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蓄婢习俗与婢女源流
一、蓄婢习俗
在中国，婢女的历史悠久，自商周时代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上一直存在婢女现象。春秋以前，“奴隶似皆服公役并有等级之分，私人蓄奴之事较少。战国末期，社会剧变，户口日增，民已艰食，加以田制破坏，豪强兼并，工商业勃兴，社会上贫富悬隔。于是民间大地主大商贾，多蓄奴婢，资其劳力以从事于生产货殖”[3]。到明代时，大多数人已经认可了蓄婢的习俗。明代政府曾经限制过蓄婢现象，政府禁止平民百姓之家蓄养奴婢，并且规定了有功之人和官宦家庭使用奴婢的数量。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政府对人们蓄养婢女现象的控制力在减弱，社会上的蓄婢风气与之前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在京各驸马皇亲，及天下王府，并王亲仪宾之家，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旧制，或多逾十倍”[4]。
清代初期，蓄婢仍然是流行的社会风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御史刘子章称：“仰惟我皇上恭俭立德，视民如伤，内外之冗缺尽裁……在下诸臣，乃不仰体，多带家口，漫无节限……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为限制官员的仆从数量，他建议朝廷对官员的奴婢“严加节制”，并制定出官员所蓄奴婢的限定额数，“凡官员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则督抚止带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十五人，有多携带者，一经指参，以违制论”[5]。乾隆时期，安徽按察使王检说，许多官员外任，“多置僮婢，一署几至百人”[6]。这些事例表明，当时的官宦家庭普遍蓄养婢女。如果某个家庭有足够的财力蓄养婢女，却没有蓄养婢女，反倒让人觉得奇怪。比如，张廷玉的父母亲很是俭朴，家中始终没有蓄养过婢女，即便后来家境富裕了起来，亲戚们也大都“使婢起居”，而张母仍“不改其俭”，“一青衫数年不易”，一天，有亲戚家的婢女来送物品，由于该婢女不认识张母，见有一缝补旧衣的妇人，便问道“夫人安在？”该妇人“逡巡起应，婢大惭沮”。[7]
官宦家庭的蓄婢行为对其他的社会阶层有较大影响。方苞曾有“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妇不主中馈，事舅姑而饮食必凿，燕游惟便，缝纫补缀，皆取办于工，仍坐役仆妇，及婢女数人，少者亦一二人……吾家寒素，弊衣粗食，颇能内外共之，而妇人必求婢女，犹染金陵积习，吾甚惧焉”[8]的感慨。不仅中上层社会的家庭中流行蓄养婢女，即使在社会的中下层家庭中，蓄养婢女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袁枚文集中有“福建长乐县民妇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矢志抚孤，家只一婢、一苍头”[9]的描述。有的贫寒之家，在没有能力娶妻的情况下，也会蓄有婢女，如“周世臣，官锦衣指挥，家贫无妻，只荷花儿与王奎一婢一奴相伴”[10]。当时，“仆婢成群”是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反过来，“家无仆婢”则表明某人的家境贫困。这向我们表明，只要一个家庭有些许的经济能力，就会蓄养婢女。
多数家庭蓄婢，主要是着眼于婢女的“服务”功能。主人洗脸时，婢女要为主人备洗脸水；主人吃饭时，婢女要负责端饭上菜，听候使唤；主人睡觉时，婢女要给他们捶背、打扇。“常见某宅，婢子二十余人，内分上下几等，上等底衣服整齐，举止稍敢自由，下等底蓬头赤足，面目几不可辨。她们主妇人，呼喝骂詈，若以为很是自豪的样子，行动起来，捧巾持帚底一大群，洋洋自得。”[11]一般的大家庭，若女儿出嫁，婢女也会作为礼物之一陪嫁过去。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出身于官宦名门，父亲李朝仪是京兆公，兄李端棻是刑部侍郎。1891年，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就带了两名婢女，一个名叫阿好，一个名叫王来喜。阿好因为不听使唤，不久就被逐了出去；王来喜则聪明勤快，梁启超夫妇很是喜欢她，甚至连家中的财政大权也交由她管理。[12]近代的许多家族小说也离不开婢女的身影，林语堂《京华烟云》的时间跨度近四十年，从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写到1938年年初日本侵占北京，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这部小说中刻画的婢女有十多个，如银屏、青霞、锦儿、甜妹、宝芬、桂姐（原是曾夫人的陪嫁婢女，出场时已是姨太太）、雪花、蔷薇、暗香、小喜儿、凤凰、金香、石竹等。
此外，许多家庭蓄婢还重视婢女能“取悦于人”的附加功能。主人在请客吃饭时，如果有美丽大方、举止得体的婢女在旁边服侍客人，就会让主人的宴请增色许多。因此，在蓄婢现象的普遍存在引导着富裕阶层的精致生活的同时，富裕阶层也在不断提高对婢女容貌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常见作主母的，出门时必揣有美婢，偶有客来家，也必定有美婢奔走客前，所以北方有一句‘肥狗胖丫头’的话”[13]。蓄婢现象的存在，除因婢女有能够“取悦于人”的附加功能外，也是某人、某阶层情趣高低的象征或符号。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中，富商姚思安就曾指出，要享受真正的田园生活，身边一定要带个婢女伺候。
二、婢女来源
“说文解字‘奴’字下注云，‘奴婢皆古罪人’，‘婢’字下注云，‘女子卑者也’；《郑注·典礼》曰：‘婢之言卑也’。可见，古代的奴婢纯是罪人。”[14]“奴隶起源，盖自部落时代之俘虏，倔强者杀之，驯服者役焉”，或者是“犯罪人或其家属，剥夺良民资格，没入官为奴婢，周礼司属所谓‘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台’是也”。[15]“秦汉之代，天下凶荒，民多出赘子女，奴婢多由买卖而来，婢制更为之倡行，这时有官婢与私婢之分。魏晋六朝，因岁凶衣食无依乃鬻为奴婢豢养于豪富之家，其时奴婢皆视为私人财产，与耕牛等同。唐与五代，则有所谓良民贱民之分，贱民中又有永久、暂时之别。暂时者若随身，为有契约雇佣之奴仆；永久者则有奴婢、番户、杂户之不同，奴婢为贱民中之最下级。奴婢的来源除因罪没官外，有自贩卖而来者，则自粤、闽、川、黔、湘、贵诸地。豪强商贾，用奴婢市易或馈赠，朝廷以之为贡品，唐律中有‘奴婢贱人，律比畜产’。”[16]《清稗类钞》中有“古罪人之子女，从坐而没入官以给役使者，曰奴婢，后则价买而依主人之姓者亦曰奴，若给工值雇用者，则谓之雇工，然普通心目中，辄皆视之为奴。至于婢，则皆出价购之，鬻身以充役，非遣嫁，或转售，则终身不得出主人之门”[17]。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阶级分化也在加剧，“贫富悬隔，民已艰食，因岁凶衣食无依”[18]，贫苦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儿女。
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奴婢来源相比，到了近代，婢女的来源方式相对简单得多，“买卖”是主要的来源方式。婢女买卖，不始于清代，在清代之前已经很盛行。婢女买卖属于人口买卖的范畴，清代的人口买卖，有正式法律所许可的奴婢买卖，也有法律所禁止的良民贱卖。清代立法中，有禁止人口买卖的条文，如《大清律例·刑律·盗贼》中“略人略卖人”条，与前代相比，清代加大了对“略卖人”的处罚力度。[19]但是，清代社会在本质上与前代王朝没有太大的区别，绝大多数民众仍在温饱线上挣扎；等级社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均，民众抗意外风险的能力也较弱。如果遭遇天灾人祸，卖妻鬻子或自卖就成为民众重要的求生渠道。假如政府再摊派和征收赋役，加重人民负担，则人口买卖就成为家常便饭。社会贫困普遍化，政府一时又无法改变社会的贫困，在此情况下，政府一般会优先考虑民间的求生诉求，“若父母、亲属价卖子女、卑幼，出于两相情愿，必实因生计艰难，万不得已，其情可悯，则于法当原律内止分略卖和卖两层”，“出于卑幼情愿，并非尊长诱取者，即不在照律科罚之列”[20]，“穷民当饥寒交迫之时，将妻妾子女售卖与人，原非得已，向所不禁”[21]。如此一来，“合法”的卖者增多，“合法”的买者也随之增多，法律也就慢慢默许了婢女买卖的合法性。
到清代末期，社会处于衰世，财富分配悬殊，社会贫困加剧，许多家庭因为贫困无依，将女儿出卖给富裕人家去当婢女，由此引起的人口贩卖也愈演愈烈，“降至近代，人民贫困日甚，因而鬻身为婢者日众，而贩卖人口之风，亦欲趋恶劣”[22]。上海有一则《丫头》的谚语写道：“阿弥娘，硬心肠，贪用银子三十两，卖我出去做梅香。人陌生，路陌生，譬如牛羊进杀场，卖身文契写一张，哭别亲娘再寻东家娘。着个破衣裳，吃个咸菜汤，睏个无脚床，打个冤屈棒，走个暗弄堂，倒倒夜壶马桶不离臭坑缸。到仔廿二三岁，嫁出去配成双。东家但对铜钱望，不做正室做偏房。大娘做凶多管束，不许丈夫进我房，时常闲气塞胸膛。命薄嫁得薄情郎，生男育女无希望。后半世必定无靠傍，害成终身终世泪汪汪。”[23]《旧京醒世画报》鲜明形象地记录了穷苦人家卖女孩的情况（图1-1）：“上月廿七日晌午，有一个老头挑着行里（李）带着一个小女孩儿，年将十一二岁，在西石槽胡同喊着卖小孩儿。据说是京南的人，流落在这儿啦，看那样子，实在可怜，可是又有说他骗人的。不管怎么样，总是穷出来的见识，望有管理之责者，总得想个法子安置安置这苦同胞吧。”[24]
图1.1 穷出来的见识
图片来源：《旧京醒世画报》，1909-12-07。
小说《京华烟云》中，除旗人出身的宝芬是为“探宝”而自愿到姚家当婢女之外，其他的几个婢女中，银屏11岁时，伯父母在杭州把她卖给姚家，青霞是北京人，在银屏之后被卖到姚家，锦儿是姚家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刘学洙在回忆录中讲道：“大约在清末，我祖父从四川做知县后还乡，带回了两个婢女。一位如前文所述，送给他的岳父做妾，一个留在身边伺候。”[25]袁世凯的官家符颠青，除兼管袁家账房事外，还担负着专门替袁购买婢女的任务，袁世凯身边的几个扬州籍婢女，都是由他从扬州买来的。[26]1907年，张之洞眷属北上赴京时，曾将所购买的婢女八人派往湖北缫丝局，学习管理。[27]
为了满足婢女买卖的需求，有些地方出现了专门蓄养和训练婢女，或贩卖婢女以谋取利益的现象，“粤人蓄婢者极多，视其稍可造就而面目不甚怪丑者，多加意教之，教以烹饪、刺绣、治家细务，且教之识字，即文理不甚通顺，亦必能缮录账目，如此乃为上乘。俟其年长，即售与人为妾。价昂者，自五百金至千金。次者亦必能烹饪、缝纫，方为合格，身价自二三百金至五百金，下者一二百金。旧家之中落者，每多蓄婢，俟其长而卖之，得金殊不赀也”[28]。《点石斋画报》报道称，广西平南有个姓刘的人，家里一贫如洗，但妻子长得很漂亮。他听说广东婢女的行情很好，于是就将妻子典给富人家，得到30两银子，买了两个婢女，准备带到广东，卖个好价钱。谁知，他半途上遇到土匪，钱和婢女都被抢去，落得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刘某，广西平南人，妻某氏，年二十余，风姿绰约，静好无尤。虽居贱食贫，绝无怨意。今春平南岸饥，贫家卖男鬻女，为救饥之计。女价颇廉，刘思生财之道，别无他计，若贩女转售东粤，利市可三倍，而家贫无资本，一再踟蹰，因商于妻，将其贷于富室，而以妻做抵押，妻许之。富家涎其美，遂贷以三十金，约期取赎，过期则作割绝论，署券而去。刘得金即贩两婢，附船东下，以为指日获利，床头人不难璧还也。讵舟到玉省河，夜泊花埭之茶溶。被匪三人窥破行径，知其孤弱可欺，竟驾舢板托言巡查，登舟捡观，见有二女，诬以拐带，劫去二女。刘再三分辨，匪即按枪指吓，刘畏其凶悍，不敢与较，任其扬长而去，而自顾，两婢既失，家室又空，懊恨欲绝，始悔前之忘思发财，做无耻之事，而反不能自保也，亦晚矣。[29]
虽然清朝政府加大了对“哄诱图利”的人口贩卖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时至清末，社会“民生憔悴，逃死无所，妻女鬻为妾腾，子姓沦于皂隶，不肖奸人从而市利，流毒播孽，由来已久”[30]。另外，法律又默许普通人家买卖婢女，致使人口买卖达到了十分猖獗的程度。
随着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广泛传播，奴婢制度和人口买卖也日益受到人们的抨击，“西汉承秦弊俗，吏民多蓄奴婢，习为故常，遂使无辜良民吏为罪隶”，“以奴婢与财物同论，不以人类视之，生杀悉凭主命”，“殊非重视人命之义”，“现在欧美各国均无买卖人口之事，系用尊重人格之主义，其法实可采取”。[31]社会对某一问题的猛烈批评，在适当的时机，会因某个事件的发生，引起某种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