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识变化的新形势

东亚区域合作面临新的环境。其一，外部大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恶化，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特别是，作为东亚区域经济网络中心的中国受到美国的打压，中美贸易争端不仅影响中国经济，而且对区域产业链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原来的东亚—北美经济循环链条断裂，东亚地区面临经济关系的重组与重构。其二，美国领导的TPP对东亚的区域合作造成严重影响，分裂了东亚的区域性整体构建。特朗普退出TPP，转而实行单边主义，反对区域性构建。但日本承接美国留下的摊子，完成了CPTPP构建，在CPTPP生效后，日本的主要兴趣会是推动CPTPP扩建，吸纳更多的东亚成员参加，由此，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可能会被放在次要的地位。日本甚至有让CPTPP替代RCEP的意图。本来，日本的东亚区域认知就不强，这样一来，缺乏日本积极参与的东亚区域合作会失去重要的动力。其三，东亚传统生产链以外部需求为目标与支撑，外部市场的变动对东亚地区的经济链条基础造成巨大影响，一旦东亚区域内的经济链条不能正常运转，东亚内向的合作动力就会减弱，也许内部会产生争端。特别是，在世界与区域经济不好的形势下，各方的主要关注力在国内治理，外部的合作驱动力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国内政治会被引向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对外来的投资和贸易产生歧视，甚至阻挡。

市场开放是区域合作的支撑平台，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大市场空间，会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导致社会排斥外来的投资、商品。特朗普上台以后退群、重构，他的旗号就是美国开放吃了亏，因此，不相信区域安排，对原来的安排也不接受。他认为，普遍性开放有利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要重构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改变市场竞争规则。按原来的规则，多边机制也好，区域机制也好，构建一个大的市场开放环境，把大家拉进来，对后进经济体提供转型优惠。比如APEC，其设定目标是缩小成员间的发展差距。其实，区域合作，既然是合作，共利是前提。在当前的环境下，如何坚持区域合作的共同发展、均衡发展，特别是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来实现目标，遇到很多困难。东亚奇迹是靠经济的快速增长支撑的，如果失去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区域引擎，那么区域合作的内动力也就减弱了。

事实上，东亚地区还是靠与外部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与北美的联系保持发展的。亚太区域合作以APEC为主轴，是链接太平洋两岸，即北美与东亚的主要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以不断增强的北美—东亚经济链接为基础，构建了由政府主导的APEC，从领导人会议到部长会议，从专门委员会到专家组，铺开了全面合作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被称为“茂物目标”的亚太开放合作蓝图，计划到2020年建成开放与合作的亚太大市场。但是后来的发展并不顺利，先是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受到美国TPP的影响，落实目标的进程停滞，尽管2014年中国借主办APEC会议的契机，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但是，此后FTAAP被搁置。如今，特朗普当政下的美国肯定不参与，美国不参与，其他成员也没有了积极性，中国其实当时也是把它作为一项“战略性”倡议，平衡美国的TPP。现在，一是大家忙于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二是日本搞成了没有美国的CPTPP，主要兴趣是扩大CPTPP，力图以此为蓝本推动亚太更多国家参与，并且不受APEC框架的限制。

美国推出了印太战略，日本积极响应，把它称为“印太愿景”，这得到澳新和部分东盟国家的支持，不属于APEC的印度更是乐见其成。开始，美国把它作为一种战略性设计，想干嘛呢？大家也看不清楚。亚太自贸区没了，又搞出一个印太，不搞亚太。在美国官方文件中，以后可能很少见到亚太，将来就是印太。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外交评论》上，我的主要观点是，从经济发展来说，印太是一个自然延伸过程。亚太是北美到东亚经济链延伸，把太平洋两边链接起来。亚太的链接开始主要是由发达起来的日本提出来的，目的是挂上美国，在此驱动下，有了一批合作机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PECC。到了克林顿上台，经济不景气的美国发现还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东亚，于是要拉紧美国和东亚的关系。那时，美国和东亚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和欧洲贸易的总额。所以克林顿主持召开了APEC峰会，一下子把APEC的档次提高了。所以，经济的印太也应该是亚太的延伸，背景就是印度崛起，印度的参与。因此，中国不必反对印太概念，应该顺其自然，在大区域框架下发展中印关系。区域合作拉入印度，这就像当年亚太拉入中国一样。为什么要拒绝呢？我们反对的是把印太战略化、敌对化，推动区域开放与合作。同时，要强调，印太的“印”是印度洋，不只是印度，也应该欢迎印度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