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创新合作方式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也需要对东亚的区域合作进行反思，提出新的思路，推动创新合作方式。如前所述，东亚区域合作起于合作，即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合作开放发展。共同体是个载体，不是目的，共同体的形式是多样的，欧洲有欧洲的方式，非洲有非洲的方式，东盟有东盟的方式。方式的创建与实践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需要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方式与目标进行调整。东亚展望小组当年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得到了“10+3”领导人的认同，得到了各国社会的支持，现在与当年相比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在中国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体有何异同？东盟已经在深化共同体的建设，如何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机制？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怎么办呢？我认为，第一，东亚共同体的合作精神不能放弃。因为东亚需要合作，需要共处，需要共同繁荣，需要和平等等，把它作为一个区域精神继续往前推动。第二，创新方式，务实推进。目前，甚至是今后一个时期，不要再提过高的目标，就是“少谈点主义，多干些实事”，干成一件实事，那就是一个进步。实事靠做，有国家层面的，有区域层面的，有一家干的，有几家协同干的，有大家共同来做的。为了给经济发展创建更好的环境，应该把推动区域层面的互联互通作为重中之重。互联互通不光是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东盟的是“三个通”，包括物理的（基础设施）、法律的（规制）和人员的（便利人员流动），这三个层次搞好了，开放才可深入。只有自贸区安排不行，因为就是市场开放了，三个不通，经济联系不能畅通，当地经济也难以发展起来。

说到自贸区的作用，尽管理论上讲可以产生贸易转向，即更多的贸易转到自贸区范围进行，但实际上，贸易转移的效应并不明显。自贸区的真正意义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区域性经济链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了贸易，这应该是自贸区谈判的初衷。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了，说增加了多少贸易，真很难说。我做过调研，自贸区的利用率并不高，但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发展却很快。中日韩之间没有自贸区，中美之间也没有自贸区，贸易照样发展，且规模很大，但是，交易成本比较大，如果有了自贸区安排，交易成本会降低。

鉴于中日韩之间谈成自贸区难度很大，三国领导人提出了“3+X”合作思路，这很好，我们需要研究X是什么？比如，中日韩三国在东南亚要搞合作，共建基础网络，那么能不能和东盟一起制定东南亚基础设施网络统一的标准？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中日韩在东盟的基础设施投入很大，竞争也很激烈，各自强调自己的优点，推行自己的标准，这很不利。能不能中日韩与东盟合作制定“东盟基础设施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建设，大家都有利。事实上，要创新方式，要干的和能干的事情很多，需要务实，需要合作精神，这就是共同体精神。

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区域合作。区域合作到底要干什么？特别是对东亚地区来说，区域的合作目标是什么？区域合作运动都受了欧洲的影响，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我看来，区域合作有两个成功的案例，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东盟。两个不同的模式，欧洲的成功在于以区域性法律为基础，实现联合，实行区域治理，而东盟的成功在于以政治共识为基础，推进区域合作，不搞区域治理，而是搞区域整合，进程不中断，一直一点一点地往前走。东盟在东亚创建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东盟方式（ASEAN Way）。东盟方式为东亚推进合作提供了经验。当然，东盟不同于东亚，简单地把东盟方式扩展到东亚也行不通。东盟的发展目标是不断提升共同体建设的内涵，提升区域整合的水平，而东亚如何整合呢？这里有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大国，扩大一点，还有新兴大国印度，再扩大一点，还有澳新。这样大的区域取得共识难，整合起来就更难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东盟模式也不是范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东亚合作要走什么路？以东盟为中心，这是东盟自身强调和坚持的，但其他国家可以尊重，不一定遵从。有人说是“小马拉大车”，东盟不爱听，十个国家加起来怎么还是小马呢？没有东盟，谁来牵头呢？在东亚区域合作上，东盟的特殊作用至关重要。东盟就像一个区域网络中心，把其他各方链接汇集在一起。东亚难以像欧洲那样，通过实现法德和解与合作引领区域合作，一是中日难以结成像法德那样的联盟，相向而行，二是其他各方也难以接受大国主导的方式。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大国，综合实力最强，理应在推动区域合作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出于复杂的原因，很多国家担心的就是中国主导，东盟也不会接受中国主导。中国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主导作用，但是，历史回不去了，也不让回去，有的专家认为，东亚地区迟早会回归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其实，如前所说，中国的未来目标也不是要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地区关系和秩序。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体一些，倡导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怎么来构建，需要说清楚，说透，让人家理解，让人家接受，让大家共同参与建设。就我的理解，命运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共同体可以是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多种合作共处的机制基础上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把命运共同体译为“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再直译过来，中文就是“共享的未来”，共享的未来可以以多种方式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community”也应该是复数，即“communities”，世界之大，地区之广，单一的机制难以包容下来。欧洲原想通过扩大建成单一欧洲，丘吉尔梦想实现“欧洲合众国”，看来很难。

事物的发展具有周期性特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是会有反复。区域合作热了很长一个时期，现在是调整期、反思期。面对新的复杂形势，各国首要的是考虑自身的发展与治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激起民粹主义，助长政治家的极端行为，而大国之间的权势（power）斗争也会把局势搞得更为复杂。尽管东亚地区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民粹主义，美洲那样的动荡，中东那样的冲突，但是，东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其中，最为严峻的是区域经济转型和与此相关的经济关系调整。这不仅需要各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也需要凝聚新的区域合作共识，创建新形势下区域合作的新动能。对于东亚区域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维护合作的大局，以合作应对挑战。目前，东亚合作已经建立起了多重机制，都在运行，重要的是务实行动，其中包括加快RCEP的谈判，制订和实施互联互通计划，提出新经济增长倡议，等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国坚持开放发展的大战略，深化自身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大趋势，并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作为东亚最大的经济体，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是大多数国家最大或者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投资来源。中国地处东亚的陆海地缘中心，与各国有着天然的链接，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与外部链接的水平将会大大提升，包括基础设施网络、产业园建设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经济结构转型，中国一方面成为地区经济的重心，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成为创新中心，推动构建新结构下的区域网络。如果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把包括印度在内的大经济体连接起来，就可以形成区域内的强大动力机制。美国特朗普政府扬言要与中国经济“脱钩”，事实上，美国对东亚的依赖难以摆脱，政府想脱钩，企业也不干。

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一系列复杂的反应。就东亚地区而言，有一个如何“接纳”中国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接纳，是指认可与支持中国在地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比如，东盟一个机构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45%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会力图把东南亚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经济发展而言，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心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美国也成为推动多边体系与亚太区域机制构建的领导者。如今美国退群，搞美国第一，对地区合作失意，但对中国的作用还在观察，缺乏信赖。

中国是“非西方大国崛起”，这是西方崛起以后的一个新变化。中国探索走自己特色的国家治理方式，这与美国专家预想的“历史终结”趋势不同，为此，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格外警惕，东亚地区一些国家也用观察的眼光看待中国。特别是二战以后，出于复杂的原因，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进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基本回归正常，然而，还有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比如与日本的历史争端，与东盟一些国家的海上争端，与印度尚未解决的边界纠葛，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等，那些与中国有争端、有分歧的国家难以完全认可与接受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这无疑都影响中国在这个地区发挥引领作用。

最近，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应对中国的崛起，认定非市场经济的东方中国崛起对他们是一个威胁。就像欧美日三方关于改革多边贸易体系的联合声明，主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的，要抬高中国参与和利用开放多边体系的门槛，利用双边谈判压中国改变经济管理体制与政策，这个取向恐怕已经非常清楚了。这种形势对于亚太、东亚合作都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让大家的注意力，可能也包括政策选项发生转变。中国是一个复合体，就经济总量而言，包括工业产值，排名世界前列，似乎是“发达国家”；就人均GDP而言，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排名还在世界中位以下；就出口而言，是世界第一大国，但是，中国的制造业严重依赖外来投入；科技水平个别领域先进，总体水平并不高。特别是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管理体制仍然问题很多，市场经济的体系并不完善。这样的情况势必与中国作为一个位居前列的世界大国身份不符，因此，在推动市场开放上，包括新规则制定上，往往处在低位，无法起到引领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路上。

总之，我们面临新的形势，需要有新的认识，需要有新的应对战略、政策与行动。与时俱进，这个法则也适用于区域合作。

（责任编辑：陈志瑞）

[1]本文根据张蕴岭教授2018年12月8日在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并经本人修改。

[2]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