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第三极文化”论丛(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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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汉语教育史看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生成

[法]白乐桑

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法国汉语教育史和中国影响力,简单一点就能阐明所谓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引进来、在于接受。

大家都知道中法关系源远流长,中法两国之间互相情有独钟,两国有着特殊的外交关系。自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独特性。那么,中法文化的亲密交融是由哪些背景和条件产生的?这个是值得探讨的研究。结合自身经历,我今天简单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辩证地介绍分析中法文化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探讨语言与民族特征之间的关系。

比路易十四更早,圣路易派遣亲信了解中国,试图建立一些交往。重要的里程碑是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学者和传教士,带来三十箱科学仪器,传教士因为临时发现康熙得了疟疾,还贡献药物给他。除此之外,传教士参与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的首张全国地图。来到中国的法国学者和传教士大部分精通汉语,亲自参与翻译四书五经,一般翻译成拉丁文。法语和拉丁文一样,也是历史上整个欧洲最早的文学语言,经过当时的一套语言政策奠定了法语为官方语言,所以欧洲最早的文学语言就是法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建立中法两国文化角度互相认可的一个基础。

法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大国,法国大革命前夕甚至形成了一种流派——重农主义。戴高乐有一句名言“怎样能治理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他的意思是以法国重美食的例子来说明法国是比较多元的国家。如果从汉语教育史的角度探讨我们今天的问题,会发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法国在汉语方面一直领跑,原因是什么?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最早以比较理性的头脑、比较科学的头脑分析汉语,在他之前有一些意大利、葡萄牙传教士也接触过汉语,可是他们是把拉丁语的范畴套用在汉语身上。所以为什么一个法国传教士在这方面不同呢?这是因为法国非常流行语言哲学,这个语言哲学在当时比较先进、比较理性,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马若瑟神父对汉语有比较理性的认识。

沈福宗是最早到过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中转站是牛津,路上停在巴黎,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当时他们用拉丁文交流。两个星期以后,法国的刊物《优雅信史》对此进行报道,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去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路易十四面前,沈福宗在凡尔赛宫表演了用毛笔写汉字、用筷子吃饭。通过这个刊物,整个欧洲知识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对汉语汉字的形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马建忠先在上海学习法语、拉丁语,后来到法国读法律,带回了一个概念——语法。说这些的意思是中国影响力需要媒介,媒介应该是对方国家的媒介,就是引进接受。还有特殊的媒介就像沈福宗、黄嘉略、马建忠,他们既是这方也是那方,精通各个国家的文化。黄嘉略一定程度上是法国官方汉学的根源,他后来居住在法国,也在法国去世。

《耶稣会士信笺》介绍了中国文化,从语音文字到园林风格,影响了整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引进介绍中国文化的法国人当中有文学家,可是文学家当中绝大部分不是作家,而是诗人。举例来讲,戈蒂耶是法国著名诗人,他女儿也是诗人,小时候就学汉语,翻译了中国唐诗,对中国文化的推广有很大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克洛岱尔、谢阁兰还是米修斯,都是诗人,而不是小说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巴黎法兰西工学院,1814年第一任真正的汉语教授雷慕沙教授影响了整个欧洲,成为官方机构最早的汉语教授。

除了中国文化和诗人强调哲学与汉语的交汇,自古以来同时主修汉语和学习哲学的教会按比例来讲是相当高的,这两者之间肯定有一种奇幻的联系。这些汉学家兼哲学家,或者那些学过哲学同时学过汉语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个现象值得研究的。还有一些中法的情缘大家就更清楚了,像邓小平、陈延年、陈毅、周恩来等。中法建交比较早,戴高乐总统曾说:“今后应该有更多的法国人去学习汉语,反过来当然也应该有更多的中国人去学习法语。”最早在中等教育学校开设汉语课的是1958年法国巴黎郊区的汉语学校,为什么当时一所公立学校主动申请开设汉语课呢?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法国很早就在中等教育学校开设了汉语课,所以后来又正式发布了教学大纲,2008年法国教育部又开设了一个强化汉语课程,也必须得有相关大纲,在这个大纲里当然也加入了不少跟中国文化有关的中国电影,这些作为例子来指导老师进行课程内容。中法语言政策对话最近已经进行了三届研讨会,这可能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背景。中法两国在文化习俗上有共同点和不同点,酒的功能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园林风格差异也比较大,正因为差异比较大才可以进行交流对话。

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引进来,在于接受对方,在于拓展视野,在于跨文化对话。中法两国有一种镜子效应,是值得研究的。据说20世纪初有一句名言,说中国人是亚洲的法国人。这可能是一种刻板的说法,但说不定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所呼应。

(作者系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国民教育部原汉语总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