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政策科学的周边外交研究

从政策研究来看，中国的崛起必须要考虑到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周边有十多个国家且有如此漫长的互动交流历史。认清这一点是制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否则很难出台相应的、有效的外交政策。

近代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式，即朝贡体系。对于朝贡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解释。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朝贡体系视为中国的帝国主义，这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然而，中国学者对朝贡体系也有太多负面的看法，梁启超就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的帝国主义。笔者认为这不正确。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以一个最强大国家即中国为中心的单边自由贸易体系。朝贡体系有利于周边外交，但很不对等，且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这个体系经常被中断。不过，朝贡体系比当时的其他帝国体系都要行之有效，况且也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体系，因此中断之后又得以重启。当然，朝贡体系在当时也并非只有中国使用，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对它们周边的较小国家也实行朝贡体系。在西方力量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既有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被打破。现在的周边问题，诸如朝鲜、东海、南海、印度洋等问题都同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不开。以前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后来被西方取代，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亚洲秩序就是西方地缘政治影响在亚洲的延伸。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地缘政治遗产。美国等西方力量从殖民时代开始，已经把亚洲很多国家内化成为它们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中国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与其互动，而非冲突。

今天，我们面临着两个体系的冲突。一方面，西方地缘政治势力在亚洲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便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衰退的迹象，但这种衰退是相对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换言之，西方的力量还会长期存在于亚洲。另一方面，中国在崛起，这必然产生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制造业国。一个国家崛起，必然会对周边国家产生深刻影响。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甚至恐惧，主要是它们要面对中国快速崛起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担忧尤其发生在东南亚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本身就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的内在部分。现在在西方秩序之外出现了一个中国秩序，这使得它们非常担忧。南亚国家也一样，日本也同样如此。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中国本身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清朝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秩序，当西方秩序出现以后，中国耗费漫长时间进行了痛苦的调整。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期，东南亚国家要在两种秩序中权衡抉择，更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未来10—15年的外交周边环境会变得更为复杂，面临诸多挑战。以前中国弱小，因为只有一个秩序，所以这些国家没有选择的困难，并且中国外交一直在做自我调整。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强大，一些周边国家必然处于不同秩序的影响和牵绊之中，其审时度势的战略选择反而不易。反过来说，这些外在力量和因素也会作用于中国，影响我们的周边外交。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处理好与西方地缘政治秩序的关系。中国不要另起炉灶，而是要与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有某种程度的“接轨”，现在经济上已经有较好的接轨。考虑到中国与西方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让西方来接受中国秩序会很困难。尽管西方自由贸易体制有不合理之处，但也要承认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衰落，西方发展出了这套自由贸易体制。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加入这套体制，在体制内谋求内部的改革，并因此受益良多。中国不是要推翻这套体制，不是革命家，而是作为新兴大国来补充和创新这套体制。WTO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改革。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都是与现行体制接轨和对其进行补充的过程，并非要取代现存体制。而因为周边国家多是旧有秩序体制的一部分，中国加强同现存国际体系的接轨，就会提高中国被接受的程度，减少中国崛起的成本。中国崛起考虑到周边国家的选择，也会使周边国家更乐于接受这一过程，加强与中国的互动合作。

就周边关系而言，日本比美国更直接构成与中国的竞争。美国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冲突，但日本不同。美国可能会委托日本来掌控亚太地区的控制权，这与日本目前在国内实施“国家正常化”的改革相吻合。日本“国家正常化”就是要追求其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东北亚和东南亚都是其考虑的范围。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不仅是美国的帮凶，而且追求独立于美国地缘政治势力以外的利益。因此，我们在处理“美日同盟”时要区别对待，日本会在“美日同盟”保护伞下追求自己独立的地缘政治范围，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

俄罗斯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非常大。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史上较好的时期。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国内问题很多，但其扩张甚至比美国更厉害。特朗普上台后如果同俄罗斯搞好关系，北约和欧盟会非常担心，而最担心的则是俄罗斯周边的小国家。美国如果往回收缩力量，俄罗斯失去制衡力量，其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就可能加大，也难免担惊受怕。

印度是民族主义很强的国家，其部分精英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取向。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有全国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来整合国家，所以民族主义对印度而言非常重要。无论在西藏问题，还是巴基斯坦问题、印度洋问题上，这种民族主义都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地缘政治，并构成挑战。

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我们都无法逃避周边外交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因而，我们对周边外交和地缘政治等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讨论，这无论对学科建设还是政策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至少对学界而言，现在正是一个深入探讨周边外交相关学术和知识的最佳时期，通过梳理总结古今中外周边外交的经验教训并进行理论提炼和升华，既可以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和学科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也是中国切实维护周边安全、实现和平崛起之所需。

（责任编辑：陈志瑞）

[1]本文原系作者为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拟于2017年出版的《周边外交论丛》集刊所撰的发刊词。因计划有变，本次发表经作者本人稍加调整修改。

[2]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