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末禁止人口买卖与婢女法律制度的废除
一、“黎黄氏案”与周馥奏折
1905年12月5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收到一个传教士从镇江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称，有一艘“鄱阳”号轮班即将到达上海港，轮班上有两个女子，她们“从内地拐骗了十几个幼女来上海贩卖”，电报要求巡捕房将这两个女子“捉拿归案”，释放被拐骗的幼女。6日晚，“鄱阳”号轮班停靠在上海码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捕头木突生抓捕了“人口贩子”黎黄氏等人。[32]原来，黎黄氏的丈夫黎廷玉在四川任职，因病亡故，黎黄氏在仆人的陪同下，带同15名婢女，扶黎廷玉的灵柩转道上海，回广东原籍安葬。黎黄氏所携带的婢女，大的14岁，小的八九岁，都是四川人，她们“大都为自己伯叔携至重庆售卖，其身价每口最大者仅十余元，小者六七元而已”，捕房探目指称黎黄氏是“人口贩卖的案犯”，把她“拘于捕房”。[33]12月8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理了“黎黄氏贩卖人口案”。会审公堂的陪审员英国副领事认为，一个女子携带多名幼女，既不是亲属，而且又携带有买卖凭据，当然有拐卖人口的嫌疑，主张把黎黄氏连同婢女押进西牢。中国谳员关絅之认为，黎黄氏的丈夫“宦游在蜀”，所携女子除亲生外，都是亲友托购的婢女，有身价凭据，“且行李多至百余件，似不能遽指为诱拐”[34]；况且，黎黄氏是朝廷命妇，“官宦人家，往往蓄婢成群，故不能诬黎黄氏为歹人”[35]；若要定黎黄氏的罪，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她拐骗人口的证据。于是，关絅之就宣布中止审讯。[36]在应该将犯罪嫌疑人黎黄氏关押在何处的问题上，关絅之与英国陪审官德为门发生了冲突。关絅之认为，应该把黎黄氏等人押在会审公堂的女押所，“听候处断”，德为门则坚持将“人犯”押入西牢。在双方磋商无果的情况下，关絅之让差役将黎黄氏等人带往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女押所，德为门则令捕头强行殴夺。在混乱之际，英捕头用烟枪打人；西报馆的洋人，也充当帮凶，用竹筒打人；另有西捕、印捕、西探多名，也混入打人的行列。结果，有两名差役被殴伤，多名观审的商民也被打伤，黎黄氏等人被巡捕强行带往西牢收押。[37]媒体在报道中谴责了德为门及其巡捕肆意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行为。
这一“抢人事件”不但引发了上海商民的抗议，也引发了粤籍商董的强烈不满。原来，黎廷玉的父亲黎植生长期在重庆经商，是“广东本帮董事”，黎廷玉病故后，黎植生“特托同事及同乡亲眷偕同寡媳幼子”，携带婢女，转道上海回广东。[38]上海的广东肇庆公所的董事徐润等人，照会上海道，请求释放黎黄氏，称“黎黄氏以官眷扶柩回里，同行之人，非亲即伙，均是有来历之人，所携各婢也均有身契可验，捕房凭空诬为诱拐，全数拘入捕房，夺去行李，置呈验护照、身契于不问，并酿成哄堂夺犯交涉，以致黎黄氏等久押西牢，实属冤累无辜，应即予省释并将行李发还，以息人言而昭公理”[39]。同时，广东肇庆公所的负责人还直接与工部局巡捕房联系，表示公所愿意作保，请求巡捕房放人。工部局巡捕房允许将黎黄氏等5人（不包括婢女）释放，但要求广东肇庆公所按每人500两银子交付保释金。[40]上海的广东全省绅商还联名上书外务部，要求进行交涉。[41]
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上海道袁树勋、署理两江总督周馥先后与各国领事进行了高层交涉，清政府外务部也向驻京外国公使团提出抗议。在交涉过程中，又发生了示威群众火烧老闸捕房而被巡捕打死打伤的流血事件。面对不断扩大的事态，双方交涉中最后决定，今后会审公堂的中国女犯直接收押在公堂的女押所，不再送工部局监狱。因为关絅之的坚持，德为门也不再作为陪审官出庭。之后，德为门被调离上海，到镇江任职；捕头木突生，因工部局坚持，未做处理。[42]
纵观整个事件，黎黄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她所携带的婢女是合法的，因为所有婢女都是她从四川买来的，并且有买卖凭据，按照清律，完全正当。虽然哄闹公堂案超越了黎黄氏买卖人口案本身，转移到了中国司法主权的问题上，但起因在于，捕房怀疑黎黄氏是人口贩子。捕房之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中国有大量人口买卖的事实，且是合法的。在西人眼中，人口买卖是野蛮的行为，在法律上是被严行禁止的。哄闹公堂案证明，在中国合法的人口买卖实是中外纠纷之源。
1906年3月1日，周馥以“买卖人口有伤天地之和，未洽文明之化”为由，向清政府上了奏请禁止人口买卖折，“以昭仁政而重宪法”。周馥在奏折中称，“中国三代盛时，没有买卖人口之事，只有罪人才为奴隶。周衰，始有鬻身之说。秦汉以后，变而加厉，以奴婢与财物同论，不以人类视之，生杀悉凭主命。到清朝时定例逐渐从宽，白契所买奴婢与雇工同论，奴婢有罪不告官司，而殴杀者治罪叠次，推恩有加无已然，仍准立契买卖。本源未塞，徒挽末流，补救终属有限。贫家子女一经卖入人手，虐使等于犬马，苛待甚于罪囚，呼吁无门，束手待毙，残酷有不忍言者。泰西欧美各邦近年治化日进，深知从前竞尚蓄奴为野蛮陋习。英国靡数千万金币赎免全国之奴，美国则以释奴之令，兵争累岁，卒尽释放，义声所播，各国从风。如今朝廷振兴政治，改订法律，百度维新，独买卖人口一端，既为古昔所本无，又为环球所不韪，拟请特沛殊恩，革除此习，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军民人等永禁买卖人口，如违，买者卖者均按律治罪，其使用奴婢只准价雇，仍议定年限，以本人过二十五岁为限，限满听归本家，无家可归者，男子听其自立，女子主家婚配，不得收受身价，纳妾只准媒说，务须两相情愿，不得抑勒，母家准其看视，仍当恪守妾腾名分，不许僭越”[43]。
虽然从周馥的奏折中，看不出哄闹公堂案的直接影响，但应该与黎黄氏携带婢女所引发的公堂案有关。因为他的上折时间，是在他刚处理完哄闹公堂案之后。哄闹公堂案的发生，正是由于工部局捕房相信犯罪嫌疑人黎黄氏是人口贩子。哄闹公堂案虽然经过双方的谈判得以解决，然而，署理两江总督周馥检讨此次中外冲突，认为其根源在于人口买卖，遂有上折奏请禁革人口买卖之举。[44]然而，周馥的上折未及议奏，总办改革政治的特设机关——督办政务处就被裁撤，所以，周馥的奏折也被搁置。但是，周馥的上折实际启动了清末政府禁革买卖人口、删除奴婢律例的讨论。[45]
二、吴纬炳折与禁买人口条例
1909年1月16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吴纬炳奏请革除奴婢买卖的恶习。吴纬炳在奏折内称：“天地有好生之心，帝王以人民为本，方今预备立宪，全国人民其优秀者固宜随时培养，其微贱者亦须一视同仁，若以穷苦无告之民，听其互相买卖，沦为贱役，致令虐使、苛待，惨无人理，非人政所宜有也。查徽宁世仆，嘉庆年间早经开豁。浙江堕民，近已设立学堂，准其出业。新民善政，薄海交称。而奴婢一项，同居人类之中，竟列良民以外，在宪法固无偏枯之理，则皇仁方以普及为公，应请置买奴婢一事，永远革改。嗣后满汉官员、军民人等需人工作，衹准价雇作工，不准买为奴婢。凡纳妾者，衹准媒说，不准立契价买。其从前原有奴婢皆以雇工论，有犯照雇工科断，所有律例内关涉奴婢各条，均予删除，庶国无贱民，皆欢欣鼓舞于圣仁之事。”[46]
吴纬炳奏折与周馥奏折的内容相近。由于周馥的奏折未被复议即被搁置，清政府就将吴、周的奏折一同下发给宪政编查馆办理。1909年12月21日，宪政编查馆与修订法律大臣一起，拟定了《禁革买卖人口条款》，其禁止的理由如下：
立宪政体首重人权，凡属圆颅方趾之俦，皆有特立独行之性，若互相买卖，夺其自由，视同犬马，与朝廷颁行宪法的宗旨相违背，买卖人口一事，自应禁革，毫无疑义。方今朝廷颁行宪法，叠奉谕旨，不啻三令五申，凡与宪法有密切之关系，尤不可不及时通变。买卖人口一事，久为西国所非笑，律例内奴婢各条与买卖人口事相因，若不早图禁革，迨实行宪政之时，将有格不相入之势。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准如该督、该御史所奏将买卖人口之事，特旨禁革。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军民人等不准以人口互相买卖，违者治罪。其使用奴婢，衹准价雇，纳妾衹准媒说。从前原有之奴婢一律以雇工论，身体许其自主，有犯按雇工科断，并不轻纵。所有律例内关涉奴婢诸条悉与删除，以广皇仁，而符政体。至其办理条款，谨就周馥原奏清单，悉心参核，酌拟十条，开具清单恭呈御览。此事扫除数千年积弊，为旷古未有之盛举，足以感薄海之人心，动环球之观听。[47]
《禁革买卖人口条款》的主要内容是：
1、删除契买之例，嗣后买卖人口，无论为妻、为妾、为子孙、为奴婢，概行永远禁止，违者治罪，旧时契买之例一律作废。2、酌定买卖罪名，除掠卖、和卖各律例于新律未颁以前照旧遵行外，如因贫而卖子女者，于略卖子孙，处八等罚律上减一等处七等罚，买者处八等罚，身价入官，人口交亲属领回；略卖、和卖案内，不知情者也照此办理。3、酌改奴婢罪名，奴婢改为雇工，此后即永无奴婢名目，嗣后契雇贫民子女及从前旧有之奴婢均以雇工人论，仍存主仆名分，有犯按雇工人律例科断。4、贫民子女准作雇工。荒岁贫民乏食，无力养赡子女，势将流为饿殍，即等常境遇艰窘者，亦有不能存活之时，若禁止买卖而不筹一善法，亦非两全之道，拟请除寻常雇佣仍照旧各听其便，毋庸议定年限外，嗣后贫民子女不能存活者准其议定年限，立据作为雇工，先给雇值多少，彼此面定雇定之时，不问男女长幼，总以扣至本人二十五岁为限。只准减少，不准加多。如雇时十岁，不得过十五年，九岁不得过十六年之类，愿减少者听。限满听归本家。其限满后无家可归者男子听其自立，若欲再雇，彼此情愿，准另立据，订雇按年论值。女子如母家无人，交其至亲属领回婚配。无亲属者由主家为之择配，不得收受身价。此等雇工与契买奴婢不同，主家当以雇工之例相待，不得凌虐，该雇工仍当遵守主仆名分，不准违反。倘雇限以内主家有虐待情事，准本家交还未满工值领回。5、旗下家奴概以雇工人论，不必限定年岁，伊主情愿赎放者听。6、汉人世仆及其子孙概行开豁为良，如仍在主家服役者，俱以雇工论。其向系子孙及嗣后雇佣男女工人，无论满汉人家，均仍遵守主仆名分，不得违越。7、旧时婢女限年婚配。民间契买婢女大抵经媒人之手，真正亲属无从查考，又或历年已久，或远道携归，若必责令交还亲属，匪特窒碍难行，恐亦徒滋纷扰。嗣后旧时婢女照定例年二十五岁以上，无至近亲属可归者，由主家婚配，不得收受身价，违者照例治罪。8、纳妾只许媒说，为妾名分，仍当严恪遵守，不许稍有僭越。9、良贱为婚姻之律宜删除。10、买卖为娼优之禁宜切实执行。[48]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禁革人口买卖的主要理由是，人口买卖与将来的宪政、已颁布的宪法大纲相矛盾，也就是说，禁革人口买卖是预备立宪要完成的任务。有了这个谕旨，1910年1月，宪政编查馆的修订法律大臣在修订《现行刑律》时，吸收了《禁革买卖人口条款》的基本内容，删除、更改了原来律例中的“贱民”“奴婢”字样。[49]
《现行刑律》肯定了人口买卖不符合立宪政体首重人格的要求，不符合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圣人古训，更不是王道仁政之下的应有行为，从而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宣告了人口买卖的不合法性。它宣告了中国奴婢制度的终结，正如梁启超所言，“宣统元年颁行禁革买卖人口条例，而现行新刑律关于奴婢身分之各条文沿自明清律者亦已完全消去，主奴名义，绝对为法律所不容许，在立法事业上不能不谓为一种进步”[50]。《现行刑律》的修订，使原来被视为“物”的奴婢恢复了“人”的身份，在法律上消除了婢女身份。
但是，制度不完全等同于现实，清末禁令与法律很难杜绝延续几千年的婢女现象。况且清末时，整个社会的贫困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日益加剧。在生存和人格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单纯从立法的角度为贫困的人做出唯一的选择，可能有失偏颇。“就事实上论，女婢至今依然为变相的存在，男奴则自清中叶以来早已渐次绝迹，此并非由法律强制之力使然，其原因实在生计状况之变动与赋役制度之改良”[51]，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婢女现象即为证。“乡里有些强盗（富翁）人家，承继了祖宗的遗产，常用一二十元钱将贫苦人家的女儿买来作为婢女”[52]，有一位名叫彭务勤的作者讲道，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大部分人都是蓄婢的，“他们是富有的人家，当然他们也蓄有婢女”[53]。许多反映民国时期大家族生活的小说，也向人们揭示了当时的家庭生活与大量婢女存在的情况。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描写的婢女有十多个，如银屏、青霞、锦儿、甜妹、宝芬、桂姐（原为曾夫人的陪嫁婢女，出场时已是姨太太）、雪花、蔷薇、暗香、小喜儿、凤凰、金香、石竹等。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中提到的婢女有六个，她们活跃于北洋政府时期上流社会中的总理之家。从这些小说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有势力有金钱之家，大都蓄婢”[54]。
民国时期全国具体有多少婢女，目前未见到确切的统计，只有零星的记载。广东废除娼婢妾运动会调查北京、上海、广东的娼妓以及广东人私蓄婢女的情况时，认为“世风不古，人道日坏，妇女沦为卖笑生涯而至供人婢妾者不知凡几，此皆万恶社会造成之也”[55]。据查，广东省广州市河南区3200户中共有19200人，其中有婢女1440名，若全市有100万人，平均而计，则婢女有72000名，若全市有200万人，婢女之数又会增加一倍；老城区每八家有婢女1名，推计全市有100万人，蓄婢家庭就有174000户，婢女有22000名，若全市有200万人，则婢女又会多一倍。集合各调查者所查之数，有婢女的家庭是283户，共有1698人，其中婢女有262人。所调查的78名学生中，有五分之二的家庭中有婢女。[56]1922年，国际联盟奴隶委员会报告，中国婢女总数当在200万人以上。同年，欧文爵士（Lord Owin）在英国下议院演说时讲到，在香港，女奴数目有8653人，并称此后人数续有增加，又据香港反奴会（Anti-Mui Tsai Society）的调查称，香港女奴数目已增至10000人。[57]另外，据厦门公安局的调查，厦门有成年婢女854人，未成年婢女1726人。[58]1936年，开封市公安局登记婢女134人。其中，未满16岁又无亲属者68人，有亲属无养赡能力者25人，有亲属有养赡能力者7人；满16岁无亲属者25人，有亲属无养赡能力者7人，无亲属者1人，有亲属无养赡能力者1人。[59]而上海360万人中，婢女有3000多人。华界100万人中，有1000多婢女，租界有2000多婢女，“尤以粤籍居户占最多数。豪富之家，常蓄着两三个婢女，有的是几位太太，就有几位婢女”[60]。在广西桂林市，“大约以环湖路可为中等以上家庭代表区，环湖北路第十甲共40户中，有婢女8人；榕坡路大约可为中等及中等以下家庭的代表区域，该路第一、二、三甲，105户中，也有12人”[61]。另据1948年的统计，“桂林有20705户，18万人，女性有12万人。假定桂林中等及以下之家庭为中等以上家庭的三倍，也至少有婢女2500人以上，占到女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较为严重性的数目”[62]。北京是古都，又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都，是旧官僚的渊薮，是政教汇总、仕商云集之地，因此，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旧婢”“新婢”叠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1] 樊縯：《婢女与童养媳》，载《妇女与儿童》，1935（11）。
[2] 宵：《最苦的两种女子》，载《大公报·小公园》（天津版），1931-03-11（13）。
[3] 梁启超：《中国奴隶制度》，载《清华学报》，1925（2）。
[4] 《明孝宗实录》卷19，弘治元年十月己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5] （清）刘子章：《节仆从以省扰累梳》，见（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6。
[6] 《清高宗实录》卷616，见《清实录》，第16册，9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5册，105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8] （清）方苞：《方望溪全集》卷17，235页，北京，中国书店，1991。
[9] （清）袁枚著，杨兵标点：《子不语》，28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0] （清）袁枚著，杨兵标点：《子不语》，25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1] 沁秋：《婢》，载《益世报·女子周刊》（北京版），1920-11-20（4）。
[12]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高王玉梅：《我们应当自己作的一件事》，载《妇女杂志》，1922（12）。
[14] 沁秋：《婢》，载《益世报·女子周刊》（北京版），1920-11-20（4）。
[15] 梁启超：《中国奴隶制度》，载《清华学报》，1925（2）。
[16] 燕云：《婢的研究》，载《妇女共鸣》，1937（2）。
[17] 徐柯：《清稗类钞》，第11册，52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燕云：《婢的研究》，载《妇女共鸣》，1937（2）。
[19] 李启成：《清末民初刑法变革之历史考察——以人口买卖为中心的分析》，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1）。
[20] 《刑案汇览全编点校本·刑案汇览》，112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1] 胡星桥等主编：《读例存疑点注》，1128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22] 柯象峰：《社会救济》，153页，台北，正中书局，1944。
[23] 胡祖德：《沪谚外编·丫头》，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4] 《穷出来的见识》，载《旧京醒世画报》，1909-12-07。
[25] 刘学洙：《大营巷旧事》，44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
[26]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53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7] 《派令婢女学习缫丝》，载《申报》，1907-11-11（12）。
[28] 《粤人蓄婢》，见（清）徐柯：《清稗类钞·奴婢类》，第11册，52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9] 《典妻贩婢》，载《点石斋画报（忠集）》，第13册，305页，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2001。
[30] 《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1] 沈家本撰，邓经元点校：《历代刑法考》，第4册，2037、20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2] 《汇录哄闹公堂事》，载《申报》，1905-12-10（2）。
[33] 《汇录哄闹公堂后商议对付情形》，载《申报》，1905-12-15（2）。
[34] 《汇录哄闹公堂事》，载《申报》，1905-12-10（2）。
[35] 《汇录哄闹公堂后商议对付情形》，载《申报》，1905-12-15（2）。
[36] 《汇录哄闹公堂事》，载《申报》，1905-12-10（2）。
[37] 《汇录哄闹公堂事》，载《申报》，1905-12-10（2）。
[38] 《汇录哄闹公堂后商议对付情形》，载《申报》，1905-12-11（2）。
[39] 《汇录哄闹公堂后商议对付情形》，载《申报》，1905-12-13（2）。
[40] 《汇录哄闹公堂后商议对付情形》，载《申报》，1905-12-12（2）。
[41] 《汇录哄闹公堂后商议对付情形》，载《申报》，1905-12-11（2）。
[42] 马长林：《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案始末》，载《档案春秋》，2007（4）。
[43] 《江督奏禁革买卖人口折》，载《顺天时报》，1906-03-12（7）。
[44] 李启成：《清末民初刑法变革之历史考察——以人口买卖为中心的分析》，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1）。
[45] 李连贵：《沈家本传》，22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6] 《宪政编查馆会奏酌拟禁革买卖人口条款》，见京师警察厅编：《京师警察法令汇编》，682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10。
[47] 《宪政编查馆会奏酌拟禁革买卖人口条款》，见京师警察厅编：《京师警察法令汇编》，683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10。
[48] 《宪政编查馆会奏酌拟禁革买卖人口条款》，见京师警察厅编：《京师警察法令汇编》，686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10。
[49] 李启成：《清末民初刑法变革之历史考察——以人口买卖为中心的分析》，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1）。
[50] 梁启超：《中国奴隶制度》，载《清华学报》，1925（2）。
[51] 梁启超：《中国奴隶制度》，载《清华学报》，1925（2）。
[52] 《耿仙至邵力子的信》，见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3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53] 彭务勤：《我戚家中婢女的生活》，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12-15（8）。
[54] 《推进解放婢女运动》，载《女子月刊》，1936（2）。
[55] 《全国婢妾娼妓之调查总数》，载《顺天时报》，1922-03-12（7）。
[56] 《全国婢妾娼妓之调查总数》，载《顺天时报》，1922-03-12（7）。
[57] 金仲华：《世界妇女奴隶现状》，载《妇女杂志》，1930（8）。
[58] 燕云：《婢的研究》，载《妇女共鸣》，1937（2）。
[59] 《开封市婢女调查》，载《河南统计月报》，1936（7）。
[60] 《上海的婢女总数在三千以上》，载《现代父母》，1936（8）。
[61] 俞平：《连续不断之桂林虐婢案》，载《妇女》，1948（5）。
[62] 俞平：《连续不断之桂林虐婢案》，载《妇女》，19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