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医生、侨商到作家、编辑的转变
林太乙在《林语堂传》开篇即描述林语堂的“快乐的童年”，其中一段描述是：“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有两个小兄弟从福建省龙溪县所属的小乡村坂仔，乘小舟到小溪去。那是五六里的行程，溪水很浅，只有小舟可行。有时船夫船女只好跳入水里，将小舟扛在肩上走。那两个孩子兴奋至极，有说有笑，尤其是那个小的。他十岁，今天离别那四面重重叠叠皆是山陵的坂仔，随着三哥到厦门鼓浪屿去念书。三哥到寻源书院读中学，他则去念小学。这两兄弟是坂仔林至诚牧师的儿子。”[4]林至诚牧师的两个儿子名字分别是和清、和乐，和清即三哥，14岁，弟弟和乐，即林语堂，10岁。林和清（也有写为林河清）后来常用的名字是林憾，他别号憾庐，笔名林憾、心感、憾庐。[5]林憾出生于1891年，12岁（1903年）被父亲送到鼓浪屿教会学校读书[6]，陆续就学于养元小学和寻源书院。1905年，林语堂跟随他到鼓浪屿读书。林语堂到鼓浪屿读书的第二年，林至诚无法承受培养子女的费用，就叫林憾提前结束在寻源书院的中学学习，到救世医院医科学校学医。林太乙的描述是：“数年前，他父亲（林至诚）是变卖祖母传下的一幢小房屋，才能够送二哥到圣约翰去读书的。他记得，在签约的时候，父亲的眼泪滴在契纸上。大哥、三哥就读鼓浪屿救世医院医科。——那时的医学校并没有严格的标准，许多西医院为了培育人才，往往附设医科学校，招收学生，施予医院专科教育。”[7]19岁（1910年），林憾从救世医院医科毕业后，在家乡行医。26岁（1917年），林憾奉父命到新加坡与友人合资经营橡胶园。31岁左右（1922年）林憾回到厦门，在鼓浪屿开办药店并行医，也担任牧师工作。他喜好文学，在南洋期间，撰写了许多诗词和散文。[8]林憾对五弟林语堂的学养一向较为崇敬，林憾与新文学的重要刊物《晨报副镌》《语丝》等结缘，与林语堂有较大关系。1923年，林语堂从德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授，成为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的重要作者。1924年，林憾诗作也开始在《晨报副镌》发表。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林语堂为长期撰稿人，林憾也在《语丝》发表诗歌和散文，署名“心感”。正如他在《谈语丝派》一文中说：“我不是语丝社的人，虽然在《语丝》发表过文字。因为曾在《晨报副镌》上投过稿，常看晨报副刊，而语丝社诸人的文章也常读的，颇为熟识了。兼之，《语丝》的创办人中，语堂也在内，所以第一期就寄给我，以后一直收到停刊为止，每期我都读过。”[9]借助文学写作的爱好与经验积累，1926年，林憾被厦门《民钟日报》聘请担任副刊编辑。
1926年9月，林语堂南下出任厦门大学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成为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核心人物。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成立，林景良、林幽担任编辑部主任。当时厦门大学文科的一流教授大部分由林语堂推荐并聘请，林氏兄弟的文化活动进入一个高潮，与南下的文化名流交往密切，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可见一斑（见表1）。
表1 《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文化名流交往
表1 《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文化名流交往-续表
林氏兄弟与鲁迅也有较多往来，1926年11月16日《鲁迅日记》也记“夜，林景良及河清来”；11月26日记，下午，“林河清来”。当时厦门大学创办不久，与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相比，后勤保障并不理想，生活条件也较为恶劣，人际关系较为复杂，南下学人普遍存在不适应感。鲁迅去世之际，林语堂撰写的《悼鲁迅》文中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10]从《顾颉刚日记》记载的内容看，林语堂夫妇和林氏兄弟在此情况下，介入南下学人的日常生活，自觉地代替学校扮演东道主角色，以缓解他们因生活不变带来的抱怨。比如他们到鼓浪屿游玩，林憾常担任向导之职。在此过程中，他们形成较好的友谊，也能在学问与文学上有所交流，比如林憾将诗歌交给顾颉刚评阅，就是其中一例。
在《民钟日报》任编辑的陈昌标（陈范予，1901—1941年）是浙江诸暨人，在林憾等人的引见下，以浙江同乡的名义拜访鲁迅。《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1月5日下午，“陈昌标来”。1月8日下午，《民钟日报》报社同仁为鲁迅饯行，《鲁迅日记》记载：“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万里俱至，同至洞天夜饭。”《民钟日报》的陈允洛、梁唯明、李铁民也参加了此次宴请。1927年，厦门大学停办国学院，大部分南下学人也离开了厦门。林语堂也从厦门到了上海。鲁迅先赴广州，后到上海。1928年，林憾也开始赴上海从事著译活动，并与鲁迅保持往来，《鲁迅日记》载：
1月25日，雨，下午晴，寿山来，林和清及杨君来。
1月26日，晴，林玉堂及其夫人招饮……席中有章雪山、雪村，林和清。
9月27日，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盒，夜，邀请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
1928年1月25日随同林憾拜访鲁迅的“杨君”，即杨骚（1900—1956年），是林憾的漳州老乡。他曾在新加坡道南小学任教，并从事写作翻译工作。1927年到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经过林憾引见，杨骚成为鲁迅主编的《语丝》和《奔流》杂志的撰稿人。《奔流》一共出版了15期，杨骚发表了著译诗歌15首、剧本3篇、小说1篇。林憾也在《语丝》和《奔流》上发表诗歌与散文。杨骚在上海文坛的迅速崛起，与鲁迅的提携关系密切，《鲁迅日记》中1928年记载杨骚31次，1929年38次，可见关系之密切。1928年9月27日随林语堂、林憾一起到鲁迅寓所的“维铨”也是杨骚，“若狂”则是林语堂大哥林孟温的长子林惠元，也是文学青年。林憾与鲁迅有较多往来，感情深厚。鲁迅逝世，对他触动很大，立即撰写《悼鲁迅》，以“憾庐”的笔名发表在《立报》组织的《鲁迅先生纪念特刊》（1936年10月24日）：
依着平日习惯，早上翻开《立报》一看时，鲁迅先生死了的消息赫然在目。这是真的，遗像和消息清楚地告诉我，鲁迅先生死了！
再没有甚么损失比这个更重大了，对于我们文学界。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的成就比任何人为大，他的作风给新文学以最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向来不曾被人用得那么活跳，有生气，有力量。简单的句子，每句话每一字有着意义，有着锋芒，强力地表现他所要说的。这个，同时代没有人能及得他。
在思想上，他当是最前进的，一般人还在主张“纯文艺”，提倡“艺术至上主义”时，他已经在写作革命的文学理论了。他永远是时代的斗士，革命的先驱，站在最前线，斗争着，攻击着，前进着。
我最佩服鲁迅先生的是他的极端性，他自己似乎要避免说话，但一说话，便透着这极端性，尽量表示出来。对于虚伪欺诈及社会的一切黑暗罪恶，他有极端的憎恶。对于敌人及现社会的不对处，他绝不宽恕姑息，毫不留情。然而，在“中庸”的中国人，却正需要这样极端的彻底的思想革命者。
而且，他对于现社会的憎恶，是根据着对于全人类的广大的爱。不然，他为甚么终身苦苦地兜着呢？这个，他虽然不表示出来，我们却明白地知道。
我这回到上海来，因为病缠了两个月，几乎完全不出门，还没有去拜望他。谁想到他竟在仅仅五十六岁年纪就死了呢？他应当活着，为时代而活着，一直到这社会改革了然后死去才对！
然而，鲁迅先生死了，他竟这样地死去了！[11]
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恰值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文学界围绕着鲁迅杂文、鲁迅文学风格展开了一场论争。而后在1938年12月20日，阿英、王任叔等人就分歧达成共识，联合署名发表了《我们对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肯定了鲁迅风和杂文的战斗作用。1939年1月11日，文载道（金性尧）、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石灵等人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鲁迅风》。周木斋邀请林憾撰写文稿，于是他撰写了《怀鲁迅》：
周君要我为《鲁迅风》写一二短文，因为什务萦身之故，一直不曾写，然而每回他送给我一本《鲁迅风》时，我总觉得像负了一笔债似的，心里有点歉然。不但如此，我对于故去的鲁迅先生也常常觉得歉然。因为我前年秋天到上海，自己患了疟疾，时常反复重发，又住在沪西，因而不曾去拜望鲁迅先生——直到他的噩耗传来时，使我觉得真是抱憾之至。而此后我只在《立报》《言林》上面写过两篇小文，表示我说的哀悼而已。现在，似乎应该是还还债了，便拉杂写一些，作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怀念。[12]
林憾延续了此前的看法，赞赏鲁迅简练的行文风格：“当时虽然周氏兄弟并称，然而在风格上和文章上，我喜欢鲁迅过于周作人，鲁迅的文章是他独创的，那么精炼、警策、明快、剽劲，尤其是短文，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谁能够写出他那么简洁而有力量的短文。”[13]他对鲁迅冷酷文风背后的大爱深有感触：“我们不要只看他的文字所表现的对人的憎恨厌恶的一方面，也不要单学他的讥讽笑骂的文章，而应当通过这表层，理解他，明了他对人类的爱。”[14]