了学术典范的概念与内涵，必须被视为一种进步，尤其纳入史学、字学、算学、文献、文学的新典范。但从另一角度观察，他们的最大歧出，则是淆乱了六经作为传统学术之本体的这个基石。
龚自珍就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的大视角，重新思考经、史、子、集的定位。他企图分辨：古史与经的关系、经的出现与流传、经与子的差别、秦焚书与汉初经学流传、西汉以后的经与家法等，全是古代学术史发展的大议题。龚自珍的这个视域很可能是受章学诚启发，章学诚撰写《校雠通义》、《文史通义》，以班固《汉书艺文志》为据，上探古代学术源流、两汉学术分类，厘清经和史的分别，前文已经谈过章学诚对历代经数变化所提出的不满。龚自珍也以《汉书·艺文志》甚至较早的《别录》、《七略》为依据，探源经和经学，分析历代经数的增加，并具体且激烈地批判此一现象的错误。龚自珍有极深厚的经史子学和文学造诣，他分辨六经与六艺，指出后者居汉代学术分类之首——六艺略，代表古代最为大本的六类学问；前者则本源于三代典制，又经孔子删修，用以教授生徒，蕴含微言大义。因此，六经在孔子以前就存在。龚自珍把六经当作一类特定的学问，是一种整合性的学问，有特定的诠释途径和特殊意义，不可任意增减。当然他也深切了解，六经的文本有待更多古史材料出现才能写定，因此经的考证将是无穷尽的古史钩沉。但同时他也历史性地梳理了两汉经学的流传，证实经的流传自秦汉以来就是以“家”为单位的多元途径。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立了七家，到汉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已有十四家之多：易四家、尚书三家、诗三家、礼两家、春秋两家，共十四家，显然每一经都是多家分立。龚自珍了解传、记的地位与经不等，他清楚地揭示自己正名六经的原则是：“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所谓：经自经、子自子、传记可以配经，子不可配经。[57]考索其源，观察其流，才能掌握学问的大流变。经是大本，传、记都是家法流派。所以龚自珍虽然和段玉裁一样，为六经各增益若干种文本，但却不把他们视为经，而是用“六艺其配乎”的方式，展现六艺的知识扩张。[58]龚自珍批评历代经数增加是误以传为经、误以记为经，就是为了要清楚划分源流，学术史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要点即此。也因此，他自始就坚持经的数字只是六，不得增减。所谓：仲尼未生，已有六经，孔子以六艺授徒，述而不作，未曾自作一经。[59]经本原于三代典制，不同于私人载录。学术下私人之后所出现的各种记录，只能称之为传、记、群书，可辅助经义，却绝不能称经。所以他完全反对经数的增衍，无论十三或二十一。
龚自珍的这个理论，为经学做了很重要的宣言，他清理了经的源头，厘清了经数与经目，也梳理出六经之学的流传，在体裁上有传记注疏之别；在家派上，经之流传自秦汉以来就是多家并列于世，而非后人所拘执的一家传经云云。建立了经学研究的史观，强调典范发展与学术性质变迁，经从一开始就是多元流传而非一元正统。
清儒从事的古代学术重整工程，以经学为言，从本源上梳理了六经与经学，也建立了经学史的观念，在道学之外；另外，面对新知识的成长与扩张，经的典范意义也不得不逐渐被改写。这两股势力，一方坚持六经、一方扩张经数，到晚清仍继续战火硝烟，康有为就坚守六经经数不可增减；[60]与康有为齐名且同为今文学家的廖平，则不断增减经数、变易经目，以配合他新学术理念的建构。[61]回溯清中叶18、19世纪以降，经与经学所面对的正是内部重整、知识扩张、典范转移之变局的多向挑战。晚清民初章太炎（1869—1936）等在学界引发的释经大论辩，改写了经的定义，溯源探本，正是清代经学学术史的一条伏流。[62]
附表 从六经到二十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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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参考资料
（宋）王应麟撰，（清）翁元圻注：《翁注困学纪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6。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第18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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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寿祺：《群经要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 《史记》第121卷，《儒林列传》第61，《新校本史记三家注并附编二种》第4册，3116页，台北，鼎文书局，1980。
[2] 许道勋、徐洪兴论七经有三种说法，参见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65～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黄寿祺：《经名与本枝篇第一》，见《群经要略》，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参见程发轫：《国学概论》上册，27页，台北，正中书局，1994。还引章学诚“《文史通义》以梁武帝崇尚异教，佛老书皆列于经”。
[4] 王国维《经学概论》：“《论语》多言立身行己之事，较六经之言经世者，尤于人为切近，故历代皆以为通经之门户。汉人受经者，必先通《论语》、《孝经》。”参见林庆彰：《经学研究论丛》第2辑，7页，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4。
[5] 窦秀艳：《中国雅学史》，山东，齐鲁书社，2004。该书对雅学的历代发展和知识内容有详细讨论。请参看第2、3、4章。
[6] 参见程发轫：《国学概论》上册，27页。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7]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928～930页。
[8] （元）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一》总155卷，3620～3621页，台北，鼎文书局，1980。
[9] （元）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一》总155卷，3621～3622、3618页。
[10] 陈振孙将“经部”分成：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语孟、经解、谶纬、小学，共十类。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丛书集成新编》第2册，总370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1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丛书集成新编》第2册，总388页。
[12] （元）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二》总156卷，3633～3634页。
[13] 朱熹《语孟集义序》（初名“精义”，后改名“集义”）：“宋兴百年，河洛之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其于孔子、孟氏之心，盖异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发明二书之说，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其所以兴起斯文，开悟后学，可谓至矣。……兹其所以奋乎百世绝学之后，而独得夫千载不传之传也欤？”参见（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7册，第75卷，139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1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35卷，经部四书类一，2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5] 诏云：“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元仁宗的皇庆年号仅有两年，而后进入延祐，故会试京师正为延祐二年。参见（明）宋濂等：《元史·选举志一》，总81卷，2018页，台北，鼎文书局，1981。
[16] （明）宋濂等：《元史·选举志一》总81卷，2019页。
[17]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秦克诚校点：《十三经注疏》，《日知录集释》第18卷，64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李遇孙引顾氏原文，参见李遇孙：《十三经注疏》，《日知录续补正卷二》，见徐德明、吴平主编：《清代学术笔记丛刊》第3册，211b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18] 李遇孙：《十三经注疏》，《日知录续补正卷二》，见徐德明、吴平主编：《清代学术笔记丛刊》第3册，211b～212a页。
[19] 参见（清）惠栋：《松崖文钞》第1卷，《九经古义述首》、《春秋左传补注自序》，见漆永祥点校：《东吴三惠诗文集》，300、30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
[20]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王昶生于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历为1725年1月6日。
[21] （清）王昶：《汪少山大戴礼记解诂序》，见《春融堂集》第36卷，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38册，48～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2] 参见（清）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嘉庆十七年壬申条，见《段玉裁遗书》下册，台北，大化书局，1977。两篇记俱见《段玉裁遗书》下册，1324～1325页。
[23] 程发轫：“此皆私人拟议，未成定论，故不列于经目。”参见程发轫：《国学概论》上册，28页。周予同在讨论完历代经数的增加之后也说：“综上所述，经的领域逐渐扩大。现在依普遍的习惯，以十三经为限。十四经的名称不甚普遍，二十一经不过是个人的主张而已。”参见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853页。
[24] （清）戴震：《经考附录》第7卷，见《戴震全书》第2册，601～605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25] 参见（清）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187～189页。亦参见余英时：外篇《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见《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51～183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余先生认为是其入京前的作品。
[26]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第3卷，《汉志六艺第十三》，见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册，1021～10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27] 沈涛从学段玉裁在嘉庆五年（1800），段玉裁66岁，沈涛只有8岁，天资卓颖，目为神童。14岁获见于阮元，录为诂经精舍生，嘉庆十五年举人，年仅19岁。治考订之学、《说文》，亦嗜金石。沈涛传，见《清史稿》第486卷，列传273，文苑三，13421页，台北，鼎文书局，1981。
[28] （清）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第9卷，见《段玉裁遗书》下册，1047页。
[29] （清）沈涛：《廿一经堂记》，《十经斋文集》第1卷，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8册，3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0] （清）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第9卷，见《段玉裁遗书》下册，1046页。
[31] （清）沈涛：《与段茂堂先生书》，见《十经斋文集》第2卷，3～4页，民国间中国书店据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本影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32] （清）沈涛《十经斋考室文》，分辨谶纬之异，并详述纬书的历代变化，俨然一篇谶纬小史，值得参考。见《十经斋文集》第1卷，5～7页。
[33] 这是沈涛引纬书考证古字的重要例证，文集中频频提及。参见（清）沈涛：《与马珊林书》，见《十经斋文集》第3卷，4～12页。《与段茂堂先生书》，见《十经斋文集》第1卷，12～17页。
[34] 参见（清）沈涛：《与马珊林书》，见《十经斋文集》第3卷，5～6页。文末言：“鄙者《说文考》称及十经斋真古文尚书学，推演阐述，详著其说，窃谓可上质之圣人，当不仅有功于汉学。尝考纬书八十一篇，其说字多古音古义，实为许氏九千言所本。篇中所称孔子曰即纬书说，如黍可为酒禾入水也、粟之为言续也，见《说题辞》；乌旰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见《元命苞》。是知举形之字，叩气之训，无非毖纬之精谈，皆属灵篇之奥旨。”（见6页）。
[35] （清）沈涛：《与马珊林书》，见《十经斋文集》第3卷，6页。
[36] （清）沈涛：《史记太初元年岁名辨》，见《十经斋文集》第2卷，7～21页。该文乃沈涛为诂经精舍生时，阮元命题之作，时年15。
[37] 参见（清）沈涛：《十经斋考室文》，见《十经斋文集》第1卷，5页。另参见《廿一经堂记》，见《十经斋文集》，第1卷。《治经廔记》，见《经斋文集》第4卷。
[38] 沈涛以纬书考定经解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尚书》“曰若稽古”一语。他解释这句汉儒解至三万字的词语说：“曰者，语词。若犹言奉若天道。稽古即与天合德也。纬书多仲尼微言，七十子大义。较之汉经师训解尤为近古。桓谭《新论》谓：‘秦延君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纷诤空轸，疑论无归。’得郑君此注，而‘曰若稽古’可以论定矣。”（清）沈涛：《尚书曰若稽古篇》，见《十经斋文集》第1卷，22b页。
[39] （清）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第9卷，见《段玉裁遗书》下册，1046页。
[40] 值得注意的是，沈涛在探溯经与孔子的关系时，大量引用纬书作为证据。参见（清）沈涛：《廿一经堂记》，见《十经斋文集》第1卷。
[41] （清）沈涛：《廿一经堂记》，见《十经斋文集》第1卷，10b～11a页。
[42] （清）沈涛：《廿一经堂记》，见《十经斋文集》第1卷，9～11页。
[43] （清）龚自珍：《六经正名》，见《龚自珍全集》，37页，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
[44] （清）龚自珍：《六经正名》，见《龚自珍全集》，38页。龚自珍论经子之异，探源于经史之别，三代六艺之教，乃一大视域的学术探源工作。关于经史之别，参见张寿安：《六经皆史？且听经学家怎么说？章学诚龚自珍论学术流辨之异同》，见田浩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273～310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关于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参见张寿安：《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学术本源与知识分化的第一步》，载《清史研究》，3（2009），总第75期，49～61页。
[45] 钱玄同：《左盦著述系年》，民前七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民前六年（1906）载刘师培以教科书为名，写出五种：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总名为“国学教科书五种”，是刘师培为国学保存会所编。参见（清）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总目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视之刘氏《经学教科书》成于1906年之前。稍后有皮锡瑞《经学历史》（1906）、《经学通论》等，都较刘书为晚。另一以教科书为名者为关文瑛《经学教科书》，出版年为1937年。
[46] （清）刘师培：《经学教科书》，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7] （清）刘宝楠：《十经斋文集序》，见《念楼集》，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56册，第6卷，281～28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同年梅曾亮亦为该书撰序，美其“文章之道通于治经”，参见（清）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137～1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8] （清）刘恭笏、恭冕、恭絇撰：《〈念楼集〉书后》，见张连生等点校：《宝应刘氏集·刘宝楠集》，12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
[49] （清）刘恭冕：《广经室记》，见《广经室文钞》，见《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40册，总118～119页，上海，上海书店，1994。
[50] 《刘叔俯致刘伯山书》，登于《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三号“撰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日。文章后有按语：“案叔俯先生著有广经室文集，而集中有广经室记一篇，与此篇小有同异，盖此书作于作记之前也。记者识。”参见《景印国粹学报旧刊全集》第1册，384～386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该文开头跟结尾各有两处有关年代问题的记录，可见大约写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载录此文，并加注：“此书载《国粹学报》第三期撰录门，而《广经室文钞》无之。”见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47～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刘毓崧，刘文淇之子，字伯山。
[51] （清）汪中：《述学》，见《荀卿子通论》第4卷，8a～9b页，台北，世界书局，1972。校正诸子撰有：《墨子序》、《墨子后序》、《老子考异》、《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吕氏春秋序》、《贾谊年表》、《贾谊新书序》等。
[52] （清）凌廷堪：《荀卿颂》，见《校礼堂文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
[53] （清）严可均：《荀子当从祀议》，见《铁桥漫稿八卷》第3卷，1～4页，民国十四年苏州文学山房据清光绪中长洲蒋氏刊本重印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54] （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22、334页，台北，里仁书局，1995。
[55] 参见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2（2006年6月），53～111页。
[56] 黄进兴：《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见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477～502页，台北，允晨文化，2006。
[57] （清）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五》，见《龚自珍全集》，40～41页。
[58] 关于龚自珍的“六艺之配”，参见（清）龚自珍：《六经正名》，见《龚自珍全集》，37页。值得留意的是，龚自珍使用的模式和段玉裁相似：为六经作配。两人所举之书并不全同，但留意到的新学问则相同。唯段用的动词是：“辅”、“益”，如“周礼之辅”、“春秋之辅”、“益以国语”；龚自珍则用“配”字。
[59] 参见（清）龚自珍：《六经正名》、《古史钩沈论二》，见《龚自珍全集》，36～37、21～25页。
[60] 康有为也坚持六经之数，认为“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又谓之记，弟子后学辗转所口传谓之说，凡汉前传经者无异论”。传、记乃“弟子所作，无敢僭称”，他批评十三经是“冒经名”，参见（清）康有为：《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孔子改制考》第10卷，见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2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又说“今日《十三经》皆伪也，凡六百余年”，《康南海先生讲学记》，见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2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1] 廖平经学观念屡变，先是否认六经六纬为十二经（参见廖平：《经话乙编》第14条，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见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528页，成都，巴蜀书社，1998）。尔后又承认六经六纬为十二经（廖平：《古纬汇编补注六卷·自序》，撰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清光绪丙午年（32年），1906］中秋则柯轩再版本，32a～33a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古纬汇编补注》﹐收入高承瀛等修，吴嘉谟等纂辑：《光绪井硏志》第12卷，艺文二，总775～776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据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影印。等到民国二年（1913）则又变成认为六经六艺为十二经，参见《孔经哲学发微》，见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331页。
[62] 20世纪清学大师张舜徽提到段玉裁、刘恭冕增加经书数目，“不欲以十三经自囿，意无不同”，但言应读之书甚多，不必拘泥是经非经。张氏看出段、刘不欲以十三经自限，但未究开拓经学知识范围的学术史意涵。参见张舜徽：《学林脞录》第3卷，“儒家经传名数多少无关读书宏旨”，见《爱晚庐随笔》，54～5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张氏又言：“读之无得，不读何损，以不切于今用，虽早列在经，故犹可废也。昔人恒以经名崇高，不敢增减。徒徇虚号，夫亦奚益哉？若夫应读之书甚广，正不必拘泥于是经非经也。”正代表经学在20世纪面对的剧烈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