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世界电影新格局
饶曙光 刘晓希 朱玉卿
“一带一路”一词初现于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重要演讲，之后，中国政府对这一构想不断进行完善并得到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的响应、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古代地缘意义上“丝绸之路”的当下阐释，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它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将经济发展视为显在追求而力图实现全方面互利共赢的美好期待中，“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既是实现这一理念的保障，也是提出这一理念的初衷。
2015年3月，中国权威媒体新华社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将“文化交往”作为“民心相通”的重点开展对象，并进而使之成为加速“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途径和宗旨。文件指出：要在“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1]。由此，电影——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一种，正式被纳入“一带一路”中来。这无疑为中国与世界电影在交流合作层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使命。
一、“一带一路”有着助推中国与沿线国家电影交流合作的现实理据
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商业类型电影大不相同的民族电影发展之路，而亚洲其他国家的电影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和中国电影相类似的命运。定位于本国观众、追求各自民族的风格化表达，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电影应对西方电影主导世界电影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多年来，民族电影的发展及民族电影大师的诞生为亚洲电影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赞誉，印度的歌舞片、韩国的金基德、中国的张艺谋等，皆为很好的例证。但另一方面，传统的民族电影也使很多国家的电影在国际化背景下遭遇了难以言说的尴尬，比如在国内好评如潮的民族电影在国外却因难以调和的文化认同而不被域外观众接受，市场惨淡；而一些成功地吸引了域外观众眼球的电影在本国却不被本土观众接受。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一味地坚持民族化和个性化表达显然无益于本国电影的长久发展。鉴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电影必须重新寻求一条使本国电影得以继续下去的生存之路。此时，“一带一路”的提出无疑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丝路沿线国家的民族电影指明了发展的新方向，即丝路沿线各国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积极承担起在相互之间进行整合优势、支援弱势、共建强势的重要职责。
“一带一路”中涉及的大量相关国家，各自的电影都很有特色，相互之间开展电影节展和交流合作活动，互相引进优秀影片，为各自国家的观众提供丰富的文化娱乐内容，以及共同创作、制作和翻译影视剧精品等，为各个国家的民族电影打开文化视野，实现“文化共同体”这一想象从而进入国际电影市场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沿线国家，特别是在创作、制作、技术、人才培养和交流，尤其是市场等方面提供了相得益彰、相学相长的有益帮助。在实现上述优势共享、弱势共帮的基础上，必将催生出一个合力共建的电影强势群体。事实上，像俄罗斯、印度、泰国、伊朗、菲律宾等国均有极具特色的人文积淀，急需电影这一媒介形式对其进行开发、打造和传播。在技术共享、文化互通的基础上，作为全球电影产业增速最快、市场基础最为坚实的中国电影，有责任、有义务充分整合各种有利资源，在丝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力求为世界观众呈现一个各种文化多元共生的电影景观，从而为沿线各国的电影打开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熟悉中国电影发展的人都知道，“新丝路”中提及的沿线国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关联其实早已有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建立起广泛的文化交流和电影交流合作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在1978年《人民日报》的68条与电影相关的报道中，对国外电影事业的概述、电影理论的介绍，对国外纪录片、故事片、科教片和美术片等的引进和分析，对国外电影圈人物和电影界事件的简评等竟然多达52篇，涉及的国家包括泰国、印度、柬埔寨、越南、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美国等20余个，提到的地区和城市基本都在今天的“一带一路”范畴内，报道的主题多为与当下“一带一路”理念相符合的维护邦交关系，促进文化交流。1979年之后，中国电影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1979年中国大陆的电影观众高达293亿人次，这恐怕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奇迹。1993年年初，中国启动电影行业的改革，1994年开始“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左右‘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1994年11月11日，首部进口影片《亡命天涯》首轮上映获1300万元票房”[2]。国外的优秀影片进入中国市场，在丰富中国观众文化生活，为中国电影人带来学习国外先进的制片和市场经验的同时，也于某种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电影的机制创新。“2002年，中国电影开始了产业化改革。在各项产业改革政策，尤其是《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与合拍片直接相关的产业政策的牵引下，中国内地与境外的合作制片获得飞速发展，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中至关重要的力量，对中国电影产业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与此同时，中国还分别与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新加坡、比利时等国家签署了《电影合作拍摄协议》，而在这十年间，中国通过与韩国、印度等国的试探性合拍逐渐催生出要与之展开深度合作的构想和规划。
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像今天一样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离不开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自身的奋发图强与活力创新；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与周边国家甚至电影发达国家间所展开的一系列关涉艺术、技术和产业等诸多领域的交流与互通。同时，作为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在用实际行动为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未来的、更多的可能合作国家描绘出一幅极具说服力的成功蓝图。“一带一路”的共赢理念早就在“华语电影”和“泛亚电影”等理论构想与战略实施中得以体现，只是它仍亟待不同地域和更多电影人的深度读解并信任参与，以便在自身体系得以完善的同时，更能真真切切地助推电影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二、“一带一路”将会助推中国与沿线国家电影的跨国发展思维
2012年2月，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协议确定中国每年将增加14部美国进口大片，以IMAX和3D电影等特种影片为主；美国电影票房分账比例从13%提高到25%。这直接导致了2012年的进口片票房高达88亿元，占中国当年票房总收入的52.4%。作为电影工业和市场运作均极为成熟的好莱坞，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电影人学习，尤其在面对好莱坞电影对本土电影的市场压力面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需要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进步，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
近年来，伴随着中韩合拍的热情日渐高涨和“一带一路”理念的不断成熟，2014年7月3日，中国与韩国正式签署了《中韩电影合拍协议》，双方均以极大限度的优惠政策力为两国电影的共同进步打造更加宽松舒适的发展空间；此后，中国又分别与俄罗斯和印度签署了电影合作协议，印度新闻广播部部长普拉卡什·雅瓦德卡尔表示：“这份协议的签署，使两国的制作人能够有机会利用各自的艺术创意、技术资金及市场资源，共同拍摄电影。同时也能帮助印度的音视频产品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2015年5月，双方还宣布了由中印两国电影人交流合作的三部电影《大唐玄奘》《功夫瑜伽》和《大闹天竺》，尤其是后两部在两个国家均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中国的《天将雄师》《一代宗师》《狼图腾》等优秀影片在印度成功发行，而印度的《摔跤吧，爸爸》则赢得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观众欢迎，最终在中国市场上创下了近13亿元人民币（约合1.95亿美元）的票房，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2015年开始，中国与泰国和越南之间的电影合作日益紧密，一些优秀的影片，尤其是合拍影片开始走进彼此的市场。2017年10月，泰国影片《天才枪手》登陆中国大银幕，一举创下2.6亿元人民币（约合3900万美元）的票房，这也是泰国电影历史上最高票房纪录。从目前的种种发展态势来看，“一带一路”必将助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电影资源的共享和共建，提升域内国家电影界自身的视野和水平。在未来，在“新丝路”的极广含义下，中国电影将跨越国界，与沿线国家乃至欧洲国家间不仅进行着技术方面的合作，也同时发生着艺术、美学和文化思维上的融合。“一带一路”引领下的各国电影要想顺利走出去从而实现一种跨国想象，要有意识地培养一种具有跨国思维的电影叙事伦理取向和电影叙事伦理能力。
三、“一带一路”电影新格局
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与多个国家业已展开的合作拍摄的基础上还分别与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新加坡、比利时等国家签署了《电影合作拍摄协议》，此外，俄罗斯、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多次举办中国电影周。2010年6月，第3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展映活动在俄罗斯拉开帷幕，七部中国影片参加展映，时间上跨越将近一个世纪。俄罗斯也通过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长春国际电影节等活动展映本国有影响力的作品，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
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欧的电影合作发展迅速。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合拍影片众多，相互之间的电影交流非常频繁，并举办了“2016—2017年中俄媒体交流年”“2017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媒体年”等活动，确定了10个领域的200多个合作项目。近两年，俄罗斯多部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并深受中国广大观众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
为发挥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在“一带一路”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自2014年起，实施了“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3年多时间里，两大工程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7年4月，在美丽的小城布达佩斯，“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正式成立，其研究对象和目的中的重要一项，就是要着力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议题，而这当中当然也包括“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影视文化建设。在2017年6月举办的“2017中国成都金砖国家电影节”上，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5个金砖国家的30部影片参赛参展，相互之间开启了众多合作计划。
为搭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影领域最大的交流合作平台，2014年，中国牵头创办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2014年举办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共有11个国家的170多家片商参与了组委会举办的各类论坛、推介会和电影市场等活动。41部影片入围“丝路杯”最受观众喜爱的影片，11个国家的170多家片商参与节目与版权交易，总金额约30亿元人民币。电影节闭幕式上还发布了《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合作共同宣言》，强调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到今天，“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已经在中国的西安和福州两地成功举办到第四届，参加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国家达到60多个，已经成为沿线国家电影领域的一大盛会，已经形成了开幕式、影片评选、电影展映、电影论坛、电影市场、“一带一路”文化展演、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七个活动单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作品提供了展示、交流、交易的机会，更为“一带一路”电影的现状与未来做出了合理的分析与展望。
与此相呼应，加大对丝路沿线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产业和内容进行深入了解就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各地人们喜闻乐见的电影，更需要加大从文化背景、政策法规，以及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产业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和大数据方面的整合、研究、分析和分享。
基于此，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决定新增《丝路沿线国家影视大数据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项目，并在本届电影节的主论坛进行发布。《白皮书》依托“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电影为纽带，促进丝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传承丝路精神，弘扬丝路文化，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和氛围。《白皮书》的撰写和发布，有助于中国影视行业的未来发展，为相关企业、行业精英提供决策参照，扩大与丝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白皮书》的撰写和发布有助于域内国家影视主管部门深入了解和掌握丝路沿线国家的影视文化发展新动向，为主管部门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白皮书》使用大数据及相关手段，调研丝路沿线各国电影发展现状，深入了解沿线各国电影文化、政策、创作、制作和市场的发展情况，增加与丝路沿线国家影视产业相关的机构、企业和行业精英交流互动，共同探索未来合作的新机遇。《白皮书》的实施和发布，持续性强，辐射面广，必将引起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
我们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将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影视作品上的合作会越来越多。当然，机遇从来都与使命并存，抓住机遇的同时更要不忘肩上的重任。对于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而言，应该而且必须在战略层面、战略角度理解“一带一路”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使命，特别是为中国电影对外传播及构建世界电影新秩序带来的新机遇和新使命，有效改变世界电影的地理版图、文化版图，为中国电影可持续繁荣发展赢得更多、更大的空间。
当前，中国电影国际化之路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因此，“一带一路”理念下的中国电影发展必须时时恪守“实现国际化再平衡”和“开创地区新型合作”的总体构想，并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下不断创新和完善更多、更具体的实践步骤，在实现域内各国电影拥有更高的文化主体性、文化包容度和在世界上的被认知度的同时，推动沿线国家电影的战略性合作，实现可持续繁荣和发展，为世界电影可持续繁荣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同时，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调动世界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改变好莱坞电影一枝独秀、一家独大的传统格局，实现电影层面、电影领域的国际化再平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格局下世界电影文化多向度传播和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让电影为人类和平繁荣发展和共同的美好未来做出更多、更大、更有益的贡献。
（第一作者系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载《人民日报》，2015-03-29。转引自刘晓希：《“一带一路”：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机遇与新使命》，载《当代文坛》，2015（6）。
[2] 虞吉：《中国电影史》，178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3] 詹庆生：《产业化十年中国电影合拍片发展备忘（2002—2012）》，载《当代电影》，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